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创新来源:信贷市场还是股票市场

以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Heckman选择模型,考察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结论显示,信贷市场发展具有提高企业创新参与概率、减小企业创新规模的作用;股票市场发展对企业创新参与和创新规模均存在正向作用;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发展对国有企业创新参与的促进作用大于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对国有企业创新规模的作用要小于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对高技术产业创新参与和创新规模的促进作用均大于一般产业,对高融资依赖型行业创新参与和创新规模的促进作用均大于一般产业和低融资依赖型行业。     

外资研发、制度环境与我国工业企业创新——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研发外部化的发展,企业的创新活动由过去的内部创新向开放式创新发展。本文基于国泰安中国非上市公司数据,在控制了企业规模、市场竞争、负债率和资本密集度的情况下,分析了外资研发、制度环境对我国工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自身的R&D投入对其创新产出的正向影响较小;外资研发对我国企业创新没有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制度环境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与企业的创新产出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产权结构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有微弱的正向影响。     

营商环境、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产出效率 ——基于技术比较优势的视角

为了考察政府和市场两大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效率的影响,基于2007—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专利面板数据,从技术比较优势的视角,探究政府支持和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政府支持方面,政府的直接创新补贴和间接财政支出对企业的创新产出均存在积极影响;营商环境方面,政府治理环境和法制建设环境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具有促进效应,而外商投资环境则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存在一定的抑制效应。（2）从技术比较优势视角看,政府支持中的直接创新补贴和间接财政支出仅对处于低技术比较优势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有促进效应;营商环境中的政府治理环境对处于高技术比较优势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有促进效应,而法制建设环境和外商投资环境仅显著影响处于低技术比较优势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研究结论表明政府支持和营商环境对不同地区、行业和规模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中国创新政策试点能有效驱动企业创新吗?——基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经验证据

创新政策试点是增强微观企业创新活力、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政策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对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及地级市数据的匹配,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政策试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创新政策试点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增加;区分专利类型的检验结果表明,创新政策试点提高了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对策略性创新产出影响不显著,即创新质量显著提升.进一步地,创新政策试点可通过加强政策激励、促进良性市场竞争、增加企业管理交易成本、降低资本市场交易成本等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提高创新产出.异质性检验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高的城市,创新政策试点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越明显;相比于国有企业,创新政策试点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分企业生命周期阶段来看,创新政策试点对成长期与成熟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研究结论对于转变创新政策试点未来发展定位,提升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质量,激励企业创新,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能力对企业竞争力影响研究

本文运用2012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报表数据,研究了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对企业竞争力三大维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创新投入对市场竞争力的影响为负向,对效益竞争力、成长竞争力的影响为正向,而且对效益竞争力的影响最大;企业创新产出对企业竞争力三大维度的影响均为正向,对效益竞争力的影响最大。     

利率市场化：影响企业创新的双刃剑——银行信贷决策视角的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企业创新需要金融支持,目前银行信贷依然是中国企业创新的主要融资渠道。由于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通常具有较高的风险规避偏好,而企业创新活动往往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导致企业银行贷款规模的增长可能抑制其创新活动,其中长期贷款增加不利于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增长,而短期贷款增加有利于企业创新投入增长;同时,银行净息差的收窄降低了企业短期融资成本,进而有利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增长。利率市场化增强了商业银行的贷款定价权和银行间的竞争,使其获取风险溢价的机会和动机增强,进而改变银行的信贷决策,并可能对银行信贷的企业创新效应产生双面影响：增加对企业创新项目的贷款（尤其是长期贷款）,从而弱化贷款规模增长和长期贷款增加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强化对企业创新项目贷款利率的调整（尤其是短期贷款）,从而弱化银行净息差收窄和短期贷款增加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利用2008—2017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利率市场化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但也确实是通过银行信贷影响企业创新的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减弱了贷款规模增长和长期贷款增加对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的抑制效应,另一方面也减弱了银行净息差收窄和短期贷款增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对于不同产权性质、行业和规模的企业,利率市场化通过银行信贷对其创新活动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而且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与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此过程中也有不同的表现。应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建全公平竞争的金融市场机制,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的支持作用,并进一步加强对中小银行和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以提高商业银行信贷决策的创新项目偏好,进而有效降低企业创新的融资成本,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增长。     

