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人口结构、收入增长与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实证研究

从历年反映人口结构的相关数据中,发现内蒙古的人口结构在逐渐变化,劳动人口对未成年人口的抚养比率逐渐降低,对老年人口的抚养比率却逐渐提高。内蒙古人口年龄结构类型逐步进入老年型,而人口老龄化势必会对居民储蓄率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选取了1985-2012年的相关变量数据,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及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等一系列针对非平稳时间序列建模的分析方法,在一定的经济理论基础之上,分析了人口结构、收入增长对内蒙古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本文在人口结构、收入增长与居民储蓄率的实证分析中,首先验证了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不考虑人口结构的改变,得出影响储蓄率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收入,也说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内蒙古当期的储蓄现象。然后又以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为理论基础建模,得出的结论与生命周期假说一致。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储蓄率的下降,而且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远大于收入。长期来看,由储蓄率、收入增长率、负担少儿系数和负担老年系数这四个变量构成的经济系统是稳定的。     

对房地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再认识

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分析了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的长期关系,并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房地产业投资额长期变化,房地产业销售额的长期变化,房地产业增加值的长期变化对GDP的影响,并在模型的基础上得出一些启示和结论。     

不能“妖魔化”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GDP平均增长速度9.7％．这个速度主要是投资带来的．而这个投资的钱哪里来的？是储蓄。高储蓄率必然有高投资率．目前我国的高储蓄是一种正常合理现象,储蓄比例高．经济增速也就快。     

人口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分析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理性人会将工作阶段收入在终生进行平均,这会带来消费和储蓄的变化,推而广之,随着整个社会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储蓄率会相应变化,文章通过实证发现2000年来的储蓄率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当整个社会工作年龄人口比重变大时储蓄率会上升,实证结果有利于厘清关于储蓄率变化的误解,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的储蓄率变化并根据情况完善和调整相应政策。     

对中国高储蓄率的思考

高的储蓄率，高的储蓄投资转化率，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高的储蓄率，低的储蓄投资转化率，则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在目前，我国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低下，且改善时间较长的前提下，降低储蓄率，扩大需求是短期内发挥我国经济增长潜能的一个理性选择。     

人口老龄化、消费倾向与中国居民储蓄率研究

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结构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这势必会对居民,特别是中老年人的储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建立一个两期世代交叠模型,分析行为人的储蓄决策,并基于2000-2021年31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系统GMM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深入分析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现阶段老龄化对于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以正向效应为主,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提高储蓄率水平。由此本文认为,健全养老保障体系,发掘银发经济潜力,以及完善生育政策提高人口增长率可以更好地降低居民储蓄率,扩大消费需求。     

TFP增长率与中国的高储蓄率——兼论中美储蓄率差异的原因

本文应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反事实实验方法对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进行了研究。我们建立了一个标准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以模拟中国的储蓄率变动,然后运用反事实实验分别检验了1992～2007年期间人口增长率、资本回报率、折旧率、政府支出在GDP中的份额、TFP增长率对储蓄率的影响,结果发现TFP增长率的变化是解释中国储蓄率变动趋势的最重要因素。如果中国面临与美国一样高的资本初始存量和相同的TFP增长率,则中国在此期间与美国储蓄率的差异将会大大低于中美储蓄率的实际差异。所以,中美之间的储蓄率差异可能并不需要由中国的各种独特性因素来解释。     

论我国高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一国宏观经济永恒的主题。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高的经济增长率,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高储蓄率,高储蓄率是保证一国高增长率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本文主要从索罗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与高储蓄率。     

中国的储蓄率及其长期走势

<正>一、中国的储蓄率和全球经济重达平衡中国的高储蓄率一直支撑着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储蓄在中国是一种美德。几千年前,中国人就有"耕三余一"的习惯,以备灾年之需。这一勤俭储蓄的传统似乎在最近20年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中国的总储蓄率已经升至历史最高水平,中国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高储蓄率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为资本存量的快速积累提供资金,避免了     

不确定性与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不确定性收入、社会保险的参与情况对中国城镇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行了界定,并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6)检验了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基于稳健OLS和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的估计结果表明:不确定性收入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可以显著降低城镇居民的储蓄率。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进一步显示:在各分位处,不确定性收入均对城镇居民储蓄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影响强度随着储蓄率分位的上升而下降;而在储蓄率分布的0.5及以上中高分位处,参加养老保险可以显著降低城镇家庭的储蓄率;在储蓄率分布的顶端,参加医疗保险也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基于VAR模型的中国资源利用产出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1978-2011中国资源利用与产出情况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EVIEWS软件,建立VAR模型估计主要资源与产出相互之间的动态影响,进行Granger因果分析和脉冲响应方差分解分析,结果表明化石能源对产出影响不大但是有滞后效应,而固定资本代表的钢铁水泥等资源对产出作用快且大。     

