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中美权势转移:历史经验与创新思路北大核心CSSCISSCI

权势转移理论往往将大国实力的不均衡发展与霸权战争相联系,并认为崛起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不满是霸权战争的根源,由此提出管理权势转移的必要性。美国与亚太战略再平衡相联系的战略东移,本质上便是对中美权势转移的预防性管理,这呼吁中国应采取有效的战略应对以避免被动式管理、反应式管理和个案式管理。一方面,美国的管理本身存在着源于权势转移理论的重大前提假设错误,为中国主动应对进而有效管理中美权势转移创造了机遇;另一方面,作为历史上少有的成功实现和平权势转移的国家,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美英权势转移的管理经验,也为中国未来主动、有效地管理中美权势转移提供了重要参考。为避免由美国预防性管理中美权势转移而带来的涉中国的争端集中性爆发,中国针对中美权势转移的主动和有效管理战略应确立精细的阶段性战略和阶段间衔接战略,实现从"坚持韬光养晦"到"部分积极有所作为"再到"全面积极有所作为"的平稳过渡,最终迭致中美权势转移的和平实现。     

中美非对称相互依赖与权力变迁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美之间存在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关系,主要反映在外交、贸易、投资、经济自由化与技术等领域,不过这种非对称相互依赖正随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逐渐削弱、中国世界政治经济地位的渐趋增强而发生演变。文章通过构建声誉模型,试图阐释中美非对称相互依赖及其权力变迁的过程。文章认为这一过程可以分为美国占绝对优势、显著优势、相对明显优势、比较优势四个阶段。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文章指出两国非对称相互依赖及其权力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政治与市场的交互影响、要素比较优势的动态差异,其中市场体量尤其是中国市场体量是决定中美权力资源配置的关键要素。虽然目前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美国仍处于有利位势,但是中国的权力位势正在逐步增加。文章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中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推动中美权力变迁的内在动力。文章认为,中美外交关系的改善、中国经济自由化的扩大、投资权力的增强和技术实力的上升,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中方应抓住非对称相互依赖变迁中有利于中国变化的趋势,积极推进对美合作共赢战略,将中美关系引向对称依赖方向发展。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3年以来,美国官方开始逐渐接受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因此,尽快提出符合中国利益、又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新型大国关系具体实践路径就成为中国学术界面临的重要任务。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中美首脑会晤中提出的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三个内涵,可以作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条路径的起点。"不对抗、不冲突"是低层目标,在这一层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有相当基础,提升关系的路径是维护和加强中美现存的战略性相互依存关系;"相互尊重"是中层目标,即中美两国彼此尊重对方的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实现路径是寻求双方都可接受的中间点,逐步推进,增加信心,但不奢求建立高水平信任;"合作共赢"是高层目标,应设定在中美合作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上,实现路径可以是两国共同维护、改革和建设国际制度。综合来看,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核心是"冷静管理双边、建设国际制度"。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近中期看,需要依靠现实主义对中美双边关系的清醒认识、现实心态与精心管控;从中长期看,则需要两国超越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束缚。     

奥巴马政府与亚太地区秩序北大核心CSSCISSCI

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崛起和东亚地区合作的开展推动着亚太地区秩序的转型。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着力打造跨太平洋体系,以塑造新的亚太地区秩序。该秩序的特点是以美国主导的共同体秩序为核心,并带有大国协调秩序和两极秩序的元素。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以制衡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巩固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和地位为目标,加大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的力度,重塑地区政治经济格局。该战略的实施一方面凸显了地区秩序中的安全因素,提升了美国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巩固了美国对亚太秩序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这些战略举措增加了中国在亚太所承受的外交与安全压力,掣肘着东亚合作的发展,并加剧了地区秩序两极化的张力。与此同时,奥巴马的亚太战略也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挑战,主要表现在新形势下美国在地区事务中角色的恰当定位、安全牌的限度、如何处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如何调节东亚秩序与亚太秩序的关系等问题上。展望未来的亚太新秩序,其塑造力量将更加多元,支撑机制会更加多样,秩序运行的规则将更多地带有亚洲的印记,太平洋两岸在该秩序中的地位亦将更加对称。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北大核心CSSCISSCI

