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水污染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当前,农村环境问题越发难以解决,治理环境迫不及待。在治理环境中,公众参与尤为关键,但结合实际情况来讲,当前公众参与治理农村环境中不但缺少顶层设计,并且公众缺乏浅薄的生态意识、不完善的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的法律制度等等因素对公众参与治理农村环境积极性起到严重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加大力度进行顶层设计,更大范围上进行宣传教育,健全参与机制,完善法律制度建设,以不断强化农村生态环境中公众参与,进而提高治理质量。     

生态共享与共治理念下的京津冀农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与对策

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十三五"期间的热点问题,其中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当前农村地区主要面临空气污染、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和化肥等使用不当的问题,为提升环境治理的有效性,应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的积极作用,建立有效的分工协作机制、协同治理激励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多元主体参与网络机制等。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探索

近年来,农村生活垃圾增多,严重污染了农村人居环境。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可以优化农村生活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政府通过环境信息公开可以让公众更好地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推动农村生活垃圾的创新,让公众了解更多关于农村生活垃圾的信息,通过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和有效沟通,提高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效果。阐述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现状,提出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新途径,以调动公众利用政府环境信息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积极性。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的系统化设计研究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虽然开展多年,但由于治理机制系统化设计的不足,治理效果成效甚微,严重影响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针对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主体单一、政策歧视、法制薄弱等问题,我们应当坚持系统化设计原则,建立一个健康长效的生态治理机制,既要健全政府主导的行政治理机制、构建全民参与的基层治理机制、引入第三方治理的市场运作机制,也要完善农村生态治理的法律约束机制和宣传教育机制。     

海洋塑料污染治理的公众参与困境与出路

构建海洋塑料污染治理体系是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公众参与海洋塑料污染治理有利于维护公众海洋生态环境权益、创新海洋塑料污染治理机制、增进政府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持续互动,是提升政府海洋塑料污染治理能力的优先选择。尽管近年来我国政府愈加重视在海洋塑料治理实践中纳入公众参与程序,但仍面临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不明、政府部门职能不清且动员不力、社会组织参与不足、公众参与热情不高等困境。借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在建立健全海洋塑料污染治理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塑料垃圾源头管制、推进各级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建议我国应做好顶层设计,从完善公众参与的法律体系、加强公众参与机制建设、提高公众主动参与意识等方面健全海洋塑料污染治理公众参与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亟须破解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困境。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面临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意识淡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不完善、粗放型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未根本扭转等现实困境。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理念滞后、内生动力不足以及治理技术和成本较高是造成当前困境的主要成因。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强化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建设，创新农村生态文明宣传和教育，加快构建绿色生态农业产业化体系等，从多角度共同努力才能取得实际效果。     

公众参与农村环境管理的现状及对策初探

农村环境管理属于公益性事业,离不开公众的参与。但是,目前我国民众参与农村环境管理的程度不高,农村环境管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如何让公众积极参与到农村环境管理工作中,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通过分析公众参与农村环境管理的现状,提出了促使公众参与农村环境管理的策略。     

公众充权:农村政治生态重构中公众参与的路径指向

农村政治生态是农村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环境的综合体现。后税费时代我国农村政治生态发生根本性嬗变并引发一系列基层治理难题,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客观要求。基于此,以公众参与为切入点,分析公众参与的三重动力,为农村政治生态重构中公众参与"何以可能"提供学理辩护。研究认为导致农村政治生态重构中公众参与困境的原因主要有文化、历史、制度和社会四个方面,应以"公众充权"为指向,从培育公共精神,提升公众民主素养;发展社会组织,保障公众结社权;构筑多方联动,夯实公众监督权和完善信息公开机制,满足公众知情权提出针对性对策,以期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研究——以新疆昌吉市为例

目的 文章分析了新疆昌吉市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提高农户参与的积极性，推动实现乡村生态环境善治格局的形成。方法 基于新疆昌吉市微观调查数据，在扩展计划行为理论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心理认知因素对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并揭示政策环境在农户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结果 （1）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总体呈现出“意强行弱”特征；（2）参与意识、效益感知对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较大，知觉行为控制影响较小，主观规范影响不显著；（3）知觉行为控制、参与意愿对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较大，主观规范影响较小，效益感知和参与意识对农户参与行为不存在直接影响，即通过农户参与意愿对参与行为产生间接影响；（4）政策环境的正向调节效应存在，表明政策环境在农户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具有显著的强化作用。结论 要保护农户环境权利，要加强环保宣传教育，要树立榜样示范作用，要提供参与机会和拓宽参与渠道，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政策支撑体系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退化已成为当前环保领域十分突出的问题.而农村环保政策和制度的缺失、环境监管体制不健全,现行的GDP政绩考核制度存在缺陷等是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深层次原因.建立和完善包括基础政策、核心政策和辅助政策为内容的环境政策制度体系,以及有关农村和农业经济活动中污染者治理、受益者补偿的经济机制;从而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和制度保障.     

