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与补偿：数字普惠金融对母亲劳动损失的缓解作用

典型的中国家庭分工中母亲通常较多地承担照料子女的责任,尤其在子女升学前,母亲往往会加大时间、精力的投入,因此可能不得不承受一定的劳动损失。本文从就业概率和劳动时间两个维度对此进行了论证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子女升学压力会使母亲的就业概率降低4.47%、周工作时间减少3.26小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子女升学压力给母亲带来的劳动损失。进一步分析表明,母亲劳动损失主要发生在子女中、高考阶段,数字普惠显著地缓解了子女面临中、高考阶段压力时母亲的劳动损失,即中年女性群体能获得更多的补偿。本文补充了对隐性家庭教育投资的研究,验证了数字普惠对女性群体的惠及作用,从而为数字普惠金融和女性劳动供给决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角色代偿意识与家庭照料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CGSS2012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CGSS2012调查数据,考察了角色代偿意识、家庭照料两个维度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及其工资报酬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角色代偿意识越强,外出参与社会劳动的可能性越高,但对工资报酬的影响不显著;家庭照料的影响则要区分看待:学龄子女数量越多、或越认为养老责任在自己,女性社会劳动参与度越高,而对家庭成员的照料时间以及幼龄子女数量则呈负向影响.此外,学龄子女数量和个人养老态度会负向影响报酬待遇,但付出的照料时间越长,工资报酬反而会越多.稳健性检验证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和工资报酬会在户籍和代际上存在差异.     

数字经济与女性就业——基于性别就业差异视角

近年来女性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就业市场性别歧视现象有待解决。本文使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女性整体就业以及不同就业类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女性整体就业,对女性从事非农业工作、第二职业或副业均有提升作用;相比男性,数字经济对女性就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有效缓解了性别就业差异和收入差距;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在个人层面能提升女性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地区层面能提高地方公共财政支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进而促进女性就业。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应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以解决女性就业难题并缩小性别就业差距。     

农村人口流动对代际互动的影响研究

利用《山东省泰安市农村老年人问卷调查》资料分析发现:农村家庭的子女外出流动对老年人的心理影响不是特别明显,这与现实生活不太吻合,深究其因在于很多老年人不愿把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和感情向外人表达;相比而言,子女外出流动对女性老年人的心理影响比较明显,这与女性老年人比较善于感情的流露和表达有关.总体上,子女外出务工经商一方面可以提高家庭经济收入、改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但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农村留守老人的劳动负担和生活照料任务.从代际的经济互动来看,子女外出流动行为对是否给其父母钱以及给钱的数量都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但是反过来父母给子女的经济支持却不会受到子女外出状况的影响,这反映了代际经济互动具有一定的方向性;从代际的情感互动来看,子女外出虽然明显减少了亲子之间面对面的互动频率,但多数老年人依然认为自己与儿女的感情非常好,并不会因此感觉不亲近或不孝顺,这反映了血缘关系在我国社会关系网络纽带中的重要作用.     

福建省劳动力供给与就业状况分析

对福建省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以及就业的变动状况进行分析,发现对于福建省而言,人口红利基本得以兑现,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阻碍因素,主要因素为二元户籍制度,基于此情况提出了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对策建议,以促进就业.     

家庭化模式对流动女性的就业影响研究——以2014年云南和内蒙古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为例

利用2014年云南和内蒙古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不同流动模式下流动女性的就业前景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流动人口家庭化发展对女性就业具有阻碍作用,单身女性就业概率最高,半家庭式流动女性就业概率居中,举家式流动女性的就业概率最低.此外,随迁孩子数量也是影响女性就业的主要因素,在流入地每增加1个孩子,女性就业概率降低18％左右.在流动人口家庭化过程中,女性流动人口不仅面临着巨大就业竞争压力,同时还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流动女性就业劣势可能会随着流动人口长期化发展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在流入居住时间每增加1年,就业概率大致提高3％左右.     