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了一个以其为中心、具有一定等级性的同盟体系。在"重返亚太"的背景下,美国进一步强化了其亚太同盟体系。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需要寻找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应对和共处之道,这会直接影响中国崛起的总体外部安全环境以及本地区安全格局的发展方向。中国要以积极的方式,降低美亚太同盟体系在地区安全结构中的消极作用,避免在这个地区形成传统的大国划分势力范围互相对抗的局面。一方面要对周边国家执行具有差异化的政策,加强经济手段和安全手段的配合使用;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弱化美同盟体系的作用。同时要以更加具有包容性的视角和思路,看待本地区的安全挑战,解决本地区的安全关切,推动更具包容性和建设性的地区安全机制和架构的建设。中国应对美国亚太地区同盟体系的有效性,会对周边安全环境的性质产生较为根本性的影响。     

现实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的权力建构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的建构主义原则上可以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实体理论相融合,建构主义试图在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因此它与现实主义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并非截然对立,这就为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话提供了前提条件。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融合而成的现实建构主义有两个核心假设:一是国际政治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二是国际政治无法超越权力政治。因而,现实建构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探讨权力的多种形式及其在建构国际政治中的不同作用。     

关系性契约与中美信任维持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权力转移进程加快,中美战略互信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作为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中美信任的衰退、流失将引发战略互信赤字,致使中美关系背负沉重的代价。在相互依赖的时代背景下,两国如何在信任与不信之间维持均衡?当双边信任恶化时可以依靠哪些约束性机制维持和修复双边信任?作者在梳理既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炼出"关系型信任"的概念,从规制性、规范性和关系性三种维度理解复杂的信任内涵。双边信任作为一束关系,源于"礼尚往来"的互惠实践,信任维持的因果逻辑则以"关系性契约"为核心。关系契约的效力是内生的、过程性的,不依赖外在力量。一旦双方处于互惠关系中,为了维持长远利益,中美在危机面前宁愿克制对短期利益的追求,避免苛刻的交易影响双边关系大局,为彼此留下应对与回旋的空间。中关之间的正式保障制度是外化了的"关系",心照不宣的心理默契则是内化了的"关系"。理性契约、心理契约与关系契约三重约束互为一体,对动态的中美信任进行有效管理,这无疑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权力转移、地理距离与大国战和关系

权力转移理论对地区内大国关系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在解释地区间大国关系时存在明显不足。与同一地区内大国间发生的权力转移不同,不同地区大国间发生的权力转移几乎没有导致战争的先例。这源于权力转移理论本身的诸多缺点,尤其是其忽略地理距离这一变量。在同一地区内发生权力转移时,权力转移双方横向压力与安全困境较大,双方对相对实力和战争结果有不同判断,权力转移易于触发同盟连锁效应,战争容易爆发;而在不同地区间发生权力转移时,这三个机制相对较弱,虽然权力转移过程中双方龃龉不断,但战争爆发的概率较小。作者选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俄权力转移、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美权力转移以及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美苏权力转移作为案例,使用皮尔森卡方检验检测权力转移、地理距离与大国战和关系的相关性。依据修正过的权力转移理论,中美之间的权力对比变化将会导致两国关系持续紧张且长期对峙,美国将长期采取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政策,但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小。     

交往行动、战略对话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建构北大核心CSSCISSCI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可以被运用到身份研究当中。根据这一理论,施动者之间是在一个共同的生活世界当中通过争论、商议和劝说的过程来交换理由和论据的,也就是说,争论的双方都拥有平等的地位。这种商议和争论的结果有可能是双方之间就一个特定的问题形成了共识,也可能是双方之间由于分歧过大而各自保留自身的论点,但是在交往行动中互动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被对方所提供的更好的论据所说服。作者结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分析了中国通过这一机制来为自身建构一种负责任大国身份的过程。在这一机制当中,中美两国之间就相互的国际责任和身份定位等问题进行了争论,并且在各自保留异议的基础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中国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美国对中国的疑虑,并且使自我的身份定位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国所接受。同时,作为一种理论工具,交往行动理论也有助于推动对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各种双边和多边对话机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从而对中国同相关国家开展战略对话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权力变迁、责任协调与中美关系的未来北大核心CSSCISSCI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国与主导国的权力持平会导致相互冲突。根据这一理论主张,不少人认为中美关系在走上大国对抗的老路。应当承认,权力变迁确实会诱发主导国与崛起国的紧张局面。但是,解决公共问题的需要可以促成新旧权力之间的认可与协调。这是中美关系区别于历史上大国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1945年以前是进攻现实主义主导的时代,由于权力工具能带来显著收益,且国际协调的空间较小,主导国和崛起国都倾向于采用竞争型战略,于是它们经常陷入对抗局面。1945年以后是防御现实主义主导的时代,竞争型战略不再是占优战略,随着协调型战略进入策略组合,"混合策略"成为行为体互动的策略。其结果是,尽管相互合作的最优局面不易出现,相互对抗的最差局面却是可以避免的。在经验层面,英美在美洲的早期竞争揭示出权力变迁导致关系紧张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但是,美国政策辩论中肆意放大中美关系对抗性的观点是值得警惕的。时代的发展和两国的利益都要求中美实现协调与合作。     

