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是否促进了地方官员晋升？——基于中国地级市样本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7到2016年官员晋升数据与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匹配,实证考察环境治理对官员晋升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治理促进了官员晋升;环境绩效考核和经济绩效考核并存,环境绩效在官员考核中被强化,经济绩效被弱化。从区域角度看,北方地区更强调以经济增长的方式晋升,南方地区注重以环境治理的方式晋升;相比非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官员通过环境治理晋升的概率更高。从官员特征看,官员任期越长,环境治理对官员晋升的影响越大;使用逆温作为工具变量,并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应当强化绿色发展理念和环境绩效考核的重要性、调整绩效考核比重,建立“因地制宜”的官员治理体系、建立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激发官员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     

政府环境规制、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技术创新

利用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重污染企业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这种影响的作用效应,并考察了不同所有制企业、有或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在上述影响和效应上的差异,以及转变晋升考核机制的影响。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够促进污染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受到地方官员晋升压力的制约,即较高的晋升压力会削弱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上述影响在民营企业尤其是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最后指出,在官员考核指标中加入环境质量等要素、建立综合考核机制,能够有效抑制官员晋升压力的负面作用。     

官员特征与地方国企募资变更

地方政府干预企业的研究只见政府不见官员,但政府行为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官员行为,官员是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主体。本文以2001-2009年期间A股发生募资变更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官员年龄、学历、任期等特征对地方国企募资变更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年龄越小、学历越低,地方国企募资变更几率越大;随着任期的增加,募资变更几率呈现倒U型变化;官员年龄越小或学历越低的官员任期接近4年时,募资变更几率更大。并且官员特征对募资变更的影响因不同来源、任职地区以及国企产权对应的行政级别而异。本文从募资变更视角将政府"掠夺之手"研究拓展到官员个人层面,有助于我们认识官员个体差异在企业微观行为中的影响,也对近年的干部人事改革提供参考。     

"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与企业投资——来自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证据(CPES)

如何在政府和企业间关系中寻找一个适宜状态,实现非市场战略与市场战略的整合,一直是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第12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本文实证分析了"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提高了民营企业新增投资水平,在使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困境、提高民营企业家地位和完善企业治理制度,进而促进了企业新增投资.进一步分析还发现,相对而言,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无政治联系和未能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企业中,"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在企业投资行为中的促进作用更强.最后,合作建策能为企业获取更高质量的政务环境,说明合作建策也对增强政府行政效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本文认为,增强政府官员与民营企业家的信息互通,提高民营企业家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共商地方事宜"将有助于提升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本文的研究从一种战略整合的视角考察了政企合作建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这不仅丰富了政治关系对企业投资的相关研究,而且还拓展了以市场为核心的战略管理,为企业进行"二元"战略互动的重要性提供了证据.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经济分析 ——来自中国196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在环境治理问题上,地方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主政官员的影响。本文基于2003—2010年间中国169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官员特征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①官员年龄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本地任职、接受过党校教育、有工程师职称的官员更有利于城市环境治理;②官员特征对环境治理绩效分解指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③官员特征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本文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官员个体差异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也可以为干部人事改革提供参考性建议。     

制度压力感知与官员独董辞职--基于“中组部18号文”的实证研究

现有文献发现,官员特征(如官员的任期、异地交流、更替等)对地方经济增长和公司财务行为有重要影响,但是由于不易准确度量及缺少恰当的研究情境,对官员对制度压力的感知情况考察不足。作为外生的政策冲击,“中组部18号文”的颁布及施行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机会。使用手工搜集的自“中组部18号文”发布以来的官员独董辞职数据,本文从制度压力感知的角度,考察了官员行政级别、公司产权性质和地区政治强度对官员独董辞职时间早晚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级别越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以及上市公司所属地区政治强度越大的官员独董,对制度压力的感知越深刻、越敏锐,辞职时间也就越早。可见,企业经营者需要深入思考政治关联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认清其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此外,文章还考察了外部治理环境对官员独董辞职行为特征的调节效应,并且发现,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有助于提升政策的执行效率。     

环境处罚促进企业环境治理了吗?--基于过程和结果双重维度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政府环境执法的层面以及企业环境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的双维视角分析环境处罚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利用2012-2018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环境处罚频次和处罚力度均能促进目标企业在过程维度和结果维度的环境治理,表明环境处罚对目标企业的环境治理具有特殊威慑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处罚的特殊威慑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组、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组和地区环境污染程度较高组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目标企业的环境处罚还能促进同行业其他企业在过程维度和结果维度的环境治理,表明环境处罚对同行业其他企业还具有一般威慑作用。本研究为政府环境执法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事后处罚的新视角拓展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治理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启示政府要坚持对企业环境治理在事前监管和事后执法的并重。     

