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集聚效应还是选择效应?

准确识别开发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对于开发区的效率评价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次从"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两个方面对开发区影响生产率的渠道进行了论证,进而运用Combes et al.(2012)的方法对开发区和非开发区的生产率分布进行了系统比较,并定量识别了开发区的"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研究发现:(1)"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都显著提高了开发区的生产率水平;(2)平均而言,开发区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主要源自"集聚效应",但是这种"集聚效应"持续期非常短,在开发区成立三年后就基本消失。由制度和政策优惠所形成"选择效应"则是开发区长期生产率优势的主要源泉;(3)民营、小规模、年轻的低效率企业从"集聚效应"中获益更大,这一方面意味着开发区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说明开发区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促进了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     

收入的社区邻里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社区邻里效应视角解释中国当前相对贫困问题突出、收入阶层分化的现状,并为减少相对贫困问题、促进共同富裕提供新思路。借鉴国外学者做法,本文使用Heckman两步法的推广方法来纠正自选择偏差,检验了社区邻里环境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纠正自选择偏差后,收入的社区邻里效应显著存在,稳健性检验同样能够证实该结果,即优势社区邻里环境对个体收入带来积极影响,劣势社区邻里环境对个体收入带来消极影响;(2)社区平均学历、社区平均收入和社区贫困率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和门槛特征;(3)社区邻里环境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程度较大,其可通过社会交互机制影响个体收入,社区邻里环境可解释个体间收入差异的50%以上;(4)社区邻里效应加剧了收入阶层分化现象,使得不同收入阶层的群体集聚在不同档次的社区,且同一社区个体的收入表现出趋同化。未来扶贫工作应当关注社区邻里效应,以此来尝试减少相对贫困,促进不同收入阶层流动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进口自由化、竞争与本土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加入WTO的一个自然实验

在一个自然实验的框架下,本文考察了加入WTO后进口自由化带来的进口竞争对本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利用一个大规模的微观数据集,本文得到了以下结果:(1)进口竞争促进了本土企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2)进口竞争对效率不同的企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它阻碍了低效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促进了高效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3)进口竞争对本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激励效应和规模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低效率企业,进口竞争负向作用的规模效应超过了正向作用的激励效应,因而,进口竞争阻碍了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相反,对于高效率企业,进口竞争正向作用的激励效应超过了负向作用的规模效应,甚至获得了正的规模效应,因而,进口竞争促进了它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经济周期、产业空间集聚与现金持有策略的价值效应

宏观经济及产业环境是影响微观企业财务决策行为及其经济后果的重要因素。基于我国特殊制度情境,本文探讨了经济周期波动、产业空间集聚与制造业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策略的价值效应。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采取比竞争对手持有更多现金的策略能够产生显著正的价值效应,且这种效应在产业空间集聚度较低的企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2)当宏观经济发展处于下行通道之时,低集聚企业现金持有策略的价值效应会进一步显著提升;(3)低集聚企业现金持有策略的价值效应会随着竞争对手融资约束程度的加剧而显著增强,且这种效应在经济发展收缩期体现得更为明显;(4)考虑产权性质后发现,其他因素保持不变,与国有企业相比,低集聚民营企业现金持有策略的价值效应更强。     

企业生产率的代际效应和年龄效应

本文利用1998年到2004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从企业代际和年龄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变动,得到三个基本发现:(1)新进入企业总是能够将当时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组织制度"物化"在企业的物质和组织资本中,存续企业也能通过"干中学"而提升其生产效率;而且只有在改革开始以后成立的企业才显现出显著的日益上升的代际优势;(2)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代际和年龄优势并没有相应反映在外资企业上,外资企业的代际优势几乎没有,正年龄效应在第6年后也几乎消失;(3)尽管国有企业平均来看较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生产率低,但在1988年之后新成立的国有企业日益增加的代际优势,表现出了明显的"追赶"效应。     

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外溢效应的外部因素

从理论上探讨了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外溢效应的外部影响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构建计量模型,利用1998—2012年福建省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了政策环境、城镇化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和信息化水平在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的外溢效应方面的作用。结果表明:4个外部因素均能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的外溢效应,其中政策环境和技术创新能力对金融业和科技服务业的外溢效应具有显著的增强作用,城镇化水平对物流业和金融业的外溢效应具有显著的增强作用,信息化水平对物流业外溢效应的增强作用最为显著。指出:当前应进一步改善外部环境以促进产业联动发展。     

