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需要大改吗?——兼论名实之辨的意义与是否需要发展中国特色合作社理论

中国现实中的合作社普遍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简称《合作社法》)的规定。是理论滞后于现实、应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社理论并修改法律?还是理论和法律本身没有问题、是我们对理论的理解和法律及相关政策的实施出了问题?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从名实之辨的重要性谈起,继而从理论上论证合作社的本质规定并用一套基于随机抽样的大样本调查数据考察了现实中合作社的性质,并讨论《合作社法》是否需要修改以及怎么修改等问题。研究发现,(1)中国现实中的合作社几乎都不具备"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的本质规定,多是实质为公司、"市场模式"等的"组织";(2)《合作社法》体现了合作社"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的本质规定,不宜修改《合作社法》以承认现实中合作社的多样性;(3)《合作社法》强调对合作社进行物质支持弊大于利,应调整为加强制度建构。     

合作社的“理想类型”及其实践逻辑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成员资格同质性、成员角色同一性和治理结构耦合性的"三位一体"的合作社"理想类型",基于对合作社"理想类型"实践逻辑的分析及其与现实的比照,进一步辨析了我国现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质性与治理结构的特征及其成因,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本土性实践与发展给出了理论阐释。     

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的产生机制：经验观察与理论分析

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而合作社理事长的行为对合作社发展至关重要,不同类型的理事长会带来差异化的合作绩效。本文结合田野调查与理论分析,探讨了合作社理事长的产生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的产生涉及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两个维度,企业家才能和政治身份是这两个维度的具体体现;两个维度的不同占比及其组合会衍生出四种合作社组织模式,每种模式对应一种理事长发挥作用的方式;随着约束条件的变化,组织模式会发生动态演进。研究启示:中国式农民专业合作社政治色彩鲜明,将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际运行过程。     

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

当合作社被作为一种企业制度时,其本质规定性是企业剩余依据成员提供的某种非资本生产要素数量进行分配,合作社本质规定性对初始阶段的合作社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本质规定性对于企业效率具有正面和负面两种影响,在特定条件下本质规定性决定了合作社有可能成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通过农民合作社制度演变过程,本文探讨了合作社如何在本质规定性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利用合作社本质规定性,本文辨析了国际合作社联盟的相关规定、关于合作社本质规定性的现有观点、中国多元化合作社理论、现实中带有合作社字样的农业组织等重要问题,进而认为目前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急需进一步认识。     

真正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何在中国难寻?——一个框架性解释与经验事实

自《合作社法》出台以来,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突飞猛进。但是,本文通过随机抽样的大样本调查发现,现实中的合作社本质上多为其他生产经营模式的"组织",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凤毛麟角。本文尝试系统性地解释中国罕见真正意义合作社的原因。在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厘清了合作社发展适宜条件的基础上,本文结合约束条件阐释了合作社在中国当前环境下的适应性和发展空间,并得出结论:在中国现阶段,由于农产品质量监管不完善、农户经营规模小且农户间异质性强和制度建构外部支持缺失,合作社降低交易成本、获取规模经济的优势难以发挥,而组织成本高昂的劣势却更加突出,这是真正意义的合作社在中国难寻的根本原因。     

治理机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基于浙江省52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现实背景,主要以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实践为例证,依据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体系,分析了治理机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影响的具体路径及其相互关系。分析结果显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变量与治理变量紧密相关,合作社的股权结构、牵头人情况和理事会结构三大因素对合作社绩效具有较大的影响,其中以股权结构的作用最大。一个良好的合作社治理结构是内部机制与外部机制的有机结合,但主要依赖于内部机制。因此,完善治理机制有助于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什么选择“不规范”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不规范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本文基于3省9县331个村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数据,对中国合作社"不规范"情况进行了甄别,并从激励相容视角剖析了异质性成员在不同服务功能下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解释了中国合作社普遍选择"不规范"的深层次原因。研究表明,严格实行"依法的盈余分配"制度所需条件较为苛刻,致使现实中的合作社极少选择。对大多数合作社而言,"不规范"是合作社成员参与约束与激励约束下的现实理性选择。面对中国合作社发展面临约的束条件,对合作社的发展定位需要重新认识,借鉴我国台湾省农业合作社和"农业产销班"并存的合作组织制度安排可能是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     

社员履约行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广东省6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为现实背景,主要以广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实践为实证,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履约行为与其组织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结果显示,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的履约行为与合作社的组织绩效紧密相关,特别是社员履约程度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长能力,绩效能力,社员满意度三个方面都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的履约质量和履约率有助于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     

内生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内涵、分类及生成机理

根据合作社成立主体不同,将公司或者组织领办的合作社称为外生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农户自愿组织和农村大户号召成立的合作社分为内生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内生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现实机理是当前国内外形势的要求足、政府向下推动的动力足、内生主体发展合作社的干劲足、内生性合作社自身发展的冲劲足;理论机理是资源禀赋和要素掌握的差别、农户的"企业家才能"的差别、路径依赖或者制度惯性的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行为实证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合已经成为一种新趋势,组成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是发挥合作社功能、提高合作社生存力的重要途径。但现实中,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合受到客观环境和主观因素的诸多障碍。本文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了361份有效问卷,运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经过四次配对后进行回归分析。研究显示,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的个人情况对合作社联社决策行为的影响力并不显著,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对联社决策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区域内有无合作联社对合作社联社的行为有重要正向影响。这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群体规模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基于集体行动理论

