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潜能加剧了性别工资不平等吗？

本文首先构造了我国338个城市包含海外和国内市场的总市场潜能指标,并利用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新经济地理学的基准工资方程,通过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和RIF回归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市场潜能对性别工资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潜能虽然对工资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拉动作用,并缩小了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不平等,但扩大了低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不平等,从而加剧了整体的性别工资不平等,其中对低收入群体的加剧作用大于中高收入群体。RIF工资分解结果也证实了这一事实,且收入分布上半部分（90-50分位点）和工资结构效应对此贡献较大,尤其是市场潜能的工资结构效应贡献了总工资结构效应的60%以上,表明从城市间市场潜能及其对性别工资的影响入手,将是破解性别工资不平等难题的有效路径。     

男女均衡承担家庭责任有利于提高女性社会劳动参与率

本文通过对均衡承担家庭责任的概念的阐述,认为不平等的家庭责任分工在中国家庭中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妇女就业。为此,倡导男女均衡承担家庭责任,以此提高女性社会劳动参与率。     

中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变化：2002—2013年

本文利用CHIP2002和CHIP2013中的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研究这一时期城乡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化以及对全国收入差距贡献的变化。一方面,伴随着21世纪以来旨在影响收入分配问题的新政策的施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基本上呈现显著缩小的趋势,教育和家庭结构等特征的系数效应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正在减小。另一方面,不平等指数分解揭示出,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对于全国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正在缩小。然而,教育的禀赋贡献仍呈现扩大趋势,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人力资本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的贡献。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1989年-2011年的农户微观家计调查数据,采用方差分解和回归分解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农村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收入不平等的总体变化主要是由组间效应所引起,即不同出生组之间不平等程度的加剧是收入不平等的主因;无论采用方差分解法还是采用回归分解法得到的研究结论表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确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其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但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人口老龄化效应有增强之势。     

精力分配视角下婚姻和生育对性别工资差别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年微观数据,考察“高学历”群体中婚姻、生育对性别收入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婚姻使性别工资差异的系数扩大了44％;生育对性别工资差异的贡献度达到12．3％;男性仍具有人力资本投资优势,主要表现在工作时间和工龄上。这表明改变传统的家庭精力分配模式,增加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精力和实践,才能真正改变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异。     

数字经济与女性就业——基于性别就业差异视角

近年来女性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就业市场性别歧视现象有待解决。本文使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女性整体就业以及不同就业类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女性整体就业,对女性从事非农业工作、第二职业或副业均有提升作用;相比男性,数字经济对女性就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有效缓解了性别就业差异和收入差距;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在个人层面能提升女性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地区层面能提高地方公共财政支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进而促进女性就业。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应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以解决女性就业难题并缩小性别就业差距。     

配偶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本文从家庭收入的角度对女性劳动参与率进行研究，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6年数据，实证检验配偶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配偶收入与女性劳动参与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即配偶收入增加1%，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会增加1.7%，且当配偶收入达到当地人均收入9.88倍或人均支出11.58倍时，随着配偶收入的增加，“收入效应”会导致女性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区分低、中、高配偶收入组发现，随着配偶收入的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会经历先快速上升之后缓慢上升再到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地，配偶收入的提高对低技能、家中有1个子女、无学龄前子女以及农村女性的劳动参与均有显著影响。     

性别不平等观念束缚了女性就业？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的证据

性别不平等观念涉及到男女之间的分工、能力、婚姻及家庭角色等多个方面,是影响女性就业和劳动绩效的根源性因素。本文采用CGSS2017数据,从个体、地区、“重要他人”三个层面检验了5种典型的性别不平等观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对性别不平等的分工观念、能力观念、婚姻观念、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同程度越高,地区层面性别不平等观念越盛行,不仅显著降低了女性就业参与,还对女性受雇于固定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和全职就业产生差异化的负面影响,导致女性收入越低。通过稳健性检验和采用“三八红旗手”占比作为工具变量估计表明,性别不平等观念对女性就业参与和收入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仍然稳健。性别不平等观念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和收入的负面影响更加普遍。教育人力资本在性别不平等观念与女性就业参与之间产生正向调节作用,间接弱化了性别不平等观念对女性就业参与的约束。家庭中作为女性“重要他人”的丈夫对性别不平等观念认可度越高,大男子主义越强,同样会抑制女性就业参与。     

社会网络与家庭财产差距——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6年面板数据分别进行OB分解和FFL分解,从禀赋效应和回报效应两个方面探讨社会网络对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影响。结果表明,2010年和2016年家庭净财产差异主要是由回报差异造成,且回报差异在总体上是显著的;2016年社会网络对各分位点上的家庭财产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与家庭财产水平呈U型变化。另外,采用夏普利值分解考察社会网络对家庭财产差距的贡献率发现,社会网络对家庭财产差距的贡献度不断扩大,由2010年的0.66%上升到2016年的1.18%。     