市场结构、市场绩效与企业的创新行为——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新产业组织学中SCP分析范式,采用2004～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统计数据库,利用Tobit模型对影响企业研发强度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企业规模和市场集中度与研发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在一定范围内,规模的增长和竞争的加剧是有利于创新的。从企业产权特征来看,与其他所有制相比,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制企业的创新投入激励要更大些,而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则无明显差异。此外,企业的市场份额越大,其研发积极性也更高,这表明研发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除了市场结构对创新投入影响外,市场绩效也影响着企业的研发强度,其中,企业的利润积累能促进研发支出,且研发支出也随新产品产值比重的提高而增加。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就如何鼓励企业创新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促进抑或抑制：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的创新产出效应——影响机制与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会影响自身的资源配置,进而影响其创新行为。若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主要是为合理利用其闲置资金,则可以通过改善财务流动性增加创新投入,进而提高创新产出;若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主要是为短期套利,则可能挤占创新资源,进而不利于创新产出的增加;由于不同的企业在资金状况及治理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的创新产出效应会表现出明显的企业异质性。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广延边际角度（是否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和集约边际角度（非关联委托贷款发放规模）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样本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对其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贷款规模越大抑制效应越强;相对来讲,融资约束较低、股权集中度较高、资产负债率较高的样本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对其创新产出的抑制作用更大;样本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或者增加非关联委托贷款规模,都不会促进其流动性供给的增加（即不存在资金储蓄效应）,反而都会减少其研发强度（即存在资源侵占效应）,进而抑制创新产出增长。上述结论警示新时代中国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纠正不合理的资金配置行为：一方面,金融监管机构应进行科学引导和适度监管,约束企业主要为短期套利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进而挤占创新投入的短视行为;另一方面企业要转变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并改善资本结构、优化治理结构,促进创新投入和产出增长。     

工资水平与制造业出口企业产品创新——基于“出口中学习”视角的二元边际考察

本文基于"出口中学习"视角分析了工资水平影响企业产品创新二元边际的内在机制,并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工资水平上涨对出口企业产品创新的扩展与集约边际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资水平较高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产品创新并生产更多的创新产品。进一步考虑投资企业类型、企业规模和企业所属行业后发现,工资水平上涨对内资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作用显著大于外资企业;工资水平上涨促进了大中型企业产品创新二元边际的提升,而对小型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工资水平上涨提高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产品创新的扩展边际,提高了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产品创新的集约边际。     

市场集中度、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力——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战略公司金融理论认为,资本结构决策会对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力产生影响,但影响方向如何没有定论。利用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当市场集中度超过一定水平时,财务杠杆比率和产品市场竞争力正相关;当企业资产规模超过一定水平时,财务杠杆比率也和产品市场竞争力正相关。上市公司根据所处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自身规模进行适当的资本结构决策,可以有效提升其产品市场竞争力。     

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企业扩张行为

经济转轨时期,中国企业表现出强烈的扩张冲动。鉴于转轨时期政府对企业生产决策有重大的影响,仅从企业自身考量不能全面解释企业扩张的冲动。文章在企业的生产决策过程中考虑了政府因素,并构建模型分析政府对企业扩张的影响。政府官员对产出和企业规模的强烈偏好使企业将产出引进目标函数而偏离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导致企业规模高于企业利润最大化时的规模,过度扩张。随着转轨过程的深化,政府应停止干预企业微观运行的行为,转而为企业发展塑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ESG表现与绿色创新

企业对环境、社会和治理的责任日益受到投资者重视,其ESG表现不仅反映企业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也影响着资本市场对企业发展战略和竞争能力的判断,进而影响企业对各类创新资源的集聚和利用能力。基于此,以2017—2019年中证ESG评级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ESG表现会带来更多的绿色创新驱动力,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成果;(2)机制检验发现税收优惠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此外,面临较高融资约束的企业更有动力提高ESG表现,最终促进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而对于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这种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通过提高ESG表现带来的创新产出最终会提高企业市场价值。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推广ESG理论的应用价值、丰富绿色创新的作用路径以及完善相关政策支持等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际知识溢出对中国内资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FDI渠道、进口贸易渠道与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国际知识溢出效应主要通过FDI渠道和进口贸易渠道实现,并受技术吸收能力的调节。利用2009—2017年中国20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FDI知识溢出和进口贸易知识溢出对内资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以及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从工业全行业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来看,FDI的知识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但进口贸易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产出有负向影响,两种渠道的知识溢出效应均随着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增强而增强;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来看,两种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效应都不理想,而且进口贸易渠道的知识溢出效应随着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增加而减弱。一方面,应鼓励和支持内资企业加大R&D和新产品开发投入,通过提高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更好地利用国际知识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应加快对外开放的转型升级,加大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FDI引入,为国际知识溢出创造更多机会和更好环境,进而有效促进内资企业技术水平和创新产出的高质量提升。     

