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存在邻里效应吗?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文章识别了家庭代际经济支持中的邻里效应,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子女、父母等一系列特征变量后,社区邻里效应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这种影响因家庭所在区域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社区邻里效应对农村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明显大于城镇家庭。此外,研究还发现:社区邻里效应对多子女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明显大于独生子女家庭,对男孩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作用显著大于女孩家庭和既有男孩又有女孩的家庭。最后,机制检验表明:在社区内部,子女追求社会地位,希望赢得他人尊重是社区邻里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文章从社区内部不同家庭互动角度解释家庭代际支持行为,为理解近年来我国不断增加的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代际视角下农村子女赡养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数据,基于代际差异视角,考察农村家庭子女赡养行为的性别差异,并系统探讨具体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仍存在"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模式,但这种传统模式在新生代子女中开始有所改变,即无论是从经济支持,还是从生活照料这两方面来看,女儿和儿子之间的行为差异大幅度缩小,且差异已不显著。这意味着,农村地区以儿子为核心的家庭养老模式虽未彻底改变,但也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通过剖析影响农村家庭子女赡养行为的机制发现,女性地位提升和家庭子女数量减少促使女儿提供了更多养老支持。同时,传统性别观念弱化也对女儿养老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此外,农村老年父母对照料需求的增加以及女性家庭照料上的角色优势,显著地增加了女儿的生活照料作用,但在提高经济支持上的作用并不明显。     

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影响探析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流动日益呈现出家庭化迁移的趋势,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家庭成员特别是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对现居深圳市的农村随迁父母的专项调查数据,基于代际团结理论,探讨了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随迁父母与子女有较强的代际凝聚力,情感关系是影响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重要因素,代际共识对农村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具有积极作用,而代际联系对农村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有负向影响,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则降低了农村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     

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人口流动常态化、家庭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生存样态不断贫困化,了解并分析农村地区子女代际支持现状、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有利于改善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现状。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6)的追访数据,从子女代际支持视角出发,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具有较高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农村老年人陷入多维贫困的比重分别为:55.34%(经济贫困)、53.03%(健康贫困)、34.58%(精神贫困)。二是农村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较少,月均经济支持额在一百元左右,照料支持随着农村父母年龄的增长不断增加,而精神支持则呈现出相反的态势。三是不同类型的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存在一定程度的缓解效应。     

农民工回流能改善其父母的生活质量吗?

农民工回流客观上拉近了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势必会对原来因子女外出务工导致的农村养老难、农村留守老人等问题产生影响。本文基于安徽、河南、四川3省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OLS估计以及有序Probit模型,分别从经济状况、心理状况、生活满意度3个方面检验了农民工回流对其父母生活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总体上,农民工回流显著改善了其父母的心理状况和生活满意度,但对父母的经济状况无明显影响;回流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则对父母的生活质量有着不同程度的改善作用。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中国农村老人居住安排的纵向分析

本文利用安徽省农村老人生活福利状况调查数据,采用Multi-logistic回归模型,结合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从老人状况、子女数量及家庭代际支持三个层面,考察老人居住安排的纵向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因素制约了老人居住安排的变动;老人居住安排的性别偏好未能充分体现,女儿对老人居住安排的变动有显著影响;成年子女外出打工带来的代际支持的变化对老人居住安排的变动也有显著影响。     

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基于全国12个省份1395份基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12个省份1395份基层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质量总体较好,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贫困有显著影响,且存在显著差异。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收入贫困的影响来自于与儿子关系、与儿媳关系和与女婿关系;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精神贫困的影响,来自于四个方面。基于血缘关系的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效应,明显大于基于姻缘关系的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效应,与儿子关系在代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代际关系质量存在示范效应,但其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非常有限。农村老年贫困个体差异明显。因此,从代际关系质量视角治理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应在分类施策基础上,重点提升老年人与儿子关系的质量。     

