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职场激励动机研究——基于股权激励的实证分析

股权激励作为职场激励的方式之一,在国外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我国上市公司从2006年开始实施规范的股权激励,至2012年底已经有375家公司先后推出了股权激励计划。对于上市公司职场激励动机是什么,以往的研究尚存在争议。文章以股权激励为例,从制度背景、企业性质等方面对职场激励的动机进行了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2006年至今我国一些大型上市公司为了提高业绩,开始实施股权激励政策,股权激励的实施一方面提高了业绩,但是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本文就从几个方面指出该政策在我国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分析

为调动经营层的积极性,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200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本文通过对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分析,揭示了不同类别的股权激励方式的特点,不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案主要条款的差别和共同点以及随着经济环境和证券市场的变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表现出的特点.     

上市公司高管层股权激励政策的分析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出企业各年综合绩效评价值,运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总体样本回归,推导出高管层持股与上市公司绩效的关系,并且将实证过程细化到不同持股比例区间、不同的股权结构。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分析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现状的基础上,选取2009--2011年之间实施股权激励的198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相关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果不明显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探讨

分析我国股权激励中的大股东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大会与监事会职能虚化等现象,引出了公司的治理结构不合理、证券市场有效性不足、经理人市场不成熟等在我国实行股权激励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股权激励的对策和建议。     

股权激励与公司舞弊——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为了客观认识股权激励的效果,以2002-2005年被证监会公开查处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配对样本法对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公司舞弊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公司舞弊负相关,但不显著;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公司舞弊显著正相关;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舞弊不存在显著关系;监事会的特征对公司舞弊没有显著的影响。     

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效果实证浅析

2006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办法陆续出台,自此国家从政策层面加大鼓励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以提升国企经营绩效,股权激励受到企业和市场的高度关注.在此期间,有关国企实施股权激励的各类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在不断进行,本文通过对近几年实施股权激励的国有上市公司的绩效变化对比分析,得出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效果并不理想.     

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问题研究

创业板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期激励制度,其初衷是激励民营企业招贤纳士、留住人才,为保持企业持续核心竞争力服务。然而,创业板公司股权高度集中,且非流通股比例较高,内部人控制现象比较严重,导致股权激励的行权条款设置过于宽泛,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过高的行权价引发高破发率,偏低的行权价又招致高管辞职套现的现象,因此,优化创业板股权激励问题迫在眉睫。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以2010年首次公布并通过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分析股权激励的财务效应.横向比较得出股权激励公司业绩优于未激励公司,但显著性不强.纵向比较显示样本公司激励前后业绩存在显著差异,激励后的业绩明显好于激励前.     

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5年前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用实证方法研究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虽然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平均持股水平很低,但对高管人员的行为仍有重要的激励作用。当总经理独立于董事会时,股权激励的效果更为明显。此外,公司的规模和控股股东性质等因素也会起到调节高管持股的激励作用。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混合所有制、股权激励与融资决策中的防御行为--基于动态权衡理论的证据

文章基于动态权衡理论,以1999-201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自然实验”条件,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其融资决策中防御行为的影响,分离出激励和治理双重效应。研究发现：(1)股权激励有助于抑制高管融资决策中的防御行为,但这种效应只存在于民营企业中;(2)对于国有企业,只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才观察到类似效果,而股改前高管在减少债务融资的同时,提高了股权激励水平,自我激励问题明显;(3)公司股权混合度越高,其在赋予高管股权激励上越谨慎,但在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提高了股权激励水平;(4)股权混合安排显著改进了股权激励契约在抑制高管防御行为方面的效率,这种效应在非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更强。     

股权激励、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公司治理视角

运用我国上市公司2008年第3季度季报的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及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其业绩与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股权结构对二者关系的影响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比率呈明显正相关关系,但不同的股权激励类型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程度不同。此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影响,而第一大股东的控制力对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影响。     

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实证检验

基于1998年到2008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薪酬对企业价值有非线性的"U"型影响,在高管薪酬超过一定的额度后,高管薪酬激励明显呈现出边际递增的激励效果.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只有线性正向影响,并未发现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非线性影响关系.本文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了一定的激励效果,上市公司应该合理的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     

股权激励与代理成本

传统以管理费用率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不能恰当地反映管理者在职消费和职务侵占的真实水平,本文用经过Jones模型纠正的费用率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考察了所有权性质、总经理持股与否及持股比例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本文提供了私有制下总经理适当持股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的可靠证据,为中国上市公司即将展开的股权激励计划提供证据的支持。     

大股东利益侵占对股权激励实施效应的影响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大股东利益侵占与股权激励实施效应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发现：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将损害股权激励实施效应,对上市公司业绩带来负向影响;内部人控制问题送一步加重了大股东侵占的代理成本,对股权激励实施效应带来负向影响。这也说明,集中的股权结构下,股权激励在解决现代企业委托代理问题上无显著效果。     

外部监督、股权激励与股权代理成本

基于股权代理成本角度,采用2010年中国沪深两市发行A股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并运用最小二乘法和logistic二元逻辑回归模型,研究了外部监督、股权激励与股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股权代理成本高的公司更加倾向于寻求有效的外部监督,聘请高质量的会计师事务所;股权激励并不能起到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作用,反而会提高股权代理成本;股权激励会提高公司对外部审计质量的要求。     

股权结构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股权代理成本可细分为两种:一是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矛盾而引起第一类股权代理成本;二是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引起的第二类股权代理成本。在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基础之上,本文建立了两个回归模型来分别检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对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并提出通过调整和完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来降低其股权代理成本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