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

由于我国农村公共物品“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忽略了农民的真实需要，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短缺与过剩并存的结构失调现象。为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应完善农村公共物品的公共决策机制，农村公共物品的决策应当建立在农民自身积极参与的基础之上，应根据农民的真实偏好，采取“自下而上”的公共政策决策方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广东省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改革探索

本文首先简述公共物品理论的概况与农村公共物品的内涵,然后分析了广东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分析表明,虽然公共物品供给的各项指标普遍高于全国水平,但是供给还是严重不足,而且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文中进而提出寻找突破口,建立中央、省、县乡、村、私人企业五位一体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等四项政策建议。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消费水平相关性分析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匮乏不仅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重大障碍，而且构成了农村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的制约因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与消费结构的改善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消除制约农村消费水平的“瓶颈”——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是增加农民收入和协调城乡发展的当务之急。     

多中心视角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直接影响公共物品的总量和配置状态.单一化的垂直供给模式不能有效缓解当前公共物品供给总量不足问题.而多中心的供给模式将有效缓解农村公共物品数量短缺问题,而且能够满足不同层次主体对公共物品的特殊需求.因此,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上有必要引入多元供给主体,形成水平协调的供给模式.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

农村公共物品及其供给体系公共物品是20世纪50、60年代公共选择学派、当代政治经济学派在分析公共财政问题中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是指那些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而农村公共物品是指在农村区域范围内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产品。根据其特点可以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同时满足消费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称为纯公共物品,包括农村公共道路、下水道、基层行政服务等;不同时满足消费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称为准公共物品,如农村的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公立学校等。根据公共物品对农村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可以划分…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变革的路径选择

我国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是人民公社时期给体制的延续.由于制度安排的缺陷,农村公共物品的给供给存在总体水平不足、结构失调问题.本文选用新公共管理理论从制度变革的角度,阐释了"城乡统筹、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变革的路径选择思路.     

应该努力扩大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目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晋升重不足，已影响农材农材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农材公共物品的供给没有纳入公共财政收支范畴，二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关于农材公共物品供给的责权划分不合理，三是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导致 农村公共物品供求结构失衡，四是农村公共物品选择和监督机制缺位，要扩大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必须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的财政支持力度，拓宽农材公共资金的融资渠道，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农村公共物品的职责，改革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决策程序，加强对公共资源使用的监督。     

政府供给农村公共物品及其行为选择

农村公共物品存在多元生体供给的趋势,但由于政府责任,市场失灵和"三农"的弱势等因素,决定了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应承担主要责任.政府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得以实现,中央政府供给纯公共物品,地方政府供给准公共物品.为发挥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应有的作用,政府应立足效率导向,结果导向和顾客导向,以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新农村建设中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障碍与对策

有效供给农村公共物品是新农村建设最紧迫的任务。由于城乡"二元供给体制"的障碍,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供给决策机制的不合理,监督机制的缺位",一事一议"筹资机制的困境等原因,严重影响着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为此,需要从公共财政、多元投资主体、供给决策机制、户籍管理制度和法制保障等角度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及其决定因素分析——基于100个行政村的跟踪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农村社区层面的面板数据以农村道路为例考察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并对可能影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因素进行了计量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主要存在3种供给模式:政府供给、村庄自我供给以及政府和村庄联合供给。不同供给模式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呈现出较明显的差异化特征,政府供给模式更多地发生在村庄规模较小、收入水平低、耕地资源较少的非粮食主产区;村庄自我供给模式较多地发生在村庄规模较小、非农经济活动活跃、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村地区;政府和村庄联合供给模式在税费改革以后则更多地发生在村庄收入水平较高、非农经济活动活跃的富裕地区。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逻辑体系和框架分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日益突出。围绕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客观条件，政府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和角色，供给主体应体现怎样的结构和特征，公共物品供给应体现怎样的内在价值等一系列问题，就构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逻辑体系和框架。     

德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验研究——基于地方治理理论的视角

地方治理理论是公共管理领域的前沿理论.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中,由于地方政府距离居民最近,最能了解居民的真实需求,由此形成了公共物品供给的地方主义传统.德国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地方治理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形成了联邦主义、民主分权、基层化、财政平衡和法律监督等五大原则.以此为指导,德国农村公共物品呈现出地方主导、法律约束、财政支持、多元监督和市场化供给的典型特征.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的形成机理探析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严重短缺,已成为制约农业、农村发展及农民负担减轻的"瓶颈",极大地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的主要表现.形成机理是多元的,本文通过系统分析,可将其概括为:城乡二元分割、决策管理机制混乱、财政资金供给匮乏和政府职能角色错位等根本性因素.     

从农村公共物品视角看农民国民待遇的缺失与改善

农村公共物品是农民国民待遇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政府的理性偏好诱发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失衡,农村公共物品制度外供给加重了农民负担,农民国民待遇缺失。科学有效供给农村公共物品,改善和落实农民国民待遇,关键在于构建城乡一体化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加大公共财政支持保障力度,切实做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筹资和监管方面的制度安排。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问题与对策

农村公共物品主要包括灌溉和水利、农林科技推广、农业电网和道路设施。这些产品的供应对农村生产、农民生活、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一方面能有效地提高个人物品的边际投资支出,提高农村私人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直接作用于人才、基金,可以为社会创造丰富的资源,并向农村流入,从而提高农村私人产品输出效率。但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现状,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障碍。要改善这种情况,需增加财务支持力度,建立城乡一体化公共产品供应系统;重建机制,优化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筹资机制,扩大农村公共产品投资渠道;加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律保障系统。     

如何破解"黄宗羲定律"

本文提出，要破解“黄宗羲定律”，必须进行乡镇机构改革，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     

中国贫困地区县乡财政不平衡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影响程度研究

本文将中国政府“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所列的592个国定贫困县中的486个1999年财政赤字县作为研究样本，选取县乡财政的“财政支援农业生产建设支出”、“农林水气事业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行政管理费”和“教育事业费”五类支出作为系统分析指标，通过计算熵值，利用“熵值增加效应”规律，判定在财政赤字状态下各类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规模不确定性的强弱。从公共产品分品种、分区域和分财政赤字程度三种不同的视角，深入分析五类农村公共产品承担基层财政赤字风险的程序，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提出了贫困地区县乡财政赤字条件下农村公共支出结构调整的政策性建议。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研究综述

本文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国外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经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策四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论。现有研究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实践提供了参考。在研究方法上,未来可以继续扩大调查样本量和覆盖面。在研究内容上,未来应加强乡村治理创新实践、农村公共服务中心运行机制、农村特殊群体公共服务供给、村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政府购买公共物品规范等方面的研究。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的面板数据

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高低是政府有效配置公共资源、优化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制定合理的公共物品投资目标的决策依据。研究利用2000—2009年陕西省10市的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陕西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进行了测度,并且对影响陕西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外生变量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影响地区效率差异的因素主要有人均GDP、人口规模、财政分权度、公共物品供给政策等。     

政府公共物品供给及存在的问题

本分析了公共物品的特殊性质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指出在我国政府公共物品供给中影响最优供给数量的三个问题：公共物品的生产与供给混淆、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准公共物品的供给混淆、公共物品与政府供给的物品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