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股权结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

近些年我国企业非效率投资现象严重,主要表现为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通过对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的研究,发现国有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和过度投资,容易造成投资不足,但是如果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则容易造成过度投资;法人股持股比例提高能够有效地抑制过度投资,但也容易造成投资不足;社会公众股持股比例越高,投资支出水平越高,容易造成过度投资,不易造成投资不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投资支出水平和过度投资水平越高,投资不足水平越低.     

控股股东、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

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6—2008年数据为研究样本,从股权特征角度考察公司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行为,结果表明：（1）正自由现金流更易诱发过度投资行为;（2）大股东持股越高,现金流过度投资行为越严重;（3）股权制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过度投资;（4）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性质时,过度投资行为更严重。     

非效率投资的因素分析:来自公司治理结构的证据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4—2008年共计2063家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公司治理结构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文建立两个基本回归模型,通过模型1,利用残差法将全部样本分成过度投资样本组和投资不足样本组;在模型1的分组基础上,建立不同形式的模型2,分别就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投资不足行为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第一大股东持股与过度投资行为呈N型曲线关系,而第一大股东对投资不足行为具有积极的治理作用,同时,控股股东性质与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不显著相关。(2)第二到第五股东持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程度甚于第一大股东持股。(3)我国的董事会制度存在缺陷,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和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对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有消极的影响。     

大股东占资与股权结构、公司绩效——基于其他应收款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2003—2011年中国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从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两方面检验大股东占资的成因和经济后果,发现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处于较低水平时,大股东占资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与股权制衡度显著正相关;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处于较高水平时,大股东占资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与股权制衡度显著负相关。股权分置改革强化了激励效应,降低了攫取效应,显著降低了占资程度。此外,企业大股东占资程度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一结果为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证依据。     

大股东占资与股权结构、公司绩效--基于其他应收款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2003—2011年中国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从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两方面检验大股东占资的成因和经济后果，发现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处于较低水平时，大股东占资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与股权制衡度显著正相关；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处于较高水平时，大股东占资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与股权制衡度显著负相关。股权分置改革强化了激励效应，降低了攫取效应，显著降低了占资程度。此外，企业大股东占资程度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一结果为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证依据。     

公司治理结构能缓解非效率投资吗?——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4—2008年共计2 063家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公司治理结构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文章建立两个基本回归模型,通过模型1利用残差法将全部样本分成过度投资样本组和投资不足样本组;在模型1的分组基础上,建立不同形式的模型2分别就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投资不足行为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第一大股东持股与过度投资行为呈N型曲线关系,而第一大股东对投资不足行为具有积极的治理作用,同时,控股股东性质与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不显著相关。(2)第二到第五股东持股形成的股权制衡机制失效,无法改善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另外,我们并没有发现董事会对非效率投资的约束功能:(1)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董事会治理趋于无效,未能制约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2)独立董事机制也是无效的,同样无法缓解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     

股权集中、股权制衡与过度投资

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很强。无论是国有控股还是一般社会法人控股,股权集中均不能有效抑制过度投资。在具有股权制衡结构的公司,其他大股东可以有效地对第一大股东发挥监督制衡作用。     

管理层持股、自由现金流量与过度投资

基于Jensen的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在充分考虑公司成长机会影响的前提下,系统地对管理层持股与过度投资一自由现金流量敏感性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当公司存在自由现金流量时,中国上市公司有动机从事过度投资.管理层持股能够减轻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且与过度投资一自由现金流量敏感性在形式上呈正U型的曲线关系,并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为34.64%时达到最优.正U型的曲线关系的存在,表明管理层持股作为一种协调股东和管理者利益冲突的激励机制,仅在一定范围内有效,超出该范围,反而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从而使与股权激励机制相配套的约束机制成为必要.不过,由于大多数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低于最优持股比例,介于0-34.64%的负相关阶段,说明现阶段,增加管理层持股比例有助于提高股东与管理者利益的一致性,降低过度投资对自由现金流量的敏感性.     

