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基金会：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诱致性制度变迁？

农村合作基金会是二十世纪末我国农村兴起的一种制度创新形式，其20年的发展历史可划分为前期的发展壮大时期和后期的动荡收缩时期，前一时期呈现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模型特征，而后一时期表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模型特征，农金会这种制度创新形式因其曾经具有的巨大社会经济收益而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其与俱来制度性缺陷又致命地损害了其制度绩效。     

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探析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社会生产力的动态发展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性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相互兼容的,因而这种制度变迁具有很高的经济绩效.     

我国互联网金融:诱致性制度变迁及其监管涵义

我国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是技术与制度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要根据这个基本性质,从打造现代高效金融体系的大格局出发,实施一种宏观积极监管理念,促进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体系的协同发展.这种理念的实践可能将经历三个阶段.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制度诱致性变迁中的民间融资选择

我国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呈现出结构性缺陷。我国中小企业高负债水平和企业间负债水平的两极分化状况包含了许多金融体制乃至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民间金融是在得不到体制内金融制度供给支持情况下的自发衍生物，民间金融实质上是中小企业融资制度诱致性变迁的结果。民间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取决于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比重越高，民间金融市场就越发达；反过来，民间金融越发达，中小企业也就发展得越快。民间金融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对其进行合理引导，使其健康发展。     

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弊端及其应对

根据制度变迁的主体、方式的不同，制度变迁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自身存在的外部性和“搭便车”以及谈判成本高、实施难度大等特点，导致制度供给总是少于制度需求，因此强制性制度变迁占据了制度变迁的主导地位。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能较好地解决制度短缺以及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等问题，但也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之。     

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分析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无论哪一种制度变迁方式,意识形态均对其有着重要的影响.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到一致的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工具.它能修正个人行为,从而减少或克服集体行动中"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成功的意识形态能够促进制度变迁的实现,减少制度变迁构成中的交易成本,它必须具有灵活性、崇尚创新性、敢于纠错性和不断开放性等特点.     

近代江西农村金融体系的制度变迁

在传统时代,江西农村金融体系主要以非正式金融为主.民国以降,随着现代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和政府政策的推动,江西农村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迅速.与之相比.传统的主要金融机构钱庄与典当因受战乱和经济萧条影响而衰落.近代江西农村金融体系的转型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交织的产物,同时还与北伐、苏区革命与"剿匪"等事件密切相关.     

我国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分析

中国的改革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推动制度创新的过程。是新制度被制定及旧制度被替代的过程。我国地方政府在获得一定的经济决策权、财政支配权及制度变迁的供给权的情况下，其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在制度变迁中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强制性制度变迁与我国农业改革的选择

强制性制度变迁有其优点也有其不足，必须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交替使用才能降低变迁成本和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长期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虽然后期强制性的特征有所加强，但是仍然无法解决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当前，应选择回应性的、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地方政府参与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解决急需的强制性制度需求，使制度供给与需求实现动态平衡。     

我国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制度变迁

农村合作基金会是二十世纪末我国农村的一种制度创新形式，其发展历史可划分为前期的发展壮大时期和后期的动荡收缩时期，前一时期呈现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模型特征，而后一时期表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模型特征，农金会这种制度创新形式因其曾经具有巨大社会经济效益而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与生俱来的制度性缺陷又致命地损害了其制度绩效。     

基于制度变迁的我国商品期货交割演进分析

交割是连接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的桥梁和纽带,是促使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趋合的制度保证。我国商品期货交割制度是在政府偏好主导期货市场的发展、现货市场基础逐渐加强和借鉴西方成熟市场交割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制度变迁过程反映了从“零交割观点”到“限制交割观点”再到“无限制交割观点”的转变。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商品期货交割制度的演变是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未来交割制度创新的路径应当由强制性变迁向诱致性变迁转变。政府应放松对市场微观主体（投资投机者、套利者、套期保值者和经纪商等）合理的自发行动的限制,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创新能力;市场微观主体则需加强与政府监管部门的沟通及互动,以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和阻力。     

制度概念的视域与制度变迁的动力研究

通过制度概念视域的转换,从人与物的最一般关系的分析中,确认了人对物相对独立性的原因和内涵,进一步揭示了这种独立性所导致的人的欲望的无限性或人的无限的否定性,进而论证了人的自由度饥渴。从制度的自由观出发,论证了自由度落差是制度变迁的最根本动力,同时分析了制度变迁的两种雏度,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繁荣和挑战进行了简要评析。     

制度环境约束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分析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以及制度绩效的发挥,除了取决于制度本身的特点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到所处的制度环境的影响.对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评价,不能脱离其所依赖的制度环境.为保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能够得到良好的实行效果,除了要对制度本身进行不断的优化设计外,也要注意进一步改善影响制度运行的制度环境因素.     

制度变迁视域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研究——以上海市非营利组织发展为例

在强调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的今天,非营利组织无疑是重要的参与主体之一。当然,这是以非营利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而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又必然受到特定环境下的制度的影响。因此,制度就构成了分析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及其与政府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鉴于此,本文从制度变迁视角分析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逻辑演变,有助于从宏观上理解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走向,进而为公共政策实践提供思考。     

制度变迁中主体类型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研究

目前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主要归因于某种具体的因素,注重从要素投入或者某些外在影响因素去分析。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分析框架,从转型中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市场主体的角度考察不同主体的发展战略和行为选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的不同、区域历史禀赋和自然禀赋的差异、地方政府官员的异质性以及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构成了区域间的巨大发展差异。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动力模型与对策研究

本文首先从发展历程和发展现状等方面介绍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概况,然后通过建立“动力模型”来分析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各种因素。主要包括主体机制因素和动力机制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内外兼攻”策略。     

制度变迁、预期与国有股问题研究

国有股减持和非流通股全流通可笼统的归为上市公司股权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理论对此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和较强的解释力。预期是决定投资者行为和市场趋势的关键中介，对于股权制度的变迁也有关键性的影响。增量股权预期、不利的减持政策预期、国际化及其导致的价格并轨预期使中国证券市场正在遭受有史以来最大的冲击。     

中央与地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帕累托改进——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

自1949年以来,中央与地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关系历经起伏,以改革开放和分税制为时间节点,大致分三个阶段:统收统支、税利合一、税利分流。回溯我国中央与地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制度的历史轨迹,剖析其动因,不难发现,中央与地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关系的变革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未来,优化中央与地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应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快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走适度分权的道路。     

我国公共投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我国公共投资的概念是在政府逐步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只从事提供公共物品投资的情况下形成的。所以,我国公共投资的制度变迁过程,其实是我国政府为主体的投资体制,逐渐转向公共投资管理体制的过程。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一种制度一旦被采用,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且先入为主,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制度所取代。因此,我国投资体制改革虽然实现了对传统体制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对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投资体制仍存在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