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研发产出的实证分析——基于山东省的面板数据

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政府科技投入也存在差异。以山东省为例,利用山东省政府科技资助数据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相关数据,通过构建企业研发投入产出函数,探讨山东省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政府直接资助相比较,间接资助更能促进企业研发产出。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兼议董事会规模的调节作用

系统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简称董责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作用,并且检验了董事会规模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董责险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董责险作为上市公司的治理工具确实能够有助于企业创新;而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则会抑制董责险对企业创新的激励,说明较大董事会规模的上市公司,由于存在集体决策困境,对上市公司的创新决策有着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从上市公司异质性的角度,进一步分析董责险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上市公司投保董责险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CEO与董事长两权分离的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比两职合一的公司对创新的激励效果更显著。研究结果对于上市企业投保董责险以及选择创新激励策略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基于因子分析的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研究——以福建省三明市为例

文章以提升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研究目的,拟建立民营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模型,探究揭示创新能力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根据问卷调查,采用因子分析表明,三明市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有三个主因子,分别为创新投入规模因子、创新投入增长因子和创新产出因子。构建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创新能力对企业扩张能力因子有较为显著影响;创新投入的规模和增长因子对企业成长性有正向影响,创新产出因子对企业成长性作用较弱。通过研究,为民营企业的成长及加快三明市创新驱动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企业的领导权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企业治理结构中领导权结构的不同安排会改变经理人决策自由和创新意愿,进而导致企业创新活动的效率差异。但相对于股权激励、资本结构等其他机制而言,领导权结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是隐性和间接的。文章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来研究企业领导权结构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2009~2011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对于中国上市公司而言,领导权结构的不同安排确实会对技术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私营企业的CEO两职合一会比国有企业带来更好的创新绩效,并且这一关系主要是通过经营者对技术创新决策的支持而实现的。     

创新环境因素对区域创新效率影响的空间计量研究

影响区域创新产出的因素可以分为直接要素投入和外部创新环境两个方面,二者均对提高区域创新效率具有重要作用。以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中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数据为基础,运用ＭｏｒａｎＩ指数进行空间自相关性检验,并建立直接要素投入和区域创新外部环境因素与专利产出的实证模型,通过ＯＬＳ和空间计量两种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不同区域创新产出存在发展不平衡现象,区域创新行为具有空间集中分布的特点,并且区域创新集群的现象比较明显;创新环境外部因素对区域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单纯增加人口数量并不能显著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创新环境诸因素中,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高校毕业人数和市场化率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最为显著。     

中国工业R＆D投入的影响因素

本文运用中国工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规模、产权结构等因素对R＆D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销售收入对R＆D支出有显著正影响,企业员工数量对R＆D支出和R＆D人数均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熊彼特假说依赖于企业规模和创新变量的设定;国有产权对R＆D人数有显著正影响,但对R＆D支出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表明国有企业在R＆D资源配置上存在着某种扭曲。研究还发现,政府资助对激励企业R＆D投入有重要作用。     

企业创新投入、发展阶段与创新绩效——基于专利细分视角的动态SYS-GMM模型分析

引入“发展阶段”这一边界条件,以阐明企业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在将创新投入细分为R&D经费投入与R&D人员投入的基础上,基于专利细分视角,采用2011—2018年中国电子通信上市企业样本数据,运用动态SYS-GMM模型,探究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创新投入行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处于中低发展阶段时,R&D经费投入更有利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产出;当企业处于中高发展阶段时,R&D人员投入更有利于发明专利的产出。创新产出结构的变化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企业在进行创新投入时,需要考虑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