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超额现金持有与企业价值

从融资约束的角度,以2007~2010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融资约束与企业超额现金持有之间的关系,探讨了融资约束对超额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及不同货币政策下的异同进行了分类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与超额现金持有呈正相关关系,融资约束对企业超额现金持有的影响在货币紧缩时期和民营企业中更大;我国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能提升公司价值,民营企业持有的超额现金价值显著大于国有企业,但融资约束对超额现金持有的价值影响不显著。     

税收执法提升了企业财务报告质量吗——基于“金税工程三期”的准自然实验

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税务稽查系统改革"金税工程三期"为准自然实验,探讨税收执法的公司治理效应,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金税工程三期改革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工程三期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财务报告质量。金税工程三期改革的公司治理效应在治理环境较弱、信息透明度更低、融资需求更高的公司表现得更为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金税工程三期改革显著增强了税收执法力度,减少了企业的避税行为。     

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金税三期”工程的治理效应检验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则为治理信息披露违规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将“金税三期”工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治理效应,结果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显著抑制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发生和次数,其中存在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和优化公司治理抑制信息披露违规的双重传导路径;地区税收征管强度和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会强化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可以强化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信息披露违规次数的抑制作用,而对信息披露违规发生则表现出两者具有替代关系。因此,政府部门应持续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强化税收征管并采取差异化措施,企业则应不断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以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的治理功效。     

战略差异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

以2007-2015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企业竞争地位,考察企业战略差异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战略差异度与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企业竞争地位能够削弱两者正相关关系。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战略差异增加了融资约束、企业风险及创新投资,进而导致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提高;企业战略差异提高了现金持有竞争效应,但竞争地位高的企业不显著。研究表明,企业战略差异是现金持有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研究结论能够为企业管理层制定现金持有策略、进行企业战略选择以获取竞争优势提供参考。     

成长性、产品市场竞争与现金持有——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行业环境以及企业成长与竞争态势显著影响其现金持有价值,基于2003-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结合禀赋差异(融资约束和产权性质)下的行业企业成长能力与竞争态势考察其现金持有价值效应。研究发现:公司现金持有具有显著的价值效应,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能够促进公司现金持有价值效应的提升;高成长能够促进现金持有价值效应的提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在融资约束较高的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成长性是现金持有发挥价值效应的关键背景环境,企业高成长通过增强行业内竞争的激烈程度进而促进现金持有价值效应的提升。     

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与企业税收遵从——来自国地税合并自然实验的证据

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是顺应我国经济发展需求的重要举措。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了国地税合并下税收征管“强制力”的“威慑效应”,鲜有研究关注国地税合并下税收征管“公信力”提升是否能发挥以及如何发挥“激励效应”。文章以2018年国地税合并为自然实验,以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国地税合并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地税合并提高了企业税收遵从度,其通过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税源信息透明度以及降低地区间税收竞争程度,进而促进企业税收遵从。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地税合并仅对法治水平较高、市场化水平较高、税务人员能力较强以及财政分权程度较高地区企业的税收遵从发挥了显著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经济后果的文献,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国地税合并配套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融资约束、多元化战略与公司现金持有

多元化战略对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指多元化企业内部资金转移的效率,间接效应指多元化战略可以通过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而间接影响现金持有价值.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9-2011年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行业多元化显著降低了现金持有价值,国际多元化对现金持有价值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行业多元化显著降低了现金持有水平,而国际多元化显著提高了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同时,融资约束会影响多元化战略与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现金持有水平之间的关系,上述结论仅在融资受约束的企业里存在.     

现金持有、并购决策与并购绩效

以2008~2011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及该段时间内上市公司发生的2 606笔未成功并购交易和1 729笔成功并购交易作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模型和混合OLS模型研究了主并公司现金持有状况对并购决策及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现金持有不足的公司,现金持有超额的公司更可能发动并购;主并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与短期并购绩效不存在显著关系;现金持有超额的主并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与长期并购绩效负相关,而现金持有不足的主并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与长期并购绩效不存在显著关系。这些实证结果支持了自由现金流假说和现金持有超额公司并购的代理动机。     

社会失信环境如何影响企业现金持有——基于城市失信被执行人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社会失信环境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失信环境通过增加交易成本、加剧融资约束和代理问题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失信环境对企业现金持有的正向影响在信息透明度较低、行业竞争较激烈以及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欠佳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研究从社会失信环境视角探讨了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因素，丰富了社会失信环境的微观经济后果研究，同时为政府部门进一步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改善企业现金管理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制度环境、现金持有与信用风险

本文研究企业持有现金的数量和期限对信用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数量上看,经营良好的企业,信用风险与现金持有显著负相关,而经营困境企业信用风险与现金持有呈"U"型关系,最佳现金持有量约为经营良好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均值;从期限上看,企业持有现金越多,越有利于抑制短期信用风险,但会增高未来期间信用风险。进一步考虑其他能为企业提供流动性的资产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发现公司资产流动性越强,对抑制信用风险的作用越明显,而公司整体资产流动性对抑制信用风险的作用也较明显。本文拓展了信用风险形成与防范机制的研究,为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监管部门监测与控制公司信用风险提供政策参考。     