性别不平等观念束缚了女性就业？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的证据

性别不平等观念涉及到男女之间的分工、能力、婚姻及家庭角色等多个方面,是影响女性就业和劳动绩效的根源性因素。本文采用CGSS2017数据,从个体、地区、“重要他人”三个层面检验了5种典型的性别不平等观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对性别不平等的分工观念、能力观念、婚姻观念、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同程度越高,地区层面性别不平等观念越盛行,不仅显著降低了女性就业参与,还对女性受雇于固定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和全职就业产生差异化的负面影响,导致女性收入越低。通过稳健性检验和采用“三八红旗手”占比作为工具变量估计表明,性别不平等观念对女性就业参与和收入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仍然稳健。性别不平等观念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和收入的负面影响更加普遍。教育人力资本在性别不平等观念与女性就业参与之间产生正向调节作用,间接弱化了性别不平等观念对女性就业参与的约束。家庭中作为女性“重要他人”的丈夫对性别不平等观念认可度越高,大男子主义越强,同样会抑制女性就业参与。     

长期护理人才困境亟待打破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空巢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使失能老年人获得家庭照护的可能性逐步下降,对专业化长期照护服务的需求大量增加。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护理工作不论是在家庭中、还是机构中进行,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有学者研究发现,成年子女照料家中老人是以自己不工作或减少工作时间为代价来实现的,子女少时会使照料父母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一项对临终老人需要完全照料时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垂直流动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作为构成中国人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进入城市后的垂直流动情况及相应的经济社会后果,关系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结构的优化。以重庆市为例,从收入变化、职业层次变化、自述变化三个方面来衡量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垂直流动指数,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不同年龄和性别农业转移人口垂直流动的状况不一样;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向上流动的空间;工作变化越频繁,越不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向上流动,相对稳定的就业是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向上流动的重要因素;学龄前或中小学阶段子女是否随迁也会影响到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发展,决定其是否有向上流动的时间和精力。最后,提出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垂直流动提升策略。     

我国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受教育状况考察

利用原国家计生委开展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我国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基本特征和受教育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流动人口随迁子女规模庞大,近半数为省内流动,86.5%来自农村,其在城市流入地生活的平均时间为4年;在学前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入幼儿园的状况不容乐观,入幼儿园的比例约为70%,其中就读公立幼儿园的比例不到25%;在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不在学的比例高达10%;在高中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学的比例约为80%,存在"早离校、早就业"的现象。     

放松生育管控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全面二孩政策的经验证据

伴随全面三孩政策的落地,中国越来越致力于促进生育,那表征为放松生育管控的生育政策调整会对中国劳动市场,尤其是已婚个体的劳动供给产生何种影响呢？这关乎生育配套政策的制定。为识别放松生育管控对中国已婚个体劳动供给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的机会。本文基于2014、2016、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 ,考察了全面二孩政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第一年,全面二孩政策显著降低了已婚个体的劳动供给,大体上,在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再多生育一个孩子,参与劳动的概率下降了9.3%。这一方面源于在缺乏社会和家庭照料下,生育对父母照料的刚性需求不可替代,另一方面源于生育带来了人力资本损耗下的工资率下降,进一步阻碍个人就业。进一步分析发现,首先,女性、农村户口群体、20-35岁年轻群体、家庭收入较低群体因为生育政策的放松,其参与劳动的概率更低;其次,全面二孩政策也降低个体的劳动时间,即在生育一孩的基础上,再生育二孩,个人周工作时间平均下降3.787小时;最后,随着时间的推进,全面二孩政策对劳动供给无显著影响,这也意味着当前生...     

配偶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本文从家庭收入的角度对女性劳动参与率进行研究，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6年数据，实证检验配偶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配偶收入与女性劳动参与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即配偶收入增加1%，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会增加1.7%，且当配偶收入达到当地人均收入9.88倍或人均支出11.58倍时，随着配偶收入的增加，“收入效应”会导致女性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区分低、中、高配偶收入组发现，随着配偶收入的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会经历先快速上升之后缓慢上升再到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地，配偶收入的提高对低技能、家中有1个子女、无学龄前子女以及农村女性的劳动参与均有显著影响。     