人民币汇率水平与出口企业加成率——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文章利用2000-2007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深入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并同时揭示了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人民币升值显著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并且对于出口依赖程度越高的企业,人民币升值对其加成率的负面影响越大;(2)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且可能存在1年的时滞,它对企业加成率的抑制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呈递增趋势;(3)人民币汇率对不同特征的出口企业加成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消极影响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而降低,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增强而增强;从所有制性质来看,私营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冲击较大;在贸易方式方面,加工贸易企业的加成率受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小.进一步地,文章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通过“价格竞争效应”和“规模效应”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文章为资本市场开放条件下的企业行为选择和贸易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参考.     

纵向伙伴关系维度的技术标准扩散效应研究

基于Stackelberg博弈模型,对技术标准的市场扩散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不仅揭示了技术标准独有特征——技术标准效应的变动机制,而且对市场机制与纵向合作机制在促进技术标准市场扩散方面的优越性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论包括两个方面（含9个具体发现）：在技术标准效应的变动机制方面,技术标准效应与市场不确定性水平成正比,与采用技术标准所需投入的专用资产投资水平成反比,与新技术对原有技术的替代率成正比,与技术标准持有企业对专用资产成本的分担比例成正比;在促进技术标准扩散效果方面,纵向合作机制相对于市场机制具有明显优势,表现为对于技术标准的市场需求量与网络外部性效应的提升,以及技术标准产业化过程中对专用性资产投资水平承受能力和对市场不确定性水平承受能力的增强。     

产品市场竞争治理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CEO变更视角

产品市场竞争作为公司治理机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公司高管是否存在治理效应一直备受各界关注。本文运用Logit回归方法,以2000-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CEO变更为视角,对产品市场竞争的治理效应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表明:(1)总体上,CEO变更与HHI之间的负相关不显著,但低竞争行业下,CEO变更与HHI显著负相关;(2)高竞争行业下,CEO变更对经过行业调整的业绩的敏感性高于对公司业绩的敏感性;(3)中国产品市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CEO的监督,低竞争行业还有很大的市场化空间。     

长三角地区交通一体化的多尺度分析及空间效应

从区域时空压缩的角度出发,通过构建综合交通可达性模型,测度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间最短时间距离及其变化,利用德尔菲法和等时圈分析法等方法,从城市、都市圈、城市群3个尺度探讨长三角地区一体化水平的空间异质性,为长三角地区一体化方案制订及实施提供参考依据。研究发现：(1)在交通一体化建设背景下,高铁和城际铁路的建设和开通使得城市之间的时间距离大幅度缩短,城际社会经济交流更加密切,区域内1 h以内的城市对数量急剧增多;(2)区域高水平一体化地区集中分布于沪宁和沪杭等轴带地区,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一体化水平较高;(3)在时空压缩效应下,区域中心城市扩大了“溢出效应”和“同城效应”的地域范围;(4)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空间异质性随着高速交通网络不断完善而发生改变,杭州、无锡、苏州、合肥等城市逐渐成为长三角地区新兴核心城市,芜湖、安庆等城市在城市网络中的作用也在逐渐加强。     

兄姐上大学对同胞高等教育获得的溢出效应

家庭内部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个体教育获得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2013年和2018年的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考察了兄姐上大学对同胞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1)兄姐上大学对同胞高等教育获得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在二孩家庭和城镇家庭内部更为强烈,同胞间存在教育溢出效应;(2)这种溢出效应受同胞结构和家庭因素的影响,长子(长姐)、相同性别和年龄差4至6岁的同胞间溢出效应更为强烈,婚姻破裂和亲子互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育溢出效应;(3)机制探讨结果表明兄姐对同胞的知识传递及榜样效应发挥了重要作用;(4)兄姐上大学对同胞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也会进一步传导至就业选择上,有兄姐上大学的同胞就业参与率更高,也更有可能获得稳定性更强和福利待遇更好的体制内工作岗位。     

