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蓬勃发展。基于中国内部的因素,借鉴已有的文献和研究成果,利用相关的宏观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出口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性决定因素,而汇率、利率、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水平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性决定因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东道国的经济开放度、经济发展类型、东道国与我国的贸易量大小以及两国间文化的相似性等因素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着正的相关性;东道国的生产要素成本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着负的相关性;东道国市场规模因素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存在一定影响,但影响不显著。     

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7—2014年中国对62个代表性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投资动机的视角分析了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营商环境总体上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当出于不同的投资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各异;出于市场、自然资源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相关关系;而出于劳动力、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正相关关系。本文考察营商环境的具体方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开办企业、建筑许可等5个方面有利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信贷则起到负向作用,而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和登记财产则不具有影响。     

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工资水平与FDI区位选择

中企对外直接投资力度越来越大,不同国家(地区)的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凸显。为了考察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选取2001~2012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84国家(地区)的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作用,以及东道国工资水平因素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富有劳动力的国家,并且东道国工资水平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决策与东道国的博弈分析

从博弈论的观点看,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决策正是与东道国博弈后形成的均衡解。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博弈进行了一般分析,并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中因与东道国博弈而存在"政策"和"环境"两类不同偏好。同时利用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证来讨论两种分类的存在,并提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决策建议。     

固定效应模型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3年33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通过使用Ward聚类分析法将这些国家和地区划分为3类:发达国家和地区、资源禀赋型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对这3类国家和地区分别进行回归。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型动机,我国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市场规模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同时我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与我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关系,与出口的关系则较为微弱,人民币的升值和东道国对待外资的欢迎态度以及我国对东道国的贸易顺差,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东道国金融发展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机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国内金融发展落后导致的资金供给不足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快速发展中遇到的制约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金融发展将构成有效的补充,本文基于此研究东道国金融发展对我国不同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东道国规模层面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结构层面金融发展并未产生直接影响;更为深入地,东道国规模层面金融发展对于吸引我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结构层面只有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时才能促进我国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较低的结构层面金融发展会阻碍我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纵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地,本文使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新设项目数进行研究,发现总体上东道国规模和结构层面金融发展均有助于新项目的设立;但在动机角度,仅有结构层面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在东道国纵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设立,而规模层面金融发展对我国横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则不产生影响。     

东道国投资壁垒、汇率波动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在国际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各国的投资壁垒日益增加。我们采用2010-2019年4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以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并进行Sobel检验,探究了东道国投资壁垒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东道国投资壁垒的上升会减少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在其中不存在中介效应,而是存在遮掩效应,即投资限制指数遮掩了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对外来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最后,据此提出拓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空间的相关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文章利用中国 2007-2018 年对 169 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从市场寻求动机与资源寻求动机的角度,探讨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进行区位选择时的影响因素。 结论指出:我国在选择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重点考虑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要素禀赋,对汇率变动有负向作用,对经济增长率变动的影响不显著。     

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现状及对策分析

本文以2006—2011年数据为样本,对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山东省在东道国的投资存量以及对东道国的进出口量,在此基础上笔者还对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出了几点建议。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竞争力影响途径的计量检验

本文利用2001、2002、2003年我国的工业行业数据,检验了外国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外贸竞争力的途径。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外贸竞争力指数的提升,同时也发现,在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的行业,外商投资企业自身的出口和技术创新都是提升我国外贸竞争力指数的因素,在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行业,外商投资企业自身的出口提升了我国的外贸竞争力指数,而技术创新却降低了我国的外贸竞争力指数。     

外商直接投资我国食品产业的决定因素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

本文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中国食品产业的潜在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表明,市场规模、企业平均规模、市场发育程度、附加值率、产业集聚程度和产业政策是外商直接投资中国食品产业的重要决定因素,劳动力成本可能并不是当前外商直接投资中国食品产业的重要决定因素,或者这一优势正在弱化。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给出了简要的结论和政策涵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

本文使用2000—2006年我国对50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和进出口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协整模型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长短期贸易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及进口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在长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进出口的拉动作用相当大。(2)在短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及进口的长期稳定(协整)关系,对短期的出口及进口的抑制(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对短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本文还进一步讨论了这些结果的深层次原因以及相应的政策启示。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及其影响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逐渐转向服务业,而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且缺乏国际竞争优势。本文通过研究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资金来源、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的影响,以及产生的就业效应、技术外溢效应、行业挤出效应和出口竞争力效应,总结了对我国服务业引资工作的若干启示。     

提升FDI在服务贸易领域的配置效率

随着中国逐步履行加入WTO的承诺和全球化深入影响,服务贸易领域成为FDI的新增长点,服务贸易发展获得快速发展,两者间具有某种内在联系。文章运用协整和面板数据分析服务贸易领域实际利用FDI对中国服务贸易整体和主要行业增长效应,根据FDI在服务贸易领域的配置效率差异,提出了调整服务贸易利用外资的方向。     

基于有界检验方法的外商投资与我国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和Pesaran等有界检验(boundtest)方法,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就业的长、短期关系进行了协整估计。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FDI对就业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但在短期内,对就业具有比较明显的扩大作用。从就业的角度看,针对FDI要采取更加审慎的政策,充分考虑其动态影响,趋利避害。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影响的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2001年和2005年的数据分析了FDI对我国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发现FDI对中国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程度与技术本身所属的原创层次、技术含量、对企业的重要程度及当地企业的吸收能力相关。笔者分析了其原因,并探讨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贸易引力模型,结合混合回归分析与横截面分析两种方法,对1992年至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混合回归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时滞。横截面分析结果表明,每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于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是波动的,但从总趋势来看,这种促进作用在不断增强。     

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技术创新研究

本文运用面板协整工具和动态最小二乘法(DOLS)来检验我国1990-2004年间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我国技术创新的相关关系。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FDI与我国技术创新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如果跨越了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那么FDI从总体上对我国的技术创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可以说人力资本在FDI促进我国技术创新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入世前后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比较研究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方法,对入世前后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整体及东、中、西部地区都产生了正的溢出效应,而且入世后较入世前更加显著。我国应继续遵循自己的路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充分发挥其外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