就业服务指导对就业率影响研究--美国华盛顿州的经验

了解如何对美国华盛顿州就业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对中国有效帮助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和低收入人员就业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本文的目的是运用非平衡面板数据评估美国华盛顿州就业服务指导和被指导对象个人情况，对25～35岁女性福利受益者就业率的影响。本文提出转移概率（transition probability）模型来解决样本破损、样本更新和时段依赖问题（sample attrition，sample refreshment，duration dependence）。我们的结果表明，只有第一次就业服务对于那些失业人员的就业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我们还发现工作经验越多的越易于找到工作。业人员的就业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我们还发现工作经验越多的越易于找到工作。这些发现说明对失业人员进行的就业培训，可以帮助他们快速找到工作。     

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实现状况的调研和障碍因素分析——基于河北省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体面劳动缺失的劳动者。由于社会性别定位、家庭角色分工、自身素质限制和外出就业心理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女性农民工相对于男性,其体面劳动的状况更加严峻。本文以女性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围绕工作权利、就业平等、社会保障和社会对话四个实现"体面劳动"的战略目标,对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的现状进行评析;应用probit模型分析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的障碍因素,以及各因素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为促进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提出政策建议。     

青铜峡市灵活就业农民获领《就业失业登记证》

根据宁夏自治区[2009]28号文件精神,青铜峡市劳动就业局对该市所有的城镇、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在本市稳定就业满6个月的,失业后都进行失业登记,并给予免费发放《就业失业登记证》,对已领取《失业证》、《再就业优惠证》的免费换发《就业失业登记证》,同时对办理《就业失业登记证》的城乡劳动者实行登记备案制,使《就业失业登记证》成为城乡劳动者双向流动就业的“绿色通行证”。此项政策的执行,打破了城乡户籍制度的区别,完善了城乡就业、失业登记制度,使城乡统筹就业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真正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人本服务理念,将为全市城镇失业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情况的统计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国直销员就业特征分析

直销员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是一类特殊的人群,其工作时间、收入支出水平、劳动保障等方面都表现出很大的非正规就业特征,由于一些认识的误区使人们难以对这一类人群形成客观的评价。本文立足于实际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直销员的就业特征,指出了直销行业对我国就业的促进作用。     

中国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的数据考察了影响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因素。通过研究分析发现,健康状况越差、自理能力越差和年龄适中、子女家庭住址越近的老年人越可能与子女一起居住,而受教育年限、是否有工作和子女是否都已婚对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没有显著影响。这些研究说明,老年人与子女居住主要是可以从子女身上得到贴身照料或情感慰藉,而不是获得经济上的支持。     

家庭责任、工作时间与性别收入不平等

本文基于家庭视角探究了性别工作时间不平等的成因及其对性别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研究发现,家庭责任抑制了女性的劳动供给,扩大了性别工作时间差距;家庭责任主要通过扩大无偿家庭劳务时间、劳动参与率和岗位强度等路径的性别差异影响了性别工作时间差距。进一步地,本文通过分解发现,家务时间影响了劳动参与率,而劳动参与率差异是性别收入差距中禀赋效应的首要因素;以系数效应衡量的性别歧视对在职群体的性别工作时间差距贡献度超过90%。此外,性别工作时间不平等取代了工作时间定价差距,成为了阻碍性别收入不平等收敛的关键因素。因此,缓解因家庭责任产生的工作时间不平等,是未来收敛性别收入不平等、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就业效应及机制分析

本文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6-2019年12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造了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就业效应及潜在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就业水平的提升,该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倡议的就业效应因沿线国家的收入水平、劳动条件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相对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倡议对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就业的促进效应更大;在劳动力市场效率更高、劳动关系更和谐的国家,倡议的就业效应也更强;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倡议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也相对较大。“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对接和资源互补、基于人才交流的人力资本提升,从就业的供给和需求双端发力,提升了沿线国家的就业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倡议的就业效应有助于促进沿线国家就业结构高级化从而提升就业质量,并可在中长期持续改善沿线国家的就业水平。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加强跨省劳务输出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为适应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服务工作需要,从1994年起,大多数劳务输出省份相继向主要的劳务输入地区派出了劳务工作机构(以下简称“劳务工作派出机构”),在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多渠道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工作要求,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必须在清理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的同时,进一步加强跨省劳务输出工作的领导,健全劳务工作派出机构,提高跨省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搞好流动就业管理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