上市公司终极控制特征与现金持有及市场价值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3～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终极控制特征对现金持有水平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终极控制人性质为国有的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比例显著低于民营上市公司;(2)终极控制人性质为国有的上市公司多数不存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现象,终极控制特征并不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3)民营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现象,并且分离度越大,公司持有的现金比例越低;(4)在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情况下,提高现金持有水平将降低股票横截面收益,说明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降低了上市公司持有的现金的市场价值,但多元回归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需待未来做进一步的探讨。研究结果为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代理理论提供了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缘何增加了征税难度——来自中国上市公司避税活动的证据

数字经济新业态正对传统税收征管模式造成挑战，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加剧了企业的避税活动。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帮助企业进行跨区域关联交易和增加企业信息不透明度导致了税收规避活动增多。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媒体关注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好、会计信息可比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引致的避税效应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是抑制企业利用数字技术避税的有效渠道。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完善数字经济税收征管体系、抑制企业避税行为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参考。     

现金持有具有战略效应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8年的数据,研究了现金持有对上市公司市场份额的影响,发现现金持有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增强企业利用投资机会的能力,并向市场发出一种激进的战略承诺。因此,高额现金持有可以实现企业市场份额的增加,即具有战略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战略效应的作用多产生于行业集中度较高的垄断竞争行业,而在行业集中度较低的完全竞争行业战略效应并不显著。     

数字化技术可以提升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吗?——基于“宽带中国”与“金税三期”项目改革的研究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不仅赋能传统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而且赋能政务部门从传统治理向数字治理转变,进而影响了税收征管效率。文章选取我国2010—2020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方法中的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对我国数字经济背景和数字政务平台建设背景下的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测度分析。并且,为避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对代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政务平台建设的“宽带中国”与“金税三期”项目进行政策效果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技术改革整体提升了税收征管效率,但是内部存在结构性差异。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冲击了传统经济模式,降低了税收征管效率;另一方面,数字化政府平台的建设能够通过加强对数据等要素的征管及打造“数字空间”的方式,促进税收征管效率的提升。结论提出：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减轻数字化技术对税收征管效率的负向影响,将“数字化”理念贯穿税收的征、管、查方面,以数字化技术赋能,助力税收征管模式数字化转型。     

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吗——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税收征管数字化是税收征管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典型事件,已有文献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在企业层面的治理效应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鲜有成果分析其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规模,在进行平行趋势、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更换被解释变量、剔除部分样本、安慰剂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究其原因,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促进了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和企业享受比例,从而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规模。拓展性分析显示,当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企业为非国有企业,以及在2014年之后的年份,税收征管数字化促进企业慈善捐赠的效应更为显著。建议深入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强化税收征管对企业慈善捐赠的规范和引导,同时注重发挥税收大数据“以数治税”优势,促进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及时精准地匹配到每一户适用企业,助力企业更好实施慈善捐赠。     

税率的粘性——来自所得税改革的经验证据

2007年新所得税法的颁布和实施,为税率粘性的检验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场所。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7年和2008年的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名义所得税率下降时实际所得税率下降的幅度,要显著高于名义所得税率上升时实际所得税率上升的幅度,即存在税率粘性。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和所在地区的税收征管力度是影响税率粘性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为评价所得税改革的经济后果和实施效果提供了经验指标,也为进一步洞悉企业的税收筹划行为以及加强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工作提供了有益启示。     

交叉上市对现金持有与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5～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鉴Fama-French(1998)和Fresard-Salva(2010)的企业价值回归模型,考察了交叉上市对于企业现金持有及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公司实现A+H股交叉上市后,由于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升以及融资成本的下降,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显著降低;而在A+B股交叉上市公司中,现金持有水平并没有显著降低。同时,由于交叉上市公司比非交叉上市公司的发展机会更好、融资成本更低,投资者更希望企业减持现金,适度加大投资,以进一步提升企业价值。     

名副其实还是盛名难副：纳税信用评级与企业避税

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探究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表明，纳税信用评级能够通过“声誉效应”和“治理效应”显著降低企业避税，这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对规范企业纳税行为发挥了治理作用，评级较高的企业是“名副其实”而非“盛名难副”。进一步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重点行业以及严防税收规避时期。研究对于完善纳税信用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为推进柔性税收征管提供了经验参考。     

高管学术经历、现金持有与公司业绩

以2006年至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学术经历对现金持有及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学术经历提升了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提升了公司业绩。结果说明高管学术经历降低其风险偏好。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学术经历对现金持有及公司业绩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故上市公司应重视高管团队中学术经历的重要性和异质性。     

高管学术经历、现金持有与公司业绩

以2006年至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学术经历对现金持有及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学术经历提升了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提升了公司业绩。结果说明高管学术经历降低其风险偏好。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学术经历对现金持有及公司业绩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故上市公司应重视高管团队中学术经历的重要性和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