“创新”抑或“关系”？ 儒家文化视角下社会资本与企业战略研究

在经济社会转型期复杂的外部环境下,中国民营企业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调整战略、获取竞争优势并谋求长期发展？基于儒家文化视角考察了社会资本对民营企业战略导向的影响。以中国私营企业为研究样本,发现社会资本降低了企业的资源约束,但也“绑架”企业持续进行关系投入,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创新战略和关系战略。儒家文化则规制了这种作用,在一定程度增强了企业的创新战略并削弱了关系战略。进一步研究发现,竞争激烈的环境更容易激发企业的战略变革,但外来文化冲击导致的文化冲突削弱了儒家文化的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社会资本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支持了民营企业的战略投入。以上结果经过工具变量回归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上述发现拓展了非正式制度下企业行为的研究,为解释中国情境下民营企业的战略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     

公众参与、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

文章基于2007—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企业技术创新为出发点,实证研究不同公众参与度下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就整体而言,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效果不显著。公众参与度越高,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正向促进作用越显著;公众参与度越低,则该驱动效应的实现越受抑制。该研究将公众参与作为"软手段"与环境规制政策结合分析,进一步拓展了技术创新驱动因素的研究视角。     

地方政府如何驱动企业“脱虚返实”--来自官员任期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地方官员行为的视角考察地方政府如何引导制造业企业"脱虚返实"。使用中国地级市市委书记和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发现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与地方官员任期之间存在U型关系。具体而言,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程度随着官员任期的增长而不断下降,在第三年末降至最低点,随后又逐年上升。机制分析表明,地方官员在任期的不同阶段,对当地实体投资的引领强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大小及企业感知到的政策稳定程度存在差异。本文的研究证明了地方官员可以发挥积极主动性,引导企业"脱虚返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捐赠:官员会追求“慈善”吗?

文章以2003-2011年A股市场上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并探讨了这一影响在不同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下的差异.研究发现:(1)官员因任期考核会追求社会慈善类的“形象工程”,具体表现为地方国企捐赠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2)正式制度越完善(以市场化程度、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来度量)、非正式制度越发达(以宗教氛围来度量),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越弱;(3)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在“和谐社会”提出前后存在显著差异,也因GDP政绩、官员来源和企业政治层级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文章从官员任期角度探讨了地方国企的慈善捐赠行为,并拓展和丰富了官员“晋升锦标赛”和政府“掠夺之手”的相关研究.     

官员视察、媒体关注与政府补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08-2011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官员视察活动对企业获取政府补助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媒体报道对官员视察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官员视察对企业获取政府补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因企业产权性质和视察官员级别存在差异;(2)考虑媒体的监督作用之后,本文发现,负面媒体报道会显著减少官员视察带来的政府补助,非负面媒体报道则无显著影响;(3)从政府补助的经济效果来看,政府补助对于企业业绩的提升作用因有无官员视察呈现差异,即对于受到官员视察的企业而言,政府补助的经济效果要弱得多。本文尝试从政府官员活动和外部治理机制的视角探讨政府补助现象,这有助于理解转型经济国家中政企关系扮演的角色和媒体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监督作用。     

社会地位会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吗?——来自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企业的社会性对经济性行为影响的视角研究社会地位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以2009—2018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社会地位越高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小。将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企业高管的金融背景纳入考虑之后,研究发现相比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社会地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效果更为显著;相较于拥有金融关联的企业,没有金融关联的企业提升社会地位更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没有金融关联的企业社会地位缓解融资约束的效果最为显著。这些结论不仅拓展了企业“社会属性”对其“经济性”行为的影响研究,而且能够为民营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提供有益借鉴,尤其是处在市场化程度不高地区,且不存在金融关联的民营企业。     

高管激励对波特假说在企业层面的有效性影响研究

不同所有制背景下企业环境保护责任、动机及外部条件存在显著差异,大多数研究不区分所有权性质,只是笼统地认为环境规制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却忽视了公司治理层面的调节作用。基于重污染行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实证分析发现：①波特假说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有效性不同：外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不显著但作用方向相反,其一般对民营企业存在负向影响,对国有企业存在正向影响,内生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②高管激励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间存在调节作用,但只在民营企业中作用显著。高管激励越大,外生环境规制对民营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越小,内生环境规制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则越大,但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未发现相关证据。     