财政透明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两个维度,分析财政透明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本地区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有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而周边邻近地区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对本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具有较为强烈的阻碍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空间滞后和路径依赖;财政透明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三大区域财政透明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负,西部地区溢出效应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低;与高透明度和高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城市相比,低透明度和低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城市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较大。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披露制度,提升投资营商环境,同时,地方政府之间还应加强互动与合作,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促进地区协同发展。     

新疆南疆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效应分析

本文运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对近几年来南疆出口农产品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寻找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实证结果发现竞争力是南疆出口农产品持续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但是近几年竞争力效应在逐渐减弱。进口国的需求效应对出口增长的阻碍作用在减弱。商品结构效应对出口增长的作用有所增强,但不是很明显。根据分析,最后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贸易开放中的动态空间第三方效应研究——基于CAFTA视角

本文采用1994-2011年中国与东盟10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造CAI指数和RCA指数,并运用动态空间Durbin面板计量方法,全面分析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的货物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现状,以及贸易开放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各成员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和产生"第三方效应"的传导机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无论是在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国际综合竞争力方面,中国与其他东盟10国相比并不具有明显的竞争力优势;(2)货物贸易开放的"第三方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发挥,其进一步开放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已经十分有限;(3)服务贸易开放的"第三方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一种非线性的U型关系,进一步的服务贸易开放能够提高各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本文的实证结论为中国在CAFTA框架下制定贸易开放政策以促进我国国家竞争力的提升,从而实现不同产业均衡发展提供了较强的政策启示。     

物流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分析

物流在现代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明显,物流到底从哪些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值得探讨.本文从物流的经济增长拉动效应,三次产业关联效应以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效应三个方面展开,来分析和探讨物流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我国再贴现政策效应

作为中央银行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再贴现政策在我国的金融运行过程中,由于实际操作时间短,加上社会信用和票据市场不发达等因素的制约,使其具有特殊的动作机理和特殊的功能效应,本文试图从我国再贴现政策的功能效应入手,研究制约其效应发挥的因素,探索如何更有效发挥再贴现政策效应的途径,以达到促进金融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增强货币下降政策可操作性的目的。     

溢出效应对竞争企业研发投资和政府补贴的影响

运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溢出效应对竞争企业研发投资和政府补贴的影响,构建了不同情形下的博弈模型,研究表明:当溢出效应较弱时,合作研发下的政府补贴率最高,但企业更愿意选择集中式决策;当溢出效应中等时,企业的最优策略是合作研发并能够获得较高水平的政府补贴率;当溢出效应较强时,企业的最优策略是选择分散式决策,政府仍会为其设定最优补贴率。分散式决策与合作研发均能使研发投资、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维持在较高水平;集中式决策不仅会弱化企业的研发投资积极性,还会损害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     

社会规范与创业——基于62个国家创业数据的分析

本文研究社会规范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从影响大小、影响边界、影响机制层层深入,剖析社会规范对创业的激活效应、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以及内在传导机制。匹配和合并全球创业观察等四大国际性数据库62个国家、5年的615116份创业数据,通过工具变量Probit回归结果发现:(1)社会规范对创业活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塑造良好、支持性的社会规范对创业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3)社会规范通过促进潜在创业者感知机会、承担风险、提高技能和拓展网络四方面的中介传导机制,进一步激活创业活动;(4)社会规范对创业的影响甚至超过一些正式制度因素对创业的影响。本研究显著拓展了制度理论特别是国家非正式制度影响微观创业的发现,对通过国家制度顶层设计激活创业、优化创业结构具有重要启示。     

亲子利他性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2008-2011年四年间的数据,考察了父母的亲子利他性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运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父母的亲子利他性表现出明显地与后天经济状况相关的社会利他性倾向。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父母的亲子利他性程度越强;(2)利他性程度与社会在教育、健康等方面的公共补贴负相关;(3)在利他性促进人力资本形成和抑制物质资本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济增长效应中,负增长效应居于主导地位。     

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

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新一轮技术变革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力量。本文利用200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老龄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通过构建三部门理论模型深入探讨了数字经济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1)老龄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效应大于需求侧效应,总体呈负向抑制作用;(2)数字经济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有效地减弱了老龄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负向影响,数字经济的良性发展显著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的调节作用从西部地区到中部地区再到东部地区逐渐增强;(4)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增加社会消费需求从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上述结论对我国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现实背景下,如何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和加速产业结构优化进程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