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FDI区位分布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了2002—2007年中国各省市的FDI区位选择因素,探讨了市场规模、效率工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基础设施等变量对FDI选址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东部省市,人力资本、技术水平、集聚经济效应对FDI的流入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效率工资与FDI显著负相关,而中西部地区只有市场因素和集聚经济效应在起作用。东部省市的引资实践表明外商在决定投资区位时,越来越看重软环境。     

信用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

本文首先通过超边际分析对信用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机制进行形式化证明,然后利用包括32个OECD经济体与90个非OECD经济体在内的共122个国家或地区1997-2011年的数据,运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FD-GMM估计方法,并按照全部样本、OECD样本与非OECD样本的类型进行经验研究,最后审查了研究结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结果发现：静态面板模型下,信用水平与服务业增长率显著正相关,这一结论对全部样本、OECD样本、非OECD样本都成立;动态面板模型下,信用对服务业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全部样本与非OECD样本中仍显著,但是在OECD样本中不显著;信用推动服务业增长的边际生产力随着信用存量的增加而递减;信用是推动我国服务业增长的重要因素,且其边际生产力较高。     

FDI流入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分析

地区经济差距问题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国亦然如此。文章重点研究外资区域分布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利用三大区域面板数据对地区经济差距与FDI规模和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FDI确实是引起我国区域间经济差距加大的原因之一,FDI在各区域的分布不平衡又加剧了中西部与东部的发展差距,在各区域内部,FDI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也使得各省间经济难以实现协调发展。回归结果说明,解决我国地区经济差距时不可忽视FDI因素,区域协调发展政策要与引资政策相结合。     

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与工资溢出——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12180家企业面板数据估计了内资非出口企业与内资出口企业、外资出口企业、外资非出口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研究结果表明,内资非出口企业与内资出口企业、外资非出口企业、外资出口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平均工资差距。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邻省外商直接投资对本省内资企业工资具有显著负效应;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非相邻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对省内内资企业工资有显著正效应。同时,省内国际贸易对内资企业工资影响显著为正;由于区域间产业趋同现象的存在,相邻省份的贸易对省内内资企业的工资影响显著为负。因此,为缩小收入差距,要求我国消除区域壁垒,建立统一市场。     

中国碳排放的区域异质性及减排对策

通过碳生产率和脱钩弹性系数指标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角度考察中东西三大区域近十年来低碳经济转型的进展以及在KAYA等式扩展式基础上,建立LMDI分解模型,对影响三大区域碳排放的因素进行分解,认为东部地区的碳排放呈现规模驱动型特征,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均呈现出规模结构混合驱动特征,但与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产出驱动稍弱,而经济结构驱动较强。     

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动态评价及影响因素——基于285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的分析

将环境成本作为投入指标引入经济效率的分析框架,选用DEA-Malmquist模型对我国285个地级以上城市2004-2013年的绿色经济效率进行动态评价。然后选用面板混合估计模型,对动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论表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持续提升的主要驱动力量是技术进步;Malmquist指数与城市规模呈现"U"型曲线关系;与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私营和个体经济比重、职工工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经济发展水平、外资利用规模呈显著负相关。     

空间动态外部性、企业异质性与出口决定——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2005～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平衡面板数据集,研究了空间动态外部性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出口决定的影响.我们分别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对企业出口倾向与出口强度进行估计,经验研究发现企业异质性指标包括企业规模、经营年限、创新水平、人力资本、外资属性均对企业出口决定有显著正影响.MAR外部性对企业的出口决定有显著的正效应,而空间外部性因素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决定的作用更为明显.     

转型时期中国产能过剩测度及成因的地区差异

本文利用协整法对2001—2012年我国30个省(市)制造业产能利用情况进行了测度,并基于动态面板GMM估计对市场因素、政府干预以及经济周期三大因素影响东、中、西部产能过剩的地区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与行业层面相似,我国目前已经出现了地区层面的普遍过剩,考虑到中西部地区技术相对落后、投资活动不活跃等因素,特别需要警惕的是东部地区的产能过剩。产能持续过剩的省份大多具有制造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高、市场经济发展相对发达、政府干预能力较强等特征。市场因素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经济周期与产能利用率之间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中西部地区经济波动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程度远大于东部地区;政府干预是影响我国特别是东部地区产能过剩的最重要因素。     

境外战略投资者改变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吗——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商业银行2002～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从贷款行为的视角研究了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影响。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本文的计量结果显示,国有商业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与盈利能力呈负相关,而其他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与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其他商业银行贷款行为更符合商业导向;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没有带来了国有商业银行整体贷款行为的显著改善,对引资国有商业银行个体贷款行为的分析结论与之类似。本文的结论对制定中国银行业下一步改革方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Dynamic Adjustment of Asset - liability Ratio of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An Aanlysis based on Partial Adjustment Model and Dynamic Panel Data

从动态角度研究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调整行为，对我国285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在2001-2008年样本区间内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系统GMM估计。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资产流动性、非负债类税盾、成长性和净利润率与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而公司规模和资产结构与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也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有显著影响；相比静态模型，动态模型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向其目标最优值是调整动态的。     

FDI对中国不同区域的就业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吸引外资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就业是中国引资政策目的之一。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FDI的区域差异性对就业的动态效应。在模型中选取1997—2010年各省市区相关数据来研究,结果显示,FDI对中国不同区域的就业影响有显著差异,FDI对中国就业影响总效应为负,其中FDI对东部地区就业有显著的替代效应,而对中、西部地区则效果不显著。     