团结还是疏离:转型期的农村居民代际支持——基于全国农村地区微观数据的分析

为回应有关中国农村居民代际关系的争论,评估近年来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对农村家庭生活的影响,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2012年全国五省农村地区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这7年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相比于2006年,2012年农村居民三代间的情感互动频度上升,经济互动频度下降,而劳务支持呈现向子代倾斜的趋势。经济增长和农村新代际分工的形成是农村居民代际支持呈现上述变化的重要原因。代际关系在未来农村家庭生活中能否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尚需做进一步的追踪和研究。     

婚事操办中的代际关系:家庭财产积累与转移——冀东农村的考察

在冀东农村,儿子结婚是一项需父母多年积累才能完成的"事业"。结婚费用随经济发展和生活标准提高而增加,是否为结婚儿子建新房是父母负担轻重的决定因素,新房产权多归已婚儿子所有,彩礼也由象征性做法逐渐变为男方家庭代际财富转移的一种途径。结婚花费中约40%的缺口有赖借债弥补。多数家庭子代结婚所欠债务主要由父母偿还。子代结婚费用中亲子贡献份额有明显的时期差异。随着子女受教育时间延长,晚婚比例降低,子代婚前对家庭的经济贡献缩小,父母成为儿子结婚费用的主要承担者。     

农村婚姻女性市场要价的社会理性解释

随着我国人口流动打工经济的盛行，农村婚姻的高消费已转变为以女性为中心的婚姻市场要价。通过对一手实证数据资料的统计与分析，发现农村婚姻女性市场要价高于城市且逐年上升，支付内容主要为婚房和彩礼，支付主体主要为男方父母和家庭。金钱至上的婚恋观念对婚姻市场要价具有推动作用，婚姻女性市场要价与家庭的传统社会性别意识成正比，与家庭现代社会性别意识成反比，家乡文化对婚姻市场要价影响较大，而个人和原生家庭收入、女性个人的社会性别意识以及打工经历对婚姻的市场要价影响不显著。可见，农村婚姻市场要价更多的是家庭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其更多的是受到农村家乡文化的影响，相比经济理性，农村婚姻女性市场要价更多的是一种家庭社会理性。     

成年子女外出弱化了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支持吗?——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分析

论文从孝道转型视角出发,基于CHARLS2015年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比较分析了成年子女外出的不同类型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不同子系统的影响。研究发现:成年子女外出弱化了受空间限制的农村老年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但强化了不受空间限制的经济支持。较之对生活完全可以自理的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成年子女外出对自理能力受损的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强度更大;较之成年女儿外出的影响,成年儿子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更显著且强度更大。可见,成年子女外出并未全面弱化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支持,而是推动家庭养老由"侍奉在侧"型向"成就安心"型转变;成年女儿在农村家庭养老中并未扮演替代性角色,而是仍旧扮演着辅助性角色。为此,应加快推进就地城镇化,大力发展农村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互助养老服务,倡导孝亲敬老的美好家风。     

中国农村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状况及流动性趋势研究

户籍制度"松绑"之前,中国农村的家庭宗族网络一直承担着生产、分配和消费经济资源及负载着经济和社会地位提升的代际传递功能。对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转移的研究是探寻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探究核心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打破其与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相捆绑的"富二代"、"农二代"等身份给其带来的分配不公现象。鉴于此,笔者基于CHNS调查数据对农村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进行测度,发现其对下一代的收入有显著影响;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弹性呈现出"骤降"到"骤升"的变化态势。要进一步消除由于家庭宗族网络带来的收入和机会的不均等问题,应强化农村市场信贷机制及农村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及最低生活保障等的投入力度,让农村家庭的土地资本、人力资本等也能够参与分配,继续深化收入分配、遗产赠与及税收等方面的改革。     

