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偏好、薪酬管制与国企高管激励——一种基于行为合约理论的分析

转型期,政府主管部门为何要时国企高管薪酬进行严格的管制?文章建立了一个包含政府主管部门公平偏好的薪酬激励模型,强调薪酬管制内生于政府对社会公平问题的关注和转型期国企高管身份的模糊性.出于时国企初次收入分配的公平偏好,政府主管部门对国企高管薪酬有进行管制的冲动或倾向;而转型期国企高管的身份模糊性,直接导致其保留收入的不确定性,进而为政府主管部门实施薪酬管制提供了现实条件.     

高管降薪政策是否影响国有企业创新*——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A股上市公司2010—2019年经营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探究了国企高管降薪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企高管降薪抑制了国有上市公司的创新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表明，国企高管降薪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抑制程度在不同功能定位的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差异，公益类国有企业受第二次高管“降薪令”的抑制影响比商业类国有企业更加严重。本文为国企高管降薪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了国企高管降薪政策方面的文献，对未来国企高管薪酬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转型期国企经营者的身份博弈与经济后果

转型期国企经营者选择的“政府化”,导致国企经理身份定位模糊。国企经理“亦官亦商”引发利益相关者针对国企经营者身份的多方博弈。国企经营者的身份博弈造成国企高管激励制度扭曲,加剧国企公司治理的“内部人控制”,最终削弱改制后国企的自生能力。结合国有企业经营性质差异,加快推进国企经营者选择机制的二元化改革,实行国企经营者的分类管理,是当下实现国企高管身份明晰化的可行路径。     

国企高管“高薪”现状及薪酬设计评析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前正进入了关键期,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国企高管的薪酬问题一直都是饱受大众瞩目。文章从介绍一般企业的薪酬及高管薪酬的设计流程和方法入手,通过相对薪酬水平比较来证实了我国国企高管薪酬过高的现实。同时,在回顾了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的发展史的基础上,以科学的薪酬设计为根本,结合我国现阶段实际,提出了几点关于我国国企高管薪酬设计的决策建议。     

公司制国企高管追责的制度构建

公司制国有企业高管约束问题一直是理论和实务界讨论的热点。在公司治理不断完善、公司经营日益规范的今天,对公司制国企高管人员的“问责”应该进行相应的健全,这也是企业能够健康、良性发展的保证。     

行政权、控制权与国有企业高管腐败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下,国企高管的权力配置结构呈现出过度的控制权与残缺的行政权并存的特点.那么,国企高管特殊的权力配置结构是否会影响腐败行为呢？文章利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相关数据,用高管是否被曝出腐败行为和公款吃喝来度量高管腐败,实证研究发现:控制权和行政权过大是诱发国企高管腐败的重要因素,而且行政权与控制权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即一种权力的提高会强化另一种权力与腐败的正相关关系.不难得出,国企改革的“半市场化”特征及由此派生的国企高管权力配置结构是诱发高管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要解决国有企业腐败问题,须进行更加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逐步取消国有企业高管的行政级别,通过市场机制选聘、任免、监督和激励国企高管.     

国企高管人员薪酬问题研究

近年来,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天价”薪酬这一现象引起社会热议。其原因不仅是与高管人员的招聘制度有关,更与内部控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国企高管人员的畸高薪酬,不仅激发了企业员工和社会大众的不满情绪,影响了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同时也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本文通过研究当前经济背景下的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问题现状并分析国企高管人员薪酬过高的原因,通过对公司治理、建立有效薪酬激励机制、内部监督等方面并结合近期国家出台的国企薪酬改革政策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相关对策。     

纪委治理嵌入与企业金融化：来自国有企业的证据

在企业金融化成为我国投资领域的重要趋势后,党组织治理能否推动国有企业“脱虚返实”?文章以2010～2019年非金融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纪委治理对国企金融化的作用。研究发现,纪委参与国企治理有利于抑制国企金融化趋势,其通过抑制国企高管代理成本、提高董事会效率途径作用于企业金融化,纪委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地方国企和商业类国企中更强。文章不仅丰富了党组织治理的相关文献,而且为中国特殊的国企治理机制的作用发挥提供了经验证据。     

论国企高管薪酬异化的解决对策

针对国企高管薪酬逐年快速上升的现象,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薪酬管制制度。本文分析认为,对国企高管进行薪酬管制将带来一系列的不良经济后果。国企高管薪酬异化问题的根源在于内部治理机制失效、国有企业资源租金阻碍了业绩的可证实性、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和股东利益法律保护机制缺乏威慑力等方面。充分发挥职工董事在高管薪酬形成机制中的作用、完善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制度、降低质疑高管薪酬问题的门槛和积极推进国企高管业绩评价手段是解决高管薪酬异化的有效措施。     