人口结构变化、储蓄率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内生人口结构为视角,以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990-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设定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人口结构、储蓄率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不同地区间人口结构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中部地区与全国水平较为接近,各方面走势也与全国水平相似;经济增长使得少年抚养比出现持续性下降,除东部地区外,经济增长使老年抚养比也出现缓慢下降,但后续逐步趋于平稳;除东部地区外,少年抚养比的冲击使得储蓄率出现持续性上升,而老年抚养比的冲击使得储蓄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特点。人口结构的变化会通过影响储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而未来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需要有更高的储蓄率进行应对。基于此,本文提出应通过研究现行人口政策,改变社会人口结构,提升少年抚养比,以有效应对由于“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国高储蓄率的人口老龄化因素探讨

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这一人口转变会对社会、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中对储蓄的影响非常值得关注,按照一般的经济理论和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前鉴,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有着较强的消极影响,而我国多年来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目前我国存在的高储蓄率所产生的积极作用,短时间内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消极作用难以显现出来。     

论农耕传统对中国高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悠久的农耕传统与强烈的灾荒记忆.几千年的农业生产传统,使勤劳节俭的品德贯穿到了中国人的文化血液之中,并被保留、传承,成为一种民族性格.在灾害频发的农业社会,储蓄是农民对付灾荒的基本手段,灾荒与饥饿的记忆,强化了中国人储存粮食与财富的欲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农耕传统的不断弱化,灾荒记忆日益淡薄,新一代中国人的消费理念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重消费、轻储蓄的倾向已经开始出现.     

麦金农“中国之谜”的思考

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Mckinnon),1935年生于加拿大的埃德蒙特。1957年获埃尔伯塔大学文学士学位,1961年获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他长期执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自1984年至今一直担任该系W·D.依贝尔(WilliamD.Eberle)国际经济学教授。他长期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货币政策和经济金融发展的专业咨询     

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基于对居民高储蓄率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国民储蓄率和储蓄额也在不断增加,高储蓄支持并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告诉发展,但储蓄率过高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研究我国高储蓄率的原因,分析居民高储蓄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提出化解居民高储蓄率的对策,对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中国股市融资融券标的股票“异质性波动率之谜”研究

本文研究了中国A股市场融资融券标的股票的"异质性波动率之谜",分别在我国融资融券制度推行初期和后期,构建了两阶段的双重差分回归模型,比较融资融券制度的政策效果。实证结果表明,在融资融券制度推行初期,两融标的股票"异质性波动率之谜"现象未能得到有效抑制。融资融券制度推行后期,A股市场融券交易总量快速增长,融资融券标的股票的"异质性波动率之谜"现象相对非融资融券股票得到明显抑制,这一抑制效应对于融券交易活跃的股票更为显著,说明融券交易的活跃程度对于抑制融资融券标的股票"异质性波动率之谜"现象起主要作用。     

中国高储蓄率之惑

摘自刘煜辉博客我们可以捋出这样的一股经济活动的线索：投资-要素分配（初次和二次）-形成部门收入-消费-最后剩下的才是储蓄-投资和净出口（储蓄是要花掉的）。     

“少子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少子化”并没有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从而释放家庭消费,本文通过引入效用利他因子构建的扩展三期世代交叠模型对上述现象进行理论解析,并运用2013、2015、2017年CHFS的家户面板跟踪数据对这种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少子化”对家庭储蓄率有“挤入效应”。(2)“少子化”对家庭储蓄率的“挤入效应”存在城乡、性别、年龄差异,在农村“少子化”的储蓄“挤入”弹性要高于城镇,家庭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的增加会加剧这种差距;“少子化”使得性别为男性的户主和处于工作年龄段的户主更倾向于储蓄,女性户主和退休后的户主则表现得不明显。(3)“少子化”对低收入家庭的储蓄率的“挤入效应”显著高于高收入家庭。(4)通过动态数值模拟发现,面对少儿抚养比的正向冲击,低少儿抚养比的家庭边际储蓄递减能力高于高少儿抚养比家庭。本文认为“少子化”提高了教育、医疗支出的储蓄替代效应,高储蓄率的发生不能忽视“少子化”的贡献,应继续优化、调整生育政策。     

货币信贷结构对宏观经济的机理性影响——兼对“中国货币迷失之谜”的再解释

本文使用机理变化型变结构协整模型实证分析了1996年1月至2013年5月期间货币信贷结构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货币信贷结构均在特定时点开始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率产生机理性影响;货币结构与信贷期限结构对实际产出分别具有较弱的正向和负向机理性影响,对通货膨胀率均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机理性影响,并且货币信贷结构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程度明显大于货币信贷总量。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货币信贷结构与“货币迷失”之间的关系,发现货币结构与信贷期限结构对“中国货币迷失之谜”均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政策建议如下:中国人民银行应同时注重货币信贷总量与结构的调控,监测货币信贷结构的变动应成为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与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