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制度中的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基于Hofstede的国家文化差异模型的实证研究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制度可以区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约束对正式制度的变迁及运行产生影响。只有与非正式制度约束相协调的正式制度变迁才能取得良好的经济绩效。引Hofstede的国家文化差异模型,运用36国面板数据重点考察非正式制度中的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非公有制经济的非正式制度分析

正式制度安排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绩效的决定性因素。但正式制度安排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在我国，非公经济的正式制度安排效率仍然很低，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缺乏与之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的补充和支持；相反，落后的非正式制度对其形成掣肘。只有对落后的非正式制度进行变革，培育优良的非正式制度，使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相互作用，我国非公经济才能得到充分发展。     

基于非正式制度下西部开发的路径选择

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明显乏力,东、西部差距日益扩大。在西部开发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应优化非正式制度,克服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促进西部快速发展。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因素与突破关键

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综合考量,对其今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三:生态环境、民族文化和区域经济条件。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具有先天后天、压力叠加,波及广泛、影响深远,分异复杂、治理艰巨等特性;民族文化具有赋存地域性、内涵民族性、交融多元性、原生活态性、发展脆弱性等特征;区域经济具有开发矛盾性、制度失衡性、嵌入发展性、科技落后性、观念约束性等瓶颈。西部民族地区扬长避短,持续进步的关键突破在于通过国家强制性制度变迁加以示范,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彼此适应、相互促进中实现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制度体系。     

WTO规则与经济特区发展——从制度兼容与经济绩效谈起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存在着相互兼容和不兼容的双重可能性。在两者兼容的情况下,经济运行所需的交易成本较低,经济绩效相应较高;反之则相反。而且,两者由于各自变化机制的不同,在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不兼容性。加入WTO后,WTO规则与经济特区的原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亦存在着上述情况。按WTO规则的要求安排经济特区制度,强化制度的兼容性,可以保持经济特区的高绩效。     

文化与制度变迁——一个理论考察及其对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意义

文章主要是对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与文化关系理论的一个回顾、整理、概括。其基本思想是:文化对制度安排效率和制度变迁绩效有重大影响,是决定制度安排效率和制度变迁绩效的重要因素。基于这一逻辑,主要探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文化理论、从文化演变开始协调推进文化演变与正式制度变迁这一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最后,提出制度变迁与文化关系理论对我国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     

制度兼容与经济绩效

“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与非制度是兼容的,而“强制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可能与非正式制度并不兼容,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能够兼容的情况下,经济运行所需的交易成本较低,经济绩效相应较高,反之则反是,正式制度和非式制度由于各自在变化的机制不尽相同,在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中,可能造成两者不能兼容。     

西部地区人地关系和谐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西部地区人地关系失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制度方面的欠缺与不健全。要实现西部地区人地关系的和谐发展,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从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三方面打破路径依赖。     

试析非正式制度变迁与经济行为之关系——以义利观在近代的发展变化为例

制度是人为设计,构造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它由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共同构成。其中非正式制度及其变迁对经济行为的发生存在着重要的影响。文章就中国传统的义利观这种非正式制度在近代的发展变化为例,探求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     

试析非正式制度变迁与经济行为之关系--以义利观在近代的发展变化为例

制度是人为设计,构造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它由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共同构成。其中非正式制度及其变迁对经济行为的发生存在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就中国传统的义利观这种非正式制度在近代的发展变化为例,探求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     

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整个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 ,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分化日益突出 ,其根本原因在于 :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制度转型进程、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区际差异 ;也即 ,制度是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论点 ,并针对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提出一些建议。     

非正式制度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关系分析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制度变迁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看,其发展模式的形成,就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拟以非正式制度理论为线索来探求西部地区的思想观念及其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     

二元技术能力、制度环境与创业绩效——来自孵化产业的实证研究

社会技术能力是共享经济下企业适应动态环境的一种有效策略,具有挣脱自身资源束缚,赢得外部支撑力的作用。明确提出物理技术能力与社会技术能力是导致企业创业绩效差异的关键,并根据权变理论提出制度环境(正式制度约束与非正式制度约束)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而通过层次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物理技术能力与社会技术能力均能促进创业绩效提升;2正式制度约束能够有效促进物理技术能力和社会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非正式制度约束会减弱物理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但会增强社会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企业成长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制度是决定经济组织运行效率的最根本的内在因素^[1]，企业成长涉及到企业内部制度建设和外部制度供给两个方面。从分析企业成长与制度安排相关关系的一般规律入手，认为企业成长具有一般规律性：企业的成长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并具有路径依赖性的特征；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对企业成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     

二元技术能力、制度环境与创业绩效

社会技术能力是共享经济下企业适应动态环境的一种有效策略，具有挣脱自身资源束缚，赢得外部支撑力的作用。明确提出物理技术能力与社会技术能力是导致企业创业绩效差异的关键，并根据权变理论提出制度环境（正式制度约束与非正式制度约束）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而通过层次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①物理技术能力与社会技术能力均能促进创业绩效提升；②正式制度约束能够有效促进物理技术能力和社会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非正式制度约束会减弱物理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但会增强社会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论非正式制度对制度成本的影响

制度成本是人类社会对于正式制度的所有资源投入。作为完整制度结构的组成部分之一,非正式制度对制度成本产生着重要影响。包括意识形态、道德宗教、文化习俗在内的各种非正式制度,主要通过对正式制度、制度实施机制以及人本身的影响等三种方式对制度成本产生作用,这种作用具有双重性质,即可能增加或者减少制度成本。要促使社会良性运行和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制度绩效,适当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是十分必要的。     

国家与产权：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

回顾我国的土地制度变迁过程,由于国家对于产权界定、侧重的不同,造成了我国不同时期的土地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而造成了不同的经济绩效。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主要的土地制度安排的绩效进行分析比较,尤其是对重点分析近年来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一些制度创新的分析,我们发现,制度约束和锁定是造成经济低效的主要原因,为此,国家尤其是地方政府,如何使制度安排的绩效更大,为农村土地制变迁减轻压力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非正式制度对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很多人把这归功于企业有效的正式制度安排,却忽略了企业的非正式制度,如企业文化,因此很多民营企业遇到了发展中的"瓶颈时期",难以发展壮大。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同影响着企业效率,正式制度必须和非正式制度相融才能更大地发挥效力。对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中的非正式制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讨促进中国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非正式制度。     

对广西落实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思考

为支持西部地区开发建设,实现东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从2001~2010年实施第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2011~2020年实施第二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14年来,西部地区迎来了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趋势有所缩小,促进了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的均衡和谐。本文对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在广西落实的情况进行绩效分析,并针对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建议。     

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对社会可容忍收入差距上限的影响

我国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制度变迁。这场制度变迁既包括正式制度的变迁也包括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判断收入差距是否过大,需要将实际的收入差距与社会可容忍收入差距的上限进行对比。社会可容忍的收入差距,是指社会可以容忍的实际收入差距的区间,这个区间的上限就是社会可以容忍的最大收入差距水平。非正式制度中对收入正当性的关注、嫉妒心理、平等观念、对经济利益的关注等思想、观念的变化,对社会可容忍收入差距上限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