国企高管薪酬契约操纵研究——基于业绩评价指标选择的视角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企高管薪酬契约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基于业绩评价指标选择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国企高管薪酬契约操纵的现状和内在规律。研究发现:(1)国企高管通过提高其薪酬与较高业绩指标的相关性来操纵薪酬契约,而且管理层权力越大,操纵行为越明显;(2)地方政府控制和相对薪酬较高的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契约操纵行为更严重,说明追求货币收益、为其高额薪酬辩护以减少愤怒成本是薪酬契约操纵的主要动机;(3)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加剧国企高管薪酬契约操纵行为,而公司内部治理质量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则能够抑制这种操纵行为。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全面认识国企高管薪酬契约、推进国企薪酬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强化企业高管考核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屡见不鲜,数目之大,令人咋舌。如何对国企高管进行有效考核,是政府与人力资源关注的热点和难点。文章通过对国企总经理考核现状的调查与分析,找出了问题的症结,规范了考核的体系,以此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同时呼吁主管部门对国企总经理的考核,"德、勤、绩、能、廉"一项都不能少。     

论国企高管职务消费的财务监控

国企高管职务消费是指企业负责人为履行工作职责所发生的消费性支出及享有的待遇。文章试图在分析国企高管职务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设计比较具体的包括财务预算控制、财务报告控制、财务把关的审计监督控制的财务监控机制。     

从博弈论看国有企业的兼并

国有企业的兼并在目前的国企改革中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兼并中存在着效率不高、政府“拉郎配”等问题。文章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国企兼并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研究,同时提出了解决国企兼并问题的政策建议。     

“双委派”：国企财务监管新思路

国企中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因是监管方式的制度安排本身导致监管人与国企“内部人”的信息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实行独立财务总监与财务负责人双委派，可能是国企财务监管的新思路，文章还对“双委派”的运作机理进行了初步探讨。     

因“类”制宜?国企高管职业前景评估下的投资选择

代理人如何行动影响绩效评估结果与奖励政策,是职业关注激励研究的焦点。本文以中国国企内部劳动力市场为例,探讨不同职业前景下国企高管的投资选择。结果发现,国企高管投资决策存在“择机而为”特征。晋升前景好的国企高管,为强化优势,下期增加投资意愿更强,但侧重内生且短期低风险固定资产投资方式。任职预期会负向调节这一行为。且在政府股东话语权强的国企,结果更显著。考虑外部经济、政治环境变化,结论一致。     

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以2007~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国企最终控制人性质与高管投资寻租动机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和考察了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终极控股人性质,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两类上市公司,同时通过测度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程度,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高在职消费和低在职消费两类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中央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另外,低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高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上述关系在地方国企中尤为明显,而在中央国企中并不显著。这些结论表明,地方国企中高管权力的约束比中央国企小,其高管更容易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引发过度投资;由于国企在职消费的刚性,较低的在职消费会增强国企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投资寻租的动机。     

会计政策选择、长期资产配置与国企高管隐性腐败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8—2013年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资本化会计政策、长期资产配置与国企高管隐性腐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国企高管采用资本化的会计政策进行隐性腐败导致长期资产配置、长期资产盈利率和资产处置损失呈现出显著的控股权性质差异;国企高管隐性腐败与其货币薪酬、职务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此外,笔者还发现,公司治理机制并不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隐性腐败行为,这表明当国企高管面临职务消费和薪酬管制双重约束时,将选择资本化的会计政策进行隐性腐败。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加强国企高管隐性腐败的治理指明了方向。     

国企高管过度投资行为控制机制研究——基于过度自信理论的分析

国企高管作为投资决策的核心人员,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存在非理性的现象。论文从过度自信理论对国企高管过度投资行为的动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个人层面和公司层面提出了国企高管人员过度投资行为控制机制,包括区分决策和行动、构建自我学习机制、董事会内部治理和心理契约的使用等。     

上市公司国有股股权比例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上市公司国有股股权比例以及国企高管人均薪酬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一直是热点问题,尚未形成共识。文章通过选择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ROA的不同分位数水平上,资产负债率均对企业财务绩效有负的贡献;然而,高管人均薪酬、国有股股权比例、成本费用利润率均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正的贡献。在平均意义上,国有股股权比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贡献是非线性的。在平均意义上,高管人均薪酬与企业财务绩效无显著关系,所以合理控制国企高管人均薪酬有实证基础。     

国企高管过度投资行为控制机制研究——基于过度自信理论的分析

国企高管作为投资决策的核心人员,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存在非理性的现象.论文从过度自信理论对国企高管过度投资行为的动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