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结构：基于相对收入理论的视角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与2013年的面板数据,本文从相对收入理论的角度检验了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但挤出了生存型和享受型商品消费。与对农村家庭的影响相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城镇家庭的人力资本投入有负向影响,但显著促进了他们的享受型商品消费。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和城镇的低收入阶层、城乡居民间有更多接触机会的群体的影响更大。这些发现均与相对收入理论一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激励了农村家庭不断追赶城镇家庭,当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时又激励了城镇家庭进一步提升与农村家庭之间的差距。研究还发现,政府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可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家庭食品衣着消费的挤出,且不会挤出农村家庭的私人教育投入。     

中国城乡居民住房不平等分析

随着中国城镇住房分配体制的转型,居民的居住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的收入水平,因此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也在无形中影响着住房的不平等状况。基于2002年和2013年的城镇和农村的住户调查数据,本文从住房面积和房产价值两个角度分析中国农村和城镇居民住房不平等的总体状况。研究发现,在住房市场化体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从财产所有权上的住房均等化有所提升,家庭居住面积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人均居住面积分布的不均等程度却进一步扩大。房产价值的不平等分析表明,虽然这一时期居民的住房财富高速增长,但城乡内部和城乡之间的房产差距都急剧扩大。基于回归分解的方法考察住房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后发现,区域差异、收入差异和人力资本是造成居民房产价值分布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因素。     

数字经济、家庭创业与行业收入差距——基于CFPS的经验证据

行业收入差距过大会直接影响共同富裕战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8年的数据，探讨数字经济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行业收入差距呈现显著的U形影响关系。从异质性来看，数字经济对行业收入差距的U形影响关系在男性劳动群体、个体和私营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比较显著，但是在女性劳动群体、国有及事业单位中则不显著，与第二产业负相关，与第三产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呈倒U形关系。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家庭创业水平在数字经济与行业收入差距的U形关系中发挥了明显的中介作用。     

收入分配、有效要素禀赋与贸易开放度——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21个省区市1995~2005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要素禀赋、贸易开放度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显示,要素禀赋特征对中国收入差距具有相当的解释力,耕地、资本对收入不平等有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劳动力等因素却倾向于扩大收入差距;对外贸易显著影响了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外贸易与不同的要素禀赋结合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联合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另外,对外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呈现出城乡、地区差异性。除此以外,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失业率与以非国有化为特征的经济改革对收入差距有显著作用。     

劳动参与率与就业

正劳动参与率的含义在考察劳动力市场状况时,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多少人就业或失业,而忽视了劳动参与率也是反映就业状况的重要指标。劳动参与率是指经济活动人口(就业者和失业者之和)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劳动参与率的高低,一方面受到劳动者收入、家庭状况、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人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社会保障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如果劳动参与率过低,会导致经济活力的下降。北欧、西欧一些国家为了遏止那些有劳动能力的     

再分配：平等与效率的权衡

再分配是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分配制度之一。平等与效率的权衡是再分配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利用2012年的相关微观数据估计了我国当前的所得税-转移支付制度减少收入不平等的边际成本。模拟估算仅关注了对个人劳动所得征税对劳动力供给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即使劳动力供给弹性适中,边际成本也相当高。在无补偿工资弹性为0.2(补偿弹性为0.31)的基准事例中,收入最低的五等分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高收入五分之一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就减少9.51元。在考虑到高收入家庭减少劳动供给由此增加闲暇时间,考虑到闲暇的价值时,边际成本估计仍为3.49元。这一发现的政策意义是：有效缩小收入差距必须综合施策,在发挥再分配调节收入差距的同时,更加注意初次分配公平和充分发挥三次分配的调节作用。     

中国转型期通货膨胀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31个省市区1979～2009年的面板数据,在运用面板数据门限模型检验我国的通货膨胀率、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率和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都不存在门限效应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可行广义最小二乘进行估计。结果发现,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和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率都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且是稳健的,但扩大的程度因所用数据的时间长短而异;而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率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系数的符号和大小都因数据的时间长短而变化。     

城市偏向、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动态分析

本文以城市偏向、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互作用机制为理论基础,根据1978~2004年的时序数据,对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城市化与城市偏向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对城乡差距扩大产生正向冲击;城乡收入差距是城市化水平上升的原因,对城市化产生负向冲击;城乡收入差距不构成城市偏向的原因。正确认识三者关系,对于理性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具有现实意义。     

影响收入分配的金融因素及相关政策分析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亟待改善已经成为共识。本文从理论上对影响收入分配的金融因素进行了分析,表明除了金融因素造成的经济波动之外,金融市场不完全以及金融资源分配本身所具有的不平等性质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据此,进一步提出了应采取适当的金融政策改善我国收入分配状况。     

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测算与分析

文章以我国居民个人收入为研究对象,测算了三种收入不平等指数,并按收入来源法对其进行了分解。研究表明:2009年我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是比较高的,且基尼系数城镇低于农村;从不平等指数的分解结果来看,工资收入扩大了总收入的不平等;退休金收入减小了居民收入不平等。     

基于收入分布的收入差距扩大成因的分解

本文采用核平滑化的半参方法估计了1987年、1996年、2004年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布曲线,并且基于收入分布又进一步分解了导致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劳动者的劳动力特点的普遍变化,如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行业、职业分布的变化;二是对劳动力特点回报率的变化,如教育回报率的提高,各行业、职业回报率差异的扩大等。本文发现后者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