本文的研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展开,主要通过分析福建省和海南省的二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案例,力求真实、直观地反映群体规模与合作社发展的关系。研究表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隐含着集体行动的目标和任务不可细分的假设;群体规模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绩效没有直接关系,大小规模的合作社都可能良好发展。本文认为,一方面,小规模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一定的设立和发展优势,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中不要盲目扩大组织规模,部分合作社保持小规模是合理的;另一方面,群体规模扩大未必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还可能形成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该在发展中合理分权、分层,发展成为"分权制企业",以摆脱"集体行动困境"。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合作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从微观层面建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合作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对江苏省3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243户成员的调查数据和有序Probit模型,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的合作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在参与合作中普遍缺乏投资入股、稳定惠顾和扩大产品生产规模的强烈意愿,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尚未形成稳定发展和持续成长的内在机制;成员的合作认知水平、获得的合作收益及其满足程度、对管理层的信任程度、合作社盈余返还分配制度和社员股金制度是否健全以及成员在合作社中的某些角色差别,是影响成员合作意愿的主要因素;此外,合作社实行自由退出制度、家庭经营产品的价格波动幅度大对成员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绩效评价体系设计

农业专业合作社是现代农业发展新方向,对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带来积极作用。合作社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建设对合作社的建设、规划的推动性有着重要意义。农业合作社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必须立足于合作化发展现实,建立全面的评价指标,实现对合作社绩效的准确评价。本文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影响因素,阐述了绩效评价体系设计内容,为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丹麦与中国农业合作社之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丹麦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历程、特点、内部制度安排、合作社发展动力等方面与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比较,分析了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丹麦农业合作社的具体差别,认为合作理念、社员自治、人才培养是目前中国从丹麦合作社发展中可以汲取的重要经验.     

农民专业合作社正规信贷可得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

融资难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运用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数据,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正规信贷可得性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合作社对资金借贷的需求比较大,其借款的主要目的是收购农产品,那些固定资产规模大、信用等级高、与银行关系密切、示范等级高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可以获得正规信贷的,但具获得的信贷额度还不能满足合作社发展的需要。合作社要提高正规信贷可得性,首先,需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自身经济实力;其次,要完善财务制度,积极参与信用评估;再次,要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沟通与合作,提高金融机构对其信任度。此外,金融机构也要通过自身金融创新,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贷供给。     

价格谈判、质量控制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资购买服务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后,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增长迅猛,但发展质量却饱受质疑。本文以合作社农资统购服务为例,基于江苏等3省331个村242家涉及农资购买环节的产品类合作社的调查数据,研究了价格谈判、质量控制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资购买服务的关系。研究表明:第一,合作社提供农资统购服务的比例较低,且大多停留在浅层次牵线购买层面。第二,价格谈判动机越强、谈判能力改善潜力越大,合作社提供农资购买服务概率越大;当农产品买方对产品质量安全存在要求时,农资购买服务出现的概率也会增加。现实中,中国农村农资市场高度竞争,使得农资批零差价较小;多数合作社农资需求总规模并不是很大,导致合作社统一购买农资所降低的购买成本有限;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不完善,使得下游农产品买家对农产品有质量安全要求的比例很低。因此,中国合作社农资统购难以实现。     

农民合作社立法面临的几个现实问题

当前中国的农民合作社立法,是在先后两个20多年不同实践基础上进行的。1956年到1978年基本上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下传统的苏联模式的合作社,即:生产、供销、信用等“三驾马车”的人民公社体制;1980年以后20多年来,逐步发展起来的以农户为主体的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社,基本上是符合国际合作社*本文系农业部经管总站副站长刘登高在农民合作社立法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原则的农民自助组织。长期以来,这两种实践,两种体系,一个名称的现实,使人们对合作社的认识、理解出现一定的混乱,这是中国合作社立法遇到的特殊情况。所以,中国立法的过程与国外不…     

合作社规范发展见解

<正>《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来,农民合作社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数量急剧增加的同时,也存在运行质量不高、带动能力不强、服务层次低、规范化水平低的问题。推进合作社规范发展、提升素质已经成为当前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任务,本文就如何推进合作社规范发展谈点看法。把握本质要求推进规范发展按照国际通行法则和我国法律规定,一个规范运作的合作社必须体现三个方面的根本要求:一是体现服务成员宗旨。农民自愿联合组建合作社,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或办了不合算的服务问题,"以服务成员为宗旨,     

基于农户需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建设研究

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我国建立、完善具有心然性的论点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困扰学术界和相关部门的问题是如何最快最好地将这种必然性转化为现实.本文通过对陕西省杨凌示范区合作社和农户进行调查,得到该地合作社的发展现状是以及农户合作行为的相关信息,通过采纳农产意见对合作社功能进行重要度评价,并提出基于农户需求的合作社功能建设方案.     

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生与展望——以山东省为例

随着近几年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各地出现了以资金互助合作社、土地流转合作社、联合社为代表的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其产生的内在原因究其本质是为了改善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受到的制约要素,但如何很好地引导这些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