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动态调整——基于部分调整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从动态角度研究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调整行为,对我国285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在2001～2008年样本区间内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系统GMM估计。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资产流动性、非负债类税盾、成长性和净利润率与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而公司规模和资产结构与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也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有显著影响;相比静态模型,动态模型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向其目标最优值是调整动态的。     

人口结构、地区差异与社会保险支出——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6-2014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分别考察了我国人口自然结构、社会结构和地域结构及其与地区差异的交互作用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支出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少儿抚养系数对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支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老年抚养系数对其存在正的显著影响。人口社会结构中的平均家庭户规模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支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已婚人口比重对养老保险支出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对医疗保险支出影响不显著。人口地域结构中的城镇人口比重对养老保险支出有负向的显著影响,对医疗保险支出有正向的显著影响。人口自然结构、社会结构和地域结构对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与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支出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基于以上的数量分析,本文提出了计划生育政策宜顺势而变、注重家庭保障功能和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等政策建议。     

城市规模、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

目前,部分城市的房价等资源要素价格高涨,高成本城市化已启动,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规模与资源配置的"极化"与"分散化"并存的非平衡增长城市化模式,认为非平衡增长的城市化模式造成了房价等资源要素的高涨和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并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利用全国287个地级市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城市规模、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东中西部不同地域和不同人口规模城市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类检验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在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上,中部和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东部地区。400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其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显著降低。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城市化模式问题上,中西部地区还可以继续进行"集中导向"的城市化模式,而东部地区的城市化到了进行"分散与集中"并存模式的转型时期。在城市规模上,未来城市化可以有重点地扩大部分中小城市的规模,再造大城市,适当控制目前超大城市的规模。在资源配置上,引导、鼓励高校教育、重点项目等资源有重点地向中小城市流入,促进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城市化模式从非平衡增长到平衡增长。     

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

基于1995—2009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个层面,运用面板协整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东、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结果发现,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但在短期无明显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从中西部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发展、金融服务创新和金融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基于非洲36国面板数据探析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随着中非经贸关系的日益密切,中国对非投资的动机也备受争议.针对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是否受资源驱动、非洲国家政治风险是否限制中国对非投资两大争论,文章收集了36个非洲国家2006—2017年相关变量的面板数据,并通过因子分析提取了国内外军事文化冲突、社会经济秩序、政局稳定性、民主责任四大政治风险.通过建立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与经济利益、政治风险的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其进行了混合分析(Pooled OLS;POLS)、随机效应分析(Radom Effect;RE)、固定效应分析(Fixed Effect;FE)和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YS-GMM).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并未受资源驱动,更多是出于市场导向的考虑;②除非洲国家军事文化冲突存在较弱正向显著外,非洲国家的其余政治风险变量未明显表现出对中国直接投资有制约效应;③在控制变量方面,基础设施正向显著,通货膨胀率负向显著.     

财政分权、引资竞争与科技创新水平——基于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框架的研究

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地方发展的新标尺。本文基于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框架,选取2007—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限效应模型,探究财政分权、引资竞争与科技创新水平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和引资竞争对科技创新水平均起到正向激励效应;引资竞争达到一定层次,财政分权的激励效应会提升1.243倍;引资竞争的门限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为加速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中国应进一步深化财政分权,探索非规范性财政分权的制度体系;并进一步扩大整体开放,引导地方引资竞争重心转向营商环境优化和引资管理创新;同时,强化对中西部的转移支付,鼓励中西部探索多层次引资竞争并给予多维度创新激励。     

金融发展、研发创新与区域技术深化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本文构建了金融发展、研发创新与区域技术深化的实证研究框架,以面板协整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空间误差修正模型(SpECM)和面板动态最小二乘回归(DOLS)实证检验了中国金融发展的规模与效率的区域创新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具有显著的研发创新效应,但区域差异显著,西部地区省份相对滞后,分产业的金融发展效率的区域创新效应也与中、东部省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空间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说明金融发展的效率与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以金融发展促进中西部省份服务业的产业技术升级显得尤为重要;加强区际及国际贸易联系、促进省份层面技术引进与研发创新、共享技术空间溢出效应是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中国居民储蓄“两极”现象之谜——基于回归的不平等分解

中国居民储蓄在地区之间出现“两极”现象:东部地区居民储蓄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两地区则相差甚小.本文选取了1995-2009年的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各省市及中西部地区居民储蓄进行了模型估计和基于回归的不平等分解.分解结果表明,对我国各地区居民储蓄不平等贡献最大的因素依次是人均收入水平、人口结构和社会保障制度等.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结构因素超过了人均收入成为居民储蓄不平等的首要原因.     

中西部地区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检验与对策研讨

运用地方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教据,对中西部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问题及有关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新的有意义的实证结论: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政策对吸引外商投资具有显著的效果,但是对内资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都倾向于在劳动者质量较高的地方进行投资,并不显著地追求低劳动力成本;内外资企业都不适宜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产业,而适宜发展满足当地国内市场需求的"内向型"产业.根据本文的结论,在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导向的财政政策是不适宜的.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出口加工活动和产业无疑会增加经济运行成本,并且比东部要受到更多的限制.在中西部地区的内外资企业应该以满足当地市场需求为目标,发展"内向型"产业,而不应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产业.为此,中国政府应考虑转变现行的财政政策,由鼓励出口为导向的政策转变为鼓励发展满足当地国内需求的投资和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