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合约的制度基础、演进机理与治理效率

最优公司治理合约是人们在给定局限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社会制度基础就是公司治理合约选择的给定局限条件。社会制度基础主要影响产权界定类型和界定效率，进而决定包括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在内的总交易费用以及交易效率，导致人们所选择的公司治理合约形式不同。特殊关系治理合约和普遍关系治理合约是两种典型的治理合约形式，其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的值不同。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是相互替代的，科学选择治理合约形式可以有效降低总交易费用。社会制度基础发生变化，最优的治理合约形式也将随之发生相应变化。而制度演化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简单模仿他国的经验是不可取的。     

家族和民营企业的董事会与公司治理

家族企业：既是原始的也是现代的家族企业是一种古老而常新的企业形式,它的起源可能已经无从考证,其现代新版本可以随手拈来。从一人、夫妻、父子、兄弟掌控到一个复杂的家族系列各种形式都有。创业者个人或家族的理念不同可能导致家族企业在制度形式和组织发展上走上完全不同的路径。既有完全一人掌握股权的成功典型．也有不断稀释股权,创业者最后只占百分之二三的优秀范例。     

全球化背景下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趋势分析

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公司治理模式是否趋同的问题,是比较公司治理学派争论的核心。通过选取六个定量指标来分析20年来世界上四种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趋势,可以发现经验数据并不支持趋同论的观点。全球化会导致各种公司治理模式相互学习和相互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种公司治理模式将会趋同。这一研究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我国在选择公司治理模式时绝不能刻意模仿和盲目照搬,只有很好地适应我国政治、法律、经济、历史、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公司治理模式才可能发挥最佳治理效率。     

中国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观念性障碍分析

中国民营企业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特殊企业形态,客观上存在着许多不规范、不完善的东西,而家族制是典型的民营企业形式。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日益成熟,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加剧,家族制已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制约,因而我国民营企业进行制度创新面临着紧迫任务。事实上,现在我国很多民营企业已经具备了进行制度创新所要求的资本、技术、管理等经济条件,但却难以顺利地实现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中间关键是存在着一些观念性障碍问题难以突破。     

公司治理评价、治理指数与公司业绩--来自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3年的评价样本,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CCGI^NK）及其所涉及的六个维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治理指数对总资产收益率、每股净资产、加权每股收益、每股经营性现金流量、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年度增长率、财务预警值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表明拥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股本扩张能力、运营效率、成长能力,有助于增强财务弹性和财务安全性。公司治理中所涉及的控股股东治理、董事会治理、经理层治理、信息披露、利益相关者治理、监事会治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上市公司是否能够拥有一套科学的决策制定机制与决策执行机制。而这将对公司业绩和公司价值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利用中国2005—2007年343家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对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发现和结论是:经营者持股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发现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更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国有持股比例(包括国有股和国有法人持股)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反相关关系,国有持股比例越高,技术创新能力越低;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主的机构投资者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效应,机构持股比例越高,技术创新能力越强;独立董事制度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比较高的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明显高于独立董事占比较低的企业。本文还根据上述结论,从公司治理的视角提出了提升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公司成长的演进规则

一个人的身高是由骨骼决定的,骨骼生长发育得好,身材便高大;骨骼的生长发育出毛病,会导致生长障碍,身材便矮小。治理结构就是公司这个法人的骨骼,决定着公司能长多高、多大和多强。     

母、子、孙多层次治理——复星为什么？

复星集团身为涉足6个领域的巨型综合类民营企业,面临着各产业、各企业之间巨大的协调难题,但同时也复星探索高效的管理控体系提供了机遇。     

金融混业监管的制度演进与模式选择

混业经营已是当今世界金融发展的趋势,我国也逐渐融入到这个趋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率先倡导加强混业监管,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将非常重要.我国应遵循制度演进的过程,更新监管理念,根据过渡期监管的原则,选择适合国情的监管模式,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公司治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制度平台

