“三权分置”下的农村土地权利结构研究

研究目的:明确"三权分置"下的农村土地权利结构。研究方法: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现行法下的中国农村土地权利结构,以"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基本结构,还包括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权+租赁权"两种类型。(2)"三权分置"的背景下,首先应当将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置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在土地经营权物权性流转时农户保留土地承包权;债权性流转时则为"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村土地权利结构,取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形式,在物权性流转时为土地经营权,在债权性流转时是土地经营权的租赁权,在两种性质流转并存时是"土地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租赁权"。研究结论:"三权分置"下农村土地权利结构的构建,应当以现行法下的农村土地权利结构为基础,既要保护农户的合法权益,又要有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     

“三农”视角下的土地流转制度创新

本文分析了土地流转制度创新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意义,以及现有土地制度设计缺陷,提出土地制度创新路径和应该注意的问题.     

地权结构细分视角下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改革:一个分析框架的构建

基于地权结构细分视角,本文对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与改革进行了文献述评。已有研究在农地产权内涵、地权变动与农地市场发展间的关系、地权变动影响农业生产绩效的机理和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等方面,缺乏对地权结构细分特征深入且逻辑一致的探讨。为此,本文提出,可以通00利的行为特征差异角度来界定地权结构细分,并借此划分细分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处分权三项权利的实践发展阶段。然后,可以先通过租值耗散、市场演变与结构细分的理论逻辑,来探究地权变迁呈现结构细分特征的原因;再通过分析该特征所带来的农户排斥国家和集体等其他主体干预的程度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通过影响农业生产要素的经济效率进而影响农业发展的内在路径,探究地权结构细分影响农业生产绩效变化的内在机制。最后,在分析农地"三权分置"政策内容与地权结构细分关系的基础上,回答在现代农业发展背景下如何有效实现农地"三权分置"的问题。     

基于“包容性增长”视角下的农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研究

城镇化、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农地非农化产生巨大价值增值,而增值收益主要被政府和土地开发商获取,农民群体仅获极低的土地补偿金。由于农民的权利主体地位缺失,导致其经济利益受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消极影响。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提出,为我们重构农地增值收益分配体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作为农地增值收益分配架构中的重要主体,农民、政府和土地开发商三者缺乏公平谈判机制,导致增值收益分配严重不公,无法保障农民合法收益,让农民无法公平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制度视角下的“城中村”问题研究

“城中村”是制度意义上的农村．“城中村”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特有的现象,是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背景下的产物。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分析“城中村”存续的系列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析相关制度安排的创新设计。笔者认为：形成“城中村”问题的制度因素主要在于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土地产权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化解“城中村”问题的根本措施在于打破传统制度的路径依赖．促进制度创新。     

农地“非农化”模式的演进与增值收益分配

本文将"地权-地租"的互动纳入"复合产权"的分析框架运用于成都集体土地入市收益分配案例的分析。本文认为:第一,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朝着市场经济决定产权规则的方向演进,使其具有"土地使用权私有化"的特征。第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模式释放了土地潜能,确保农民能分享更多的级差地租收益。改革要坚持农村土地公有性质,拓宽农村建设用地产权权能,允许其在更大范围内直接入市以及赋予更多入市方式,以实现将农地"非农化"使用权和收益权界定给农民集体和个人。     

中国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再认识”与“再出发”

本文对既有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进行了反思性述评,认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来源于国家-社会的分析模式,它既是这种分析模式在中国研究中的实践应用,也为突破国家中心和社会中心的二元对立做出了较大贡献。但是,目前,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严重局限于单向度的支配-反抗模式。事实上,本质上讲,国家与农民关系是一个多层次的、多维度的关系集,二者不是单向度的直线关系。后续研究应该关注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这种复杂性。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困境、实践与改革思路——“土地制度与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

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进入了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发展期,对土地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究竟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才能更有效地保护农民权益并且促进经济与社会     