企业间合作关系终止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北大核心CSSCISSCI

企业间合作关系的管理是战略与组织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既有研究对合作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均做了详尽的考察及整理,但缺乏对合作关系终止研究的系统回顾与整合。本文旨在对合作关系终止的相关研究做全面综述。综述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首先,何为企业间合作关系的终止;其次,哪些因素导致了合作关系的终止;第三,合作关系的终止对企业有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建立一套系统的整合框架对以上三个问题的研究进行评述,在指出现有文献中不足之处的同时,提出未来研究的可行方向,以期为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并为企业间关系的管理实践带来启示。     

中国与澳大利亚煤炭贸易合作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澳大利亚则是全球最大的煤炭出口国。两国煤炭供需状况、储量与质量、资源分布,以及煤炭运输基础设施、地理位置、政治经济状况等因素构成了双方煤炭贸易坚实的合作基础。随着中澳煤炭贸易不断深入和多样化,双方的合作将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应采取各种措施保持并拓展。     

权力、相互依赖与国际货币合作--基于国际货币体系史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货币体系不仅具备制度的核心内容(社会性规则)和基本功能(减少不确定性),而且还具备制度的本质特征(公共品)。纵观国际货币体系史,无论哪种国际货币体系,其正常运转都得依赖于国际合作。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使得作为公共品的国际货币制度能够在"无政府"状态下达成合作与合理秩序。霸权衰落后的国际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各国的国内协调与国际协调权衡或决策的内生需求,并可通过国际机制的作用而得到促进。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既取决于世界储备货币发行国之间的货币政策协调,又离不开世界储备货币发行国(尤其是美国)与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合作。国际货币制度合作的路径取向应是从区域性合作到全球性合作。无论是为了寻求多边世界的合作还是作为利益的相关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都要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进程,其突破口在于推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以提高人民币的区域地位和国际化水平。     

关系与权力:网络视角下的东盟中心地位北大核心CSSCISSCI

东盟中心地位是近年来东盟在地区一体化与东亚区域合作中维护自身整体性、独立性和主导性的重要原则。尽管已获得相关国家的支持和肯定,但其内涵、效度及前景等问题依然存疑。网络视角为考察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在网络视角下,东盟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网络中的行为体之一,能够通过关系与关系网络建构自身的地位与权力。网络分析证明,东盟通过倡议并主导东亚区域主要合作框架,在各领域建立同其他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积累了丰富的关系性权力,在制度和互动层面占据中心地位。其中心地位体现在对于合作进程的主导、议程和规范的塑造以及主体间关系与利益的协调等方面。建构过程既体现出国际关系领域权力资源的演进机理,同时也具有东盟本身和东亚区域环境所带来的独特表征。东盟需要更加明晰其在地区内外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心地位附带的责任,保持关系性权力优势,以维护自身的中心地位并使之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论国家利益与国际法的关系演变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家利益与国际法的关系有一个变迁过程,这种变迁过程和国际法的"道德进化"以及国际法变成真正的"国家合意之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道德"的角度来说,古代与近代国际法往往处于比较低的状态,或者说它们只是规范了很低标准的道德,其中一些甚至还属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也一度得到早期国际法的支持。而这种性质的国际法在工具意义上就成为强国掠夺弱国的工具,有利于大国、强国的利益扩张,却和弱小国家的国家利益存在很大的冲突。当《联合国宪章》将主权平等原则确定下来并得到各国遵守之后,国际法才真正变成"国家之间合意之法"。这时,对大国来说,国际法主要还是它们之间利益均衡下的结果,有利于稳定它们主导的国际结构体系以及秩序体系;对小国来说,国际法变成保护其"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主要工具。此时的国家利益与当代国际法体系,或整体上的国际法的关系,变成一种新的共生共长、相互依赖的关系。当然,这不排除某些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或规则与不同国家的国家利益、同一国家不同部分的国家利益、同一国家不同时间阶段的国家利益、甚至同一国家同一部分同一时间段的国家利益的不同层次,发生冲突或者存在不协调之处。     