地区环境治理压力、高管经历与企业环保投资——一项基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从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将地方官员动机、企业环保决策与高管工作经历置于同一研究场景,采用倍差法检验了新标准实施引致的官员动机变化对企业环保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新标准实施前,高管具有公职经历企业的环保投资规模显著低于其他企业。而新标准实施后,高管具有公职经历企业的环保投资提升程度则显著高于其他企业。在财政环保支出较低和政府干预较强的地区,以及国有企业和高管的"先天"公职经历企业样本中,官员动机增强对高管具有公职经历企业的环保投资提升效果更强。此外,政府给予此类企业环保补助可能是激励其投资减排的重要经济手段。本文以宏观政策实施来外生化地方官员环境治理动机的变化,有利于因果识别官员动机、高管工作经历与企业环保决策间的逻辑关系。其政策意义在于,中国环境治理的症结是地方官员动机的缺失,当中央环境规制能有效激发官员环保意愿时,高管的公职经历将有利于提升企业环境治理水平。     

高管激励对波特假说在企业层面的有效性影响研究——基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比较

不同所有制背景下企业环境保护责任、动机及外部条件存在显著差异,大多数研究不区分所有权性质,只是笼统地认为环境规制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却忽视了公司治理层面的调节作用。基于重污染行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实证分析发现:1波特假说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有效性不同:外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不显著但作用方向相反,其一般对民营企业存在负向影响,对国有企业存在正向影响,内生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2高管激励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间存在调节作用,但只在民营企业中作用显著。高管激励越大,外生环境规制对民营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越小,内生环境规制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则越大,但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未发现相关证据。     

同群压力下企业环境责任响应机制研究

落实企业生态环境主体责任，促进企业环境责任自主响应，是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以2010—2020年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高维和单向固定效应模型匹配跨地区和地区内两种不同情景，对同群压力下的企业环境责任响应机制及其异质性进行探究。研究发现：在跨地区情景下，行业竞争压力与同群效应叠加形成的同群压力促进了企业环境责任的趋同性响应，这一机制在非重污染行业中更为有效，且企业融资约束越低，趋同响应的程度越高；在地区内情景下，环境规制压力与同群效应叠加形成的同群压力促进了企业环境责任的独立性响应，这一机制在东部地区最为有效，且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越高，独立响应的程度越高，而西部地区负向的企业环境责任同群效应则可能是由于强环境规制和低内部控制的双重特征引发了“鞭打快牛”式的“棘轮效应”。     

地理位置、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转型

关注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波特假说越来越受到我国政府和学者的重视.文章将地理位置纳入波特假说的分析框架中,从融资约束和市场需求的角度考察了不同地理位置的公司在环境规制下的创新转型行为.研究发现,环境规制越严厉,越有助于提升污染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进而促进企业转型;与地处中心城市的企业相比,处于偏远地理位置的企业创新投入水平较低,环境规制对偏远地区企业创新转型的积极作用较弱.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通过政府财政补贴的方式可以缓解偏远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和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促使其在环境规制背景下顺利实现创新转型.文章的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全面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战略所面临的阻力,而且为我国的“城市圈”扩容建设以及财政补贴资金向偏远地区倾斜提供了微观证据支持.     

官员更替、营商环境与企业非生产性负担

公关费用和摊派费用等是企业非生产性负担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当前政府及相关部门为企业减负的重点。本文匹配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和地级市主要官员信息数据，研究官员更替对企业非生产性负担的影响。结果表明，官员更替会显著增加民营企业的非生产性负担，并且官员更替对企业非生产性负担的影响会因官员任期和企业特征变化产生差异。好的营商环境具有抑制性调节作用，有助于降低官员更替对企业非生产性负担的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为：要减轻企业非生产性负担和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和建设“亲”、“清”型政商关系。     

地方官员变更与企业风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当地企业的正常经营投资活动。本文研究这样的问题:地方官员的变更是否会加剧当地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以及有哪些因素会加剧或减弱这种作用机制?本文以1999—2012年在沪深A股上市的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将显著加剧当地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同时,若新任官员与省级官员存在"老乡"关系时会降低这种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进一步,本文还发现当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较低时,企业风险受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程度更大,但由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处于不同行业管制的企业以及产权不同的企业风险影响并没有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风险方面的文献,同时有助于明晰政策不确定性的具体传导机制及其引起的经济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