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对周边城市房地产市场影响研究

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心城市既有对周边城市发展带动的扩散效应,也有对其剥夺的汲取效应。通过对武汉周边城市房地产市场的调查分析,随着距离中心城市的增加,不同的周边城市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呈抛物线形。回归分析表明,其距离与房地产市场需求呈密切相关。对此的解释是: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同时存在扩散效应和汲取效应,且均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扩散效应衰减的速率大于汲取效应衰减的速率。     

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都市圈经济辐射模式研究——基于珠三角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为了探究都市圈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对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和溢出效应孰占主导，本文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基于2001—2020年中国沪深板块上市企业数据，通过份额移动法构建工具变量缓解反向因果问题，实证分析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经济辐射模式；进一步将珠三角城市群划分为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都市圈，研究单个都市圈内部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模式。结果表明：中心城市收入、就业和资产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带动周边城市经济发展；同一城市群下不同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经济辐射模式呈现异质性，广州虹吸效应占主导，深圳和珠海溢出效应占主导，其中深圳溢出效应更强。     

中原经济区区域经济互动与中心城市影响力研究

经济区是区域城市化和城市区域化的必然结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心城市的区域增长带动作用功不可没。密切的区内经济联系有助于中心城市增长极的扩散和经济辐射。市场一体化水平决定区内经济辐射的有效性。周边城市在接受中心城市产业辐射的同时,更多的是利用中心城市吸收外来资本的优势,创造自身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条件,凭借地理、开放的市场环境、基础设施的有利条件,提高接受辐射的能力,弱化中心城市对其资源的集聚效应。     

推动泉州城市化与产业集聚互动发展

产业集聚是城市化的基础，是形成城市竞争力的必要条件。而产业集聚的发展必须依托中心城市，充分利用城市化经济效应，促进产业集聚的优化与升级。本文拟从泉州产业集群和城市化的现状及发展过程，进一步探索产业集聚与城市化两者互动发展。     

区域高质量发展评价与城市间溢出效应——基于珠三角、长三角两大湾区城市群数据分析

以新发展理念为依托，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以2020年的数据测算和评价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区域内36个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结果显示，珠三角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平均水平要高于长三角地区。此外，通过固定效应模型讨论了城市经济密度对城市高质量发展要素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内龙头城市的经济密度和周边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要素呈现U型关系。只有达到某个临界值，龙头城市的创新要素才会流向周边城市；在未达到这个门槛值前，龙头城市会对周边城市产生虹吸效应。研究结果还表明，城市自身的经济密度越高，高质量发展要素越集聚。     

都市圈经济辐射效应的协方差分析——以上海都市圈为例

基于县级市数据,通过协方差分析等统计方法,研究了上海都市圈内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经济辐射效应以及对相关市场的带动效应。结论表明,上海对其都市圈内的城市有显著的经济辐射效应,对相关市场的带动效应明显。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城建问题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极为重要。本文从现代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城建标准、城建成本、城建模式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产业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规模扩张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从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综合视角探讨了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均有助于提高本市人口规模,但对周边城市却产生了负向空间外溢效应,且专业化集聚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多样化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不仅提高了本市和周边城市人口规模,而且能够在城市人口增长中与产业集聚形成协同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民生类公共服务对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且产业集聚模式越符合当地优势条件,其集聚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发挥得就越充分。其中,专业化集聚主要基于第一自然集聚优势、劳动力蓄水池效应和制造业中间投入的空间共享机制而发挥作用,而多样化集聚则主要基于中间服务的空间共享机制和空间技术外溢效应而产生影响。在适宜性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双重作用下,多数Ⅰ型及以上大城市拥挤效应得到明显缓解,依然具有很强的人口吸纳能力;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产业集聚模式与城市规模特征更为匹配,有助于扭转结构错配、持续推进人口城市化。     

聚集经济效应与我国城市化的战略选择

中国城市普遍存在着显著的聚集经济效应.但聚集优势主要来源于同一产业企业在地域上的集中所带来的地方化经济效应,而不是城市本身发展所产生的城市化经济效应.产生这样问题的原因之一,是我国一直所奉行的所谓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战略所致.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城市化经济所带来的聚集效益.但是,由产业空间集中产生的地方化经济效应不一定必然地导致城市化经济效应的结果,二者需要有一个转换过程.在我国,这个转换过程实质上就是由分散的城镇化模式转向集约型城市化道路的过程.     

多层级消费城市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因素——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例

基于消费城市内涵及特征分析,分两步构建消费城市中心度指数：先构造消费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再应用基于引力模型的社会网络方法对城市消费中心度进行测算。鉴于长三角地区在培育建设消费城市方面具有较好的示范引领作用,以长三角地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消费增长极是带动区域消费城市发展的关键。上海作为消费增长极,辐射带动长三角地区消费城市发展效果明显。(2)其辐射强度存在空间分异且表现出衰减效应。随着区域内消费城市快速发展,低消费中心度城市更加依靠自身力量内生发展。(3)受溢出效应和虹吸效应共同影响,长三角消费城市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集聚性,表现为空间正相关。(4)第三产业、城镇化、互联网和金融市场发展均能显著提升城市消费中心度,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在提高本地消费中心度的同时对周边城市产生虹吸效应。(5)消费城市的驱动因素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点。     