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生态治理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

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生态治理是政府与市场协同治理的具体体现，在实践中有助于缓解农村生态治理面临的社会资本和资源不足的压力。当前农村生态治理面临单一治理主体能力有限，生态治理结构碎片化以及社会主体对于新型生态问题的应对不足的现实困境。基于此，探索社会资本参与、政府协调引导、公众有效监督相结合的治理路径，需要做好信息共享、利益协调、机制保障工作。     

农村生态环境危机及其治理——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的视角

当前,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正在由风险演变为危机.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是农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职能"缺位"是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因此,治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需要明确界定政府职能,加大财政、政策扶持力度,同时应发挥基层各行动主体的积极性,以形成多元治理格局.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法律规制研究

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法律规制面临政策体系不完备、责任制度难落实、农村企业监管薄弱、农村居民环保意识淡薄等问题。为此，政府应当根植于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加快形成多元主体、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领导责任制度、强化农村企业环境治理责任落实保障制度和深入推进农村环境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等，以响应乡村生态振兴的目标要求。     

谁缺席了民生政策形成过程:基于重庆医改事件的分析

民生政策是治理民生问题的基本方式和手段,既有一般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公共性,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因而决定了其形成过程更应注重科学性与民主性。民生政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离不开公众尤其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在众多民生政策中,医改政策具有人多、面广、难度大的特点,因此,具有分析的典型性,文章以重庆医改事件为例,着重从各方主体对医改新政的反应、医改政策形成中的"管理主义模式"等方面对民生政策形成中的公众参与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提出以参与民主促进社会民生的多元主体"参与共治的决策模式"。     

河长制下江苏居民水环境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全面推行河长制需要注重对公众参与的引导。基于对江苏居民的调研数据,组合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河长制政策宣传效果对居民水环境支付意愿的影响及其在不同群体中的异质性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江苏地区公众的河湖治理参与意愿较高,约75.4〖WTB3〗%〖WTBZ〗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为水环境治理支付一定的费用;全面推行河长制可以显著提升居民的水环境支付意愿,表明该“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对“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同样具有较好的带动效果;河长制宣传效果对不同群体水环境支付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对于年均收入较高、水环境重要性感知程度较低的群体,河长制宣传效果具有更强的正向反馈。指出应进一步加大河长制宣传力度,对于不同社会群体制定差异化的水环境科普教育宣传方案;同时拓宽公众参与河长制的渠道,推动居民水环境支付意愿“变现”,实现河长与公众联动治水。     

农村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法治化中的作用——以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的实践为例

正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就是将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基层事务的过程纳入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推进农村治理法治化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行动困境及破解——基于后脱贫时代的视角

从后脱贫时代的视角,对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必要性进行了审视,认为其包括"治理资源导入需求与社会组织功能的互补""攻坚式贫困治理模式转变的现实背景"等。基于上述逻辑,总结概括了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的依附性困境、制度空间困境和行动能力困境。这些困境影响着后脱贫时代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效果与水平。鉴于此,文章尝试从机制端、政策端、行动端等多个角度提出对策,以纾解困境。     

协同治理框架下黄河流域河南段水环境治理

为推进黄河流域河南段水环境善治进程,通过对水环境主要特征以及质量现状的分析,结合协同治理理论,构建了由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基于利益协调机制、信息公开机制、制度信任机制和政策协同机制这4个影响机制而形成的黄河流域河南段水环境协同治理分析框架。基于该协同治理分析框架,针对目前黄河流域河南段水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职权范围、推动多元主体参与以及完善影响机制等政策建议。     

资本下乡背景下农村垃圾治理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的融合研究

拾荒者等非正式主体是中国农村垃圾治理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非正式主体之间相互分工和合作,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随着资本下乡参与农村的垃圾治理,农村垃圾治理正式部门对非正式主体的收入、获得垃圾资源的机会、社会关系结构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需要明确非正式主体的习惯权利、建立连接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垃圾治理合作社、完善农村垃圾治理企业的社会责任政策,进而促进农村垃圾治理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的伙伴关系和融合。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生态环境网络协同治理研究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乡村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应有之义。农村生态环境网络协同治理研究,可以作为政府改革的突破口,以此为契机,实现对传统治理格局的理论颠覆。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出现制度困境、利益困境、能力困境及公信力困境。因此,必须推进农村生态环境网络协同治理,将农业绿色发展、黑土地保护、整治突出农村环境问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问题共同纳入一个立体的网络空间,运用系统思维,协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