人口大规模流出对农村家庭结构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基于四川省的数据

基于四川省统计数据的研究发现,人口大规模流出对农村家庭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村家庭比重大幅下降,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代际分离普遍、家庭结构严重老龄化。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后果是:家庭的稳定性被动摇,传统家庭代际关系遭到破坏,家庭养老的基础被削弱,农村家庭的农业生产经济功能弱化。建议:重视农村家庭发展,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大力发展社区养老公共服务,推动家庭整体流动,促进流动人口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代际反哺促进了留守老人的土地转出行为吗？ ——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研究目的：厘清经济支持、情感支持等代际反哺对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程度,进而认识家庭养老对土地养老的替代作用以促进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研究方法：Logit模型、工具变量法。研究结果：（1）代际经济支持会显著促进留守老人的土地转出行为;（2）代际间频繁的线下交流会抑制土地转出,而线上联系则没有显著影响;（3）异质性分析发现,即便在代际反哺的作用下,劳动能力强的留守老人也不愿意转出土地;（4）“新农保”的参与通过挤出代际经济支持来抑制留守老人的土地转出行为。研究结论：在“新农保”补贴力度小的现实背景下,家庭养老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应当关注代际经济支持对土地转出的促进作用与线下交流的抑制作用,合理引导留守老人土地转出行为。     

农民工社会资本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研究

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代表了他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对此关注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社会资本作为个人嵌入的关系网络,是否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这是探讨的主要问题。文章结合农民工特征,将其社会资本划分为在农村先天赋予的原始社会资本和在城市后天构建的新型社会资本两维度,利用1 102份全国农民工调查问卷,选用有序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原始社会资本中仅有婚姻一项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新型社会资本中当地人的社会网络、工友的社会网络和网络投资都显著影响生活满意度,其中工友社会网络影响最大。此外,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具有代际差异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受到新型社会资本的影响。最后,社会资本的获取并不存在人力资本的门槛要求。研究揭示,构建农民工良好的新型社会资本是促进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有效途径。     

农村家庭养老保障效果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海南省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居住和生活状况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家庭内资源配置为切入点对农村家庭养老保障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家庭内代际转移更多的表现为代际间交换关系,而非出于老年父母的需求。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农村社会养老机构建设是解决现行农村家庭养老供给不足的有效途径。     

农村老年人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

本文以社会角色理论、代际支持理论和依恋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子女为农村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利用"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从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社区层面分析影响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的主要因素。结果发现,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受子女个体特征、家庭角色、社会角色和对父母依恋行为的影响,同时受到老年父母的个体特征、对子女依赖程度的影响,但是并不受社区层面正式照料机构的影响。子女依恋行为在子女提供日常照料中具有中介作用。     

生活境遇与养老意愿——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偏好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对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和咸宁市崇阳县青山镇农村老年人的问卷调查,实证分析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及其生活境遇对其家庭养老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意愿虽然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但他们中的多数人仍然具有家庭养老偏好。生活境遇对其家庭养老偏好影响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反映个体客观状态与特征的年龄和个人年收入水平、反映经济支持境遇的生活开支的主要来源、反映生活照料境遇的是否与子女居住在一起以及反映情感慰藉境遇的心情烦恼时家人的反应,都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偏好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年龄越大、个人年收入水平越低的农村老年人,越可能有家庭养老偏好;生活开支的主要来源为子女供养、与子女居住在一起和心情烦恼时能得到家人关心与安慰的农村老年人,更可能有家庭养老偏好。因此,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并不完全是一种"经济理性",而是一种嵌入生活境遇中的"情境理性"。     

农民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满意度实证分析——基于陕西省32个乡镇的调查数据

本文采用陕西省陕北和关中地区32个乡(镇)农民对农村公共品评价的调查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农民满意度影响因素归为五类,在此基础上建立Logit回归模型对农民满意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民对农村道路、教育、医疗卫生、农田水利设施、生活饮水、生活垃圾处理及政府和村委会对农村公共品的支持情况等的满意度有优先次序性,除家庭人均收入外,其他农民个体特征对农民满意度影响不显著。     

农村留守家庭的代际和谐初探

农村留守家庭是社会转型的产物,是农村改革、工业化、城市化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农村留守家庭因家庭成员的两地分居,使传统稳定的家庭结构遭到严重破坏,家庭代际关系呈现出结构失衡、角色错位、内容复杂等新特点,由此引发了家庭各代之间在观念、生活方式、情感交流上的冲突。消弭这些冲突,构建和谐的农村留守家庭代际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而构建和谐的农村留守家庭代际关系,需要增进代际沟通,加强政府的支持与引导,并积极推进社会帮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