房价对居民消费的跨空间影响*——基于中国278个城市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基于住房财富效应，构建了房价变动对居民消费的跨空间影响的分析框架。该框架阐释了住房财富效应的区域差异：不同地区间房价的空间传导、居民的异地消费以及消费的示范效应，使得本地房价变动可能引起周边地区居民消费的连锁反应。其后，本文利用中国278个地级市2000—2018年数据，通过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了不同地区住房财富效应的差异，以及房价变动对居民消费的跨空间影响。结果显示：（1）虽然中国整体上存在住房财富效应，但西部城市财富效应并不显著，并且核心城市还存在负财富效应。（2）不同城市间房价对消费存在跨区影响。东部城市和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消费的正向影响很显著，而边缘城市则对周边城市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不同城市间的消费也具有空间上的示范效应。最后，本文从房价和居民消费空间联动的视角，为政府扩大内需、调控房地产市场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     

论城市化的本质与“农民工”的终结

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是与人的不断提升的层次需求相联系；城市化的过程，是人的需求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演进的过程，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过程。城市化的本质，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人们享受现代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农民工”作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范畴，这部分人虽然进入城市，但却没有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生活质量，没有获得同等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还没有真正享受现代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如何把“农民工”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的艰巨任务。     

城市规模、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

目前,部分城市的房价等资源要素价格高涨,高成本城市化已启动,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规模与资源配置的"极化"与"分散化"并存的非平衡增长城市化模式,认为非平衡增长的城市化模式造成了房价等资源要素的高涨和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并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利用全国287个地级市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城市规模、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东中西部不同地域和不同人口规模城市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类检验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在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上,中部和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东部地区。400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其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显著降低。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城市化模式问题上,中西部地区还可以继续进行"集中导向"的城市化模式,而东部地区的城市化到了进行"分散与集中"并存模式的转型时期。在城市规模上,未来城市化可以有重点地扩大部分中小城市的规模,再造大城市,适当控制目前超大城市的规模。在资源配置上,引导、鼓励高校教育、重点项目等资源有重点地向中小城市流入,促进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城市化模式从非平衡增长到平衡增长。     

中国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研究

目前关于我国FDI区位选择因素的大部分实证研究都是建立在双边框架内,考虑第三方效应并从城市角度进行的研究还少有涉及。本文在新近发展起来的"第三国效应"理论基础上,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1985—2005年期间我国30个省市区的1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进行检验。发现全样本154个城市的FDI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周边城市的FDI增量可以增加某城市的FDI流入量,周边城市的市场规模越大某城市的FDI流入越多,各城市的FDI流入也受到周边城市FDI不可测因素的影响。对三大地区内部、三大地区之间及长、珠三角与三大地区之间等不同子样本的FDI空间效应的检验,发现东、中、西部地区FDI的主导类型分别为集聚垂直复合型、受限的集聚垂直复合型和水平型。     

城市化、全球化与落后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方向与城市建设

中国进入了城市化和全球化双重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的全新发展时期。落后区域的中心城市在这一新的宏观背景之下,面临着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冲击,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在运用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对落后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化与全球化进行研究,从理论上可以肯定落后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化与全球化相结合发展的问题可以决定其是能够追赶发达区域、发达城市;还是更加走向落后,甚至丧失中心城市的地位。     

城市化进程监控与城市系统功能监测

城市化进程不可回避且影响深远，同时还具有正、负双重效应。为确保城市化进程持续、健康、有序发展，必须突破“规模论”思维模式，以城市系统整体功能优化为核心与目标，对城市化与城市发展进程实施有效监督与调控。其中，城市系统功能优化度诊断、城市系统功能劣化预警、城市系统功能优化调整应是城市化进程监控的主要环节。     

从比较中看太原市“率先发展”

城市是推进和劳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心城市率先发展已成为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三位一体过程中的一种必然发展模式。山西提出太原市率先发展的重大举措，就是要通过太原市的发展，实现带动全省发展的目标。     

杭甬温区域城市流强度的实证研究

随着浙江省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中小城市正朝着＂都市圈＂、＂城市群＂空间模式发展壮大。特别是作为浙江省经济最发达的三大城市———杭州、宁波、温州,其城市增长极效应正不断增强。从城市外向关联性的角度,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城市流强度来剖析这3个中心城市在浙江城市群中的经济辐射地位以及变化情况。主要涉及3个中心城市的相关外联性行业城市流强度的测算和城市流结构的分析。     

长三角中心城市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及其变动

从人口城市化、地域景观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生活方式城市化等四个方面,构建长三角25座中心城市城市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测度模型,对2005年、2008年、2010年和2013年长三角中心城市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以此为变量,综合运用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等区域差异分析方法,对长三角中心城市城市化差异演变过程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发现:(1)长三角中心城市城市化发展表现为核心-边缘格局,其等级性、差异性和地带性特征明显。(2)研究期内长三角中心城市城市化总体差异趋于扩大,且总体差异与分解的泰尔指数组间差异变化一致。(3)研究期内长三角中心城市城市化综合得分敛散性主要表现为发散的状况,表明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趋于扩大。     

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提升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应对外部冲击、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结合2011年至2019年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可以增强本市的经济韧性，而且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本市与周边城市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显著，而数字化程度的推动作用则并不显著；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会因为城市地理位置、行政级别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以及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间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因此，需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进城市间的经济活动联系，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结合城市特质规划数字产业布局，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激发城市创业活力、调节城乡收入分配机制，打通数字金融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间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