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内生增长模型与计量检验

人口红利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以我国中部A省为研究对象,在建立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实证与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表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正向动态关系,推动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是推动A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路。     

人口红利与城市化建设探究——基于生产函数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

本文就生产函数模型进行研究,城市化建设对人口红利衰竭关于减缓经济增长的抵补效应,得出在人口红利衰减的大环境下,我国政府应该把城市化建设重点放在哪个地区。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视角的人口发展对资源环境影响效应研究

以人口自然增长率与人均受教育年限来反映人口适度,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来反映人口结构,人口净迁移率来反映人口分布,从衡量人口发展的人口适度、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三个角度探讨了人口发展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影响。在理论研究上,将资源与环境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结合个体储蓄模型和企业决策模型,考察了人口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机理。在实证研究上,利用1993年~2013年全国29个省份(西藏、重庆数据不全被剔除)的数据就人口发展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基于VAR模型的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以上海和甘肃省为例

人口文化素质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因此提高文化软实力、人口文化素质对于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对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文盲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发达地区的人口文盲率在短期内对经济的增长的影响程度是增加的,在长期内是逐渐减少的。不发达地区的人口文盲率对经济的增长的影响度逐渐增加。我们根据实证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VAR模型的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以上海和甘肃省为例

人口文化素质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因此提高文化软实力、人口文化素质对于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对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文盲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发达地区的人口文盲率在短期内对经济的增长的影响程度是增加的,在长期内是逐渐减少的.不发达地区的人口文盲率对经济的增长的影响度逐渐增加.我们根据实证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的经济增长研究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只有从低成本中获取技术进步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内生增长理论提出了知识和技术作为经济系统内生变量对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我国应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使我国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     

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人口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人口老龄化往往意味着人口红利下降甚至消失,需要采取有效应对举措以增强经济增长动能。本文采用LMDI因素分解法考察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年龄结构和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建立模型分析了人口数量和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从挖掘人口红利潜力、加快形成二次人口红利、提升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江西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基于ECM模型的实证检验

运用BcM模型对江西高等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江西经济增长是高等教育发展Granger原因．而高等教育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发展促进效应大于高等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政府为此应该采取相关对策促进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协调持续的发展。     

出口贸易与内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基于新贸易理论与新增长理论，重点考察出口贸易如何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来影响国内非出口部门的要素生产率，从而最终推动经济增长，尤其比较了工业制成品出口与初级产品出口、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出口贸易对国内非出口部门的不同技术外溢效应，研究表明我国出口通过技术外溢提高了国内非出口部门的要素生产率，但由于出口结构与国内产业结构出现了一定的背离现象，因此导致了非出口部门与出口部门之间技术水平的收剑效应。     

内生金融发展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

本文通过吸收内生增长理论思想,修正了外生技术进步假设,建立了一个内生金融发展的二元经济增长封闭模型.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部门资本存量及其积累速度.实现二元经济总产出的增长.但是,受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配置资本内在机制的影响,金融资源配置在部门之间会出现流动性失衡,而这种失衡最终会在促进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强化二元经济结构.研究还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促进二元经济的良性转化,但受生产要素配置比例的影响,劳动力转移速度受农业部门资本存量增长速度和非农业部门产出增长率的限制.     

简评内生增长模型

各种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共同观点是,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经济可以实现内生增长的观点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本文简要介绍内生增长模型。     

人口红利：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以中国的人口红利及其兑现为例

关于中国近30年的经济腾飞,国内外学术界大多从体制改革、外资引进、技术模仿、中央集权等中国研究的常规范式进行解释。近些年,＂人口红利＂概念的提出将人口年龄结构这一关键变量引入对经济发展的考察之中。本文笔者在对＂人口红利＂进行综述的基础上,主要致力于利用建国以来的人口数据考察中国的人口转型以及人口红利的形成、演变过程;综述性分析了其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力;指出了兑现＂人口红利＂的政策条件以及中国当前面临的就业困境。     

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 ——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的人口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前,我国人口结构正处在历史拐点,经济发展进入中速发展区间,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是保持我国"十三五"期间及后续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坚持供给侧改革方向促进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重要时期。人口红利总是与特定的经济增长相契合,当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成为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转变的重要因素,实施更为积极的改革政策取向,挖掘和释放潜在的生产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激励,可以促进和稳定经济增长。正确把握我国人口结构状态,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人口红利逐步向改革红利转变,对于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陕西省人口城镇化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陕西省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就业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影响关系,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是否构成就业增长波动的动因？如果人口城镇化水平能促进就业增长,那么促进过程在长短期又具有表现出什么特性？基于此,本文采用1978年-2012年的样本数据,运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VAR模型实证检验陕西省就业增长与人口城镇化水平之间的真实影响关系,从而提出针对性措施以促进陕西就业增长与人口城镇化的包容性发展。     

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200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

为讨论能源消耗、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首先将能源消耗作为生产要素引入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从而推导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均衡解,并基于2000—2019年我国内地29个省份（西藏、宁夏除外）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碳排放、能源消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提高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与研发部门的生产效率;（2）加强对新能源及其技术水平的研发与使用;（3）增强社会公众低碳环保意识,改变大众即时消费观念。     

经济的发展与人口增长——基于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人口的增长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而经济的发展对于人口增长有着重要影响。经济的发展是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选取了我国的31个省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GDP这两个指标,并且考虑到对人口自然增长率有一定影响的两个指标医疗机构床位数以及教育事业支出作为控制变量,选取了从1995年到2007年一共13年的数据进行了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并针对分析结果,给出了相关解释和分析。     

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方式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理论,引入集约化指数,采用2002-2007年间各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进口和R＆D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有促进作用,并根据估计结果给出政策建议.     

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方式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理论,引入集约化指数,采用2002～2007年间各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进口和R&D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有促进作用,并根据估计结果给出政策建议。     

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

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西方经济研究的重点,然而传统增长理论认为金融市场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因此强调经济增长。然而20世纪90年代内生增长模型的建立,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以重新思考。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影响,一般情况下,具有完整和高效率金融市场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往往较高,而且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内生增长理论对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解释——来自中国1952—2011年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分析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Barro（1990）提出的框架,但采用Arrowand Kutz（1970）提出的方法,将公共投资通过直接资本形成增加资本存量,形成内生经济增长,并采用Ramsey-Cass-Koopmans（1965）模型的基本假设,利用1952—2011年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入及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正效应,但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微弱,而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较大。同时还验证了政府物质资本投入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Granger Cause）,而政府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Granger Cause）,且影响滞后并持久,教育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渗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