制度变迁背景下牧户的生计脆弱性——基于“脆弱性—恢复力”分析框架

本文通过构建"脆弱性—恢复力"框架,运用内蒙古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牧区10户典型牧户30多年来生计变化状况的半结构化访谈材料,通过对案例材料进行三级编码,分析了在从草场和牲畜公有共管到牲畜私有、草场承包的制度变迁背景下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变化,以探索现行草地经营制度下促进牧户生计实现可持续的策略。研究发现:第一,分畜到户和分草到户后,草地生态状况恶化,例如水、草等自然资源减少及不同资源间搭配失衡,草地承载力下降和恢复力不足,这些都加剧了牧户的生计脆弱性;第二,牧户定居放牧后,物质资本的增加促进了其生计的恢复,但金融资本不足仍是导致牧户生计脆弱的主要因素;第三,部分牧户通过草地租赁、互惠合作等,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生计恢复;第四,部分牧户采用过牧等手段应对草地经营制度变迁带来的影响,从长远来看,这反而加剧了自身生计脆弱性。在现行草地经营制度下,通过创新草场流转方式和开展互惠合作等来优化牧户生计资本配置,将是促进其生计实现可持续的可行途径。     

宪政视角下中国土地所有制二元结构的理论探讨与反思

研究目的:通过理论分析,探讨中国土地所有制二元结构的理论根源、社会政治根源、法理根源,倡导一种较为合理的制度设计,化解现实矛盾。研究方法:从土地二元格局出发,借助现代宪政财产权理论,通过概括、分析学术界就此问题的三种看法,对有关观点进行分析论证,回归宪法确立的权利保护原则,反思现有土地制度。研究结果:土地二元结构长久以来对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落实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基本格局已不能完全适应公民财产权利保护的需要。研究结论:在新的社会变革中,政策导向或社会立法应对此进行必要的调整,在国家复兴的进程中兼顾公民的土地权利,推进社会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农”政策的演进、启示与展望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问题,围绕“三农”问题,我国不断进行政策创新实践,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做贡献。我国“三农”政策的演变主要有1978-1989年纠偏和探索时期、1989-2002年稳定和发展时期、2002-2012年新农村建设时期、2012-2021年乡村振兴时期四个阶段。“三农”政策的演进给我们的启示是：坚持党中央的领导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保障、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注重保持政策的耦合性和连续性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保障。在未来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我们应在不同视角下不断强化党的领导、坚持乡村振兴战略以及统筹城乡发展。     

基于发展权与功能损失的农村宅基地流转增值收益分配研究——以义乌市“集地券”为例

研究目的:从宅基地流转功能损失角度构建增值收益分配模型,探寻基于土地发展权的宅基地流转增值收益分配方法。研究方法:综合分析法,模型测算法,实证分析法。研究结果:义乌市制定的"集地券"流转模式的实质是运用市场机制实现土地发展权空间转移,通过"集地券"形式获得的宅基地增值收益约为1152元/m2;宅基地流转过程中,政府应补偿宅基地居住保障、社会保障以及文化服务功能价值损失,约为234元/m2;基于发展权和功能损失角度,义乌市政府、村集体和农民分享宅基地流转增值收益的比例为40∶11∶49。研究结论:建立在基准地价基础上对宅基地的土地发展权价值进行分配,并结合宅基地功能损失补偿农民体现公平原则,也接近地方政策规定及实际分配比例,符合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的改革方向。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稳步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考察与启示

宁夏平罗县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探索建立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本文通过对平罗县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产生背景及其内涵、组建、性质、职能、经营业务、治理结构、分配、支持政策和运作效果等的考察,认为“土地信用合作社”实质上是土地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符合中央的有关政策精神,符合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但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智慧型”农村公共服务模式研究——以“权力线”与“协作链”交叠为取向

构建“智慧型”农村公共服务模式,是数字化治理背景下促进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电子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题中之意。文章以整体性治理为线索,主张在农村“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中加载跨层级、跨区域和跨部门整合功能,使各级政府公共服务“权力线”与各部门公共治理“协作链”嵌入信息技术网络节点,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无缝契合与智能化协同。     

地权正规化、集体组织强制交易与加快地权流转——马克思关于英国“圈地运动”的分析及其启示

本文分析马克思关于中世纪英国地权制度属性、变革的本质和对农村居民土地剥夺的原因以及对中国地权制度改革的启示,认为在加快地权流转进程中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推进地权正规化,以防止在地权流转过程中对农户承包权的侵害和集体所有权的漠视;二是在尊重农户个体交易意愿的基础上,重视农户对集体组织强制交易的自愿性接受,加快地权流转。     