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的关系研究

将2005年66家最终控制人为自然人的沪市民营上市公司作为实证研究对象,以EPS作为衡量经营绩效的指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和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CR来衡量股权集中度,分析了沪市民营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呈立方关系,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     

大股东控制与现金持有价值关系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5—2010年39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大股东控制对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间是一种近似U型的非线性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临界点为45%。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量的交互项引入模型,回归发现,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45%时,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大股东控制的壕沟效应占主导;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45%时,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不显著。没有证据表明第一大股东性质会对企业价值发挥显著影响。     

盈余稳健性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Khan和Watts(2007)构建的公司层面盈余稳健性度量方法,实证考察了盈余稳健性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盈余稳健性能够显著抑制中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并降低过度投资行为对自由现金流量或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敏感度,从而提高投资效率。因此,中国会计稳健性原则的发展对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     

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动因研究——基于经理报酬视角的分析

当公司存在自由现金流量时,中国上市公司倾向于过度投资,不过自由现金流量与过度投资的关系会因公司的成长机会高低和持有的自由现金流量的多少而有所不同,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区间效应。其中,代理问题最严重的高自由现金流量、低成长机会的公司过度投资倾向明显大于其他类型的公司。从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动因检验来看,高自由现金流量的公司的过度投资与经理报酬显著正相关,显示出此类公司过度投资的动机很大程度上在于提高经理报酬,因而表现出很强的机会主义行为。     

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程度与形成机理

通过建立投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当一部分中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而且近年来有不断加剧的倾向。并且发现,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与自由现金流量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自由现金流充足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发生过度投资行为。     

不同所有权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比较研究

与西方资本市场相比,所有权在中国股市中对企业财务行为和经营决策的影响可谓更加重要。本文以A股市场两大产权主体——国有上市公司与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其近七年的派现分配数据进行了分组比较研究。最终得出所有权差异、当期盈利水平与非派现分配程度对上市公司是否派现具有重大影响,而当期盈利水平、累计盈余水平和非派现分配程度对单位派现水平有显著影响。负债水平、货币支付能力和规模对企业派现分配的影响均不显著。     

金字塔结构、过度投资与财务风险——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转型时期特殊的制度背景,以民营上市公司2007-2011年财务数据为样本,研究金字塔股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的经济后果,考察其是否会加剧公司过度投资带来的财务风险。研究发现：企业的过度投资会导致财务风险的增加;随着现金流权与控制权两权分离度的增加,过度投资带来的财务风险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帮助理解民营企业中大股东通过金字塔持股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并对通过合理安排股权结构来降低过度投资带来的财务风险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外部治理环境与上市公司债权人治理效率

本文利用联立方程模型研究外部治理环境对我国上市公司债权人治理效率的影响,并深入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系统风险提高和上市公司代理问题激化的原因。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干预是导致我国债权人治理低效的重要原因,而债权人治理低效激化了公司的过度投资和利益输送问题。随着政府干预的降低,商业银行对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长期债务的治理效率有所提高,债权人风险得到控制。但是,仍有部分上市公司利用债权人治理的漏洞,转而利用短期债务进行过度投资和利益输送,这为债权人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动态所有权结构与投资-现金敏感性——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变化与企业投资-现金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的转变能有效地降低其投资对现金的敏感性,但这种影响仅在治理环境较差的企业中显著。而在治理环境较好的企业中,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的转变并不影响其投资对现金的敏感性。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较高的投资-现金敏感性主要是由其公司治理的低效率所导致的,这为过度投资假说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同时也意味着转变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可以有效地减少其过度投资行为。     

双重软预算约束、银行负债与过度投资

以我国沪深两市2004—2006年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在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双重软预算约束的框架内,实证检验了银行负债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研究发现,银行负债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整体上是失效的,这种失效对于政府控制的公司是恶化的,对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则是弱化的。若深入到银行负债的具体构成,研究显示,短期借款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在政府控制的公司中是弱化的,在非政府控制的公司中则是有效的;而长期借款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在政府控制的公司中是恶化的,在非政府控制的公司中则是弱化的,并且,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长期借款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失效问题在省级政府和非政府控制的公司中变得越严重。相反,对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省级政府和非政府控制的公司,长期借款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则分别是有效的和弱化的。上述结果说明,在我国双重软预算约束产生的制度性根源未得到根本改善的前提下,银行负债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及由此导致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失效问题并不必然随着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而自动消除。     

政府补助与公司投资行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基于公司投资视角,以2007—2012年我国资本市场上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府补助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越多,公司投资支出水平越高;政府补助对非国有公司的投资激励作用比国有公司更有效;公司产权性质差异会影响政府补助的投资激励效应;市场化程度越低、经济增长越缓慢的地区,政府补助对公司投资支出的影响越敏感;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问题比较突出,政府补助加剧了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因此,政府应根据微观企业主体的差异性来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补助政策,以实现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