中国跨国公司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培育和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将成为这一阶段发展的一项主要任务。中国企业是否能成功地走出去,并最终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关键取决于自身是否有一个完善的制度平台。目前急需在治理结构方面进行规范,建立起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和一整套科学规范的决策机制、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     

Who does private equity buy?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private equity from buyouts of divested businesses

Research Summary: We examine the role of nonventure private equity firms in the market for divested businesses, comparing targets bought by such firms to those bought by corporate acquirers. We argue that a combination of vigilant monitoring, high‐powered incentives, patient capital, and business independence makes private equity firms uniquely suited to correcting underinvestment problems in public corporations, and that they will therefore systematically target divested businesses that are outside their parents’ core area, whose rivals invest more in long‐term strategic assets than their parents, and whose parents have weak managerial incentives both overall and at the divisional level. Results from a sample of 1,711 divestments confirm these predictions. Our study contribute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private equity ownership, highlighting its advantage as an alternate governance form. Managerial Summary: Private equity firms are often portrayed as destroyers of corporate value, raiding established companies in pursuit of short‐term gain. In contrast, we argue that private equity investors help to revitalize businesses by enabling investments in long‐term strategic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that they are better able to evaluate, monitor, and support than public market investors. Consistent with these arguments, we find that when acquiring businesses divested by public corporations, private equity firms are more likely to buy units outside the parent's core area, those whose peers invest more in R&D than their parents, and those whose parents have weak managerial incentives, especially at the divisional level. Thus, private equity firms systematically target those businesses that may fail to realize their full potential under public ownership.     

治理伦理与公司治理:二维治理结构的建立

流行的公司治理理论是以制度性机制为单一维度的分析框架。本文通过对公司治理行为所暗含的“私人安排”的分析,将伦理参数导入公司治理的机制体系,建立了一个扩展成的“二维治理结构”。通过对几种典型的治理结构的比较分析,指出“治理伦理”标准化和职能化,以及提高伦理治理强度是改善公司治理绩效的关键环节之一。     

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的实证研究

为探索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的相关关系,文章构建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CGI),包括了上市公司受到外部机构的审核意见、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机制、经理人员激励四个主要方面。通过运用实际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确实对企业价值有高度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随着改革的深入和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呈现出逐年强化的趋势。     

国企改制：基于治理与管理内涵职能的深化分析

公司治理是公司“依法管理”的重要体现。它为维护所有者权益和公司各利益主体间的权益制衡从而规范化行使其权能,为公司外向型决策机制的形成和市场化战略营运发展亦即企业家的选拔造就提供了必要的体制保障。作为公司治理战略意向实现方式的公司管理。在实际上成为企业家才能或企业家精神导向下的管理创新过程中。反过来又有力推动公司治理和战略构想的创新发展。从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内涵职能深化分析的视角,考察我国国企改制现实,可看到当前国资管理中“国资委模式”,存在诸多应予以关注的问题。     

商务模型与民营企业绩效

目前，国内关于影响企业绩效因素的研究大多选取局部分析方法，难以得出整体性结论。新兴的商务模型理论为全面分析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提供了理论架构。本文首次运用该理论对民营企业绩效开展了计量研究。结果提示，提高民营企业绩效可以从多侧面的商务模型改良入手，这也初步验证了商务模型方法的有效性。     

产业链治理架构及其基本模式研究

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产业链日益成为竞争的主要形式,公司治理已由企业治理、企业集团治理,发展到了产业链的治理。现有产业链治理模式的研究还是侧重于管理模式方面,而对于产业链层面的董事会、经营层等内部治理架构研究方面则存在不足。本文首先界定了产业链的三种基本类型,即资源驱动型、市场主导型和技术主导型,提炼出资源、市场、技术、协调四种关键要素;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产业链治理的架构及三种基本治理模式,重点是产业链董事会和经营层的结构安排和机制设计,对其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进行了系统阐述。案例实证以三种基本治理模式为基础,针对最复杂的技术主导型产业链治理的实现问题,以上广电和比亚迪为例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两种基本产业链组合的治理问题,则选取中粮集团资源驱动型产业链、市场主导型产业链治理的典型案例展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