制度化安全合作与权力的自我约束北大核心

本文探讨的是传统安全领域国家间制度合作的形成与大国权力自我约束的关系问题。安全制度的建立与维持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其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一般地说 ,安全制度能够有效地促进国家间的合作 ,但安全制度的建立较之其他领域来说相对困难。在安全领域 ,制度建立与大国的权力自我约束之间有重要关联。而权力自我约束主要受力量和观念结构因素的影响。     

回归权力的关系语境——国家社会性权力的网络分析与测量北大核心CSSCISSCI

网络分析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不仅提供了权力回归其关系性本质的研究路径,而且能够将权力置于国际关系整体结构中进行理解和测量。基于网络分析研究路径,作者提出与物质性权力具有本质差异的社会性权力概念。社会性权力的来源和性质由行为体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及其联结方式决定,因而可区分为直达权力、通达权力、居间权力和借势权力四种类型。通过对外交关系、经济关系和军事安全关系三种类型的国际关系数据进行网络分析,社会性权力与物质性权力彼此关联但具有显著实证差异。在当今多元而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物质性权力已经远远不能体现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影响的渠道、方式和程度,而社会性权力承认相互依存和密切联系,在研究和思考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不管是作为物质性权力的补充,还是作为具体研究中对权力的单独考量,社会性权力都是极其重要的概念和变量。而网络分析使得这一概念可操作化和可测量,又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性权力在实证研究中的价值。     

国家有限权力与全球有效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全球问题的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但是全球有效治理并未自动生成,更非当今世界现实。在全球治理中,国家的角色是矛盾的,它既是最核心的治理主体,也被视为充满问题的治理对象。全球治理有赖于国家为其提供合法性与执行力,然而权力的局限又迫使国家寻求更有效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国家与治理之间相互需求的不对称,导致国家对治理的多变态度,并阻碍全球有效治理的实现。因此,迫切需要探寻规范国家权力运行的治理路径,通过重构国家利益中的自我与他者、构建新型多边合作机制、合理界定国家在多元治理中的地位、维护既有国际规制并推动其改革等,在弥补国家权力缺失与供给不足的进程中增加国家对全球治理的需求,引导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逐步走出低效均衡的困境。     

WTO争端解决机制:规则与权力并重北大核心CSSCISSCI

争端解决机制是WTO规则体系的重要保障,也被认为是国际司法体系的重大创新。争端解决机制在程序上的独立性使人们相信或者期待,它能够实现国际事务从权力型外交向规则型外交的转变。本文在肯定了争端解决机制在司法过程中的独立性和规则导向性的同时,通过对WTO争端解决机制裁决执行情况的分析,指出 WTO争端解决机制并没有超越以权力政治为基础的国际关系,规则导向与权力导向并存才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真实情景。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前景论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五年来,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一直饱受诟病,实质上折射出美国战略调整的困境,印证了美国已从唯一超级大国蜕变为特殊大国,沦为一个摇摆的力量。美国"再平衡"源于战略焦虑,主要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三个层面铺开。"再平衡"战略出现了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军事化,这将损害美国分享亚洲地区经济红利的机会。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或为其盟友利用。增添了美国的战略负担。美国越来越多地介入南海事务,成为南海争端的"第三方"。囿于美国决策者抱残守缺,试图以20世纪的方式来应对21世纪的问题,"再平衡"战略的出发点、动机和方式均存在严重瑕疵与漏洞,加上推行过程中还受到国内外因素的严重掣肘,影响这一战略的变数甚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说明了美国将难以摆脱其战略困境。而且中东与乌克兰危机都会分散美国的注意力。或许美国会逐渐认识到,在没有外来主导的情况下,亚洲国家有能力、有智慧塑造和构建一个互利共赢的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