村(居)民利益保障视角下农村土地整理的政策风险与法制对策——以广东“三旧”改造中城中村改造为例

当前广东"城中村"改造主要存在如下政策与法律风险:实施主体及权限不尽统一;"公共利益,,范围难以界定;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征拆补偿缺乏法定标准与争议调处机制;转制社区长远发展依托与福利难有保障;"违建"处置欠缺法律依据;以行政裁决争议为主,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缺失等。需要从完善"城中村"城乡土地整理的宏观调控法律机制的顶层设计;因地制宜,兼顾利益,针对不同对象及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措施;按公正程序依法处置集体土地上的"违建";整合部门职能,发挥合力效应;配置土地发展权制度,完善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切实保障村居民利益及弱势群体土地产权利益等方面完善相关法律机制,实现"城中村"和谐改造。     

河南省水利工程系统与“经济—社会—水域生态”复合系统的协调度评价

水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的保障系统,水利工程系统与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关系到区域经济、社会与生态安全,水利工程建设需要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针,大力加强水生态文明建设。通过构建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测算河南省水利工程系统与"经济—社会—水域生态"复合系统的协调度。结果表明:河南省水利工程系统与"经济—社会—水域生态"复合系统协调发展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并且其协调度受水利工程系统、经济子系统和水域生态子系统发展水平的影响较大。为促进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今后应加大水利工程的投资力度,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深化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     

清初四川招民垦荒与“啯噜”的形成

清初四川在实行招民垦荒时,产生了一批被称作啯噜的人群。这类人群的形成,主要由于当地官员对政绩和税收的追求,使得原本为招徕移民所制定的优惠政策失去效用,相当一部分入川开垦的外来移民因赋役负担沉重以及地权不稳等原因或无法入籍定居,或对入籍持观望态度,逐渐演变为当地乱象,并被赋予了啯噜这一身份标签。以往的学者多从游民组织与秘密会社的角度或从地方社会治理的角度探讨啯噜问题,文章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评估了清初四川招民垦荒政策及其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探讨清初啯噜形成的实质原因及其社会影响。     

“国家—农民—村庄”视角下的中国农地集体化研究评述

研究目的：从国家、农民和村庄三个视角,评述国内外有关中国农地集体化的研究文献,深入探讨农地制度变迁的复杂成因与历史过程。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研究结果：从国家视角来看,已有研究以现代国家建设为基本脉络,将农地集体化视为一项革命性的制度安排,其成因可从国家推动集体化的原因和采取的措施来分析;从农民视角来看,已有研究关注农民的能动性,既分析了他们在情感、认知、观念和行为上的变化,也可从中见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作为连接国家与农民的中介,村庄兼具文化上的“共同体”和利益上的“博弈场”两种属性,该视角侧重考察农地集体化的微观机制,分析各主体在文化和利益驱动下的互动关系。研究结论：集体化是准确把握我国农地制度为何坚持“集体所有”不动摇的关键,未来可从强化学科交叉、促进理论提炼,超越单一视角、寻求整体理解,以及突破方法局限、增进多元认知等方面入手,以便在更广阔的理论对话上有所提升,构建更具中国特色的理论表达。     

宅基地“三权分置”的产权方案与法权构造

研究目的：将试点实践中的产权方案转化成法权构造,为宅基地“三权分置”提供入法路径。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法理分析等。研究结果：宅基地“三权分置”在试点实践中形成多种产权方案,均不能直接入法;法学界凝练的“用益物权+债权”“用益物权+用益物权”“折衷方案”等法权构造,不宜作为妥适的入法方案;通过辨明权利性质看出,“成员权+用益物权”模式是比较可行且合乎法理的应然方案。研究结论：所有权应从主体、权能维度予以续造,资格权可以根据立法技术之需,选择单独入法或将其具体权能纳入成员权范畴予以构造,使用权应设计转让、抵押、期限、用途等规则予以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