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辽宁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辽宁省14个地级市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体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在其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具体来看,使用深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鉴于此,提出辽宁省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差距：加剧还是缓解

解决好农户收入差距问题,是新时代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匹配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缓解了农户收入差距,此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理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涓滴效应”缩小了农户间的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差距,但是,由于“门槛效应”扩大了农户间的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均能缓解农户收入差距;数字信贷在缩小农户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的作用最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西部地区的农户收入差距,但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再检验——基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调节效应的视角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分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与效果已得到学术共识,而关于两者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的联合作用机理与效果仍有待深入探究。本文运用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1)整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农户人力资本投资能强化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且对使用深度的强化效果最明显;(3)在各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数字信贷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的强化效果最为突出。因此,在借助数字技术赋予农户享有金融服务权利的同时,要格外重视农户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他们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获取能力与利用能力,更好地发挥出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家庭借贷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数据库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库统计的数据,选用OLS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以及不同林业收入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农户林业收入,关键性影响作用在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为农户带来的移动化、实惠化、信用化和便利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低收入水平农户的林业增收效应不显著,而对中等收入水平农户和高收入水平农户的林业增收效应显著;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家庭借贷约束,提高资金的可获得性,促进农户林业投入,从而提高农户的林业收入。因此,为使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更好地为农村地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应该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宣传普及、完善体系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策略。     

金融普惠、风险应对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

贫困脆弱性研究关注农村家庭在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在贫困研究中具有前瞻性,贫困脆弱性指标也是衡量脱贫机制长效性的重要工具。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研究金融普惠对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首先,基于因子分析法,本文从金融服务的渗透度、使用度和满意度三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了村庄层面的金融普惠指数,发现金融普惠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其次,进一步通过区分金融普惠的不同维度发现,金融普惠的渗透度对降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更大的作用,尤其是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的渗透度;在金融普惠的使用度上,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数字金融服务可以比传统金融服务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金融普惠通过提高农村家庭风险应对水平缓解风险性问题,进而对降低其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本文研究表明,以增加金融服务广度为目的的金融普惠发展,作为中国当下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对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具有重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的影响，用标准泰尔指数测量全国31个省份（除港澳台外）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逐步回归的方法分析我国2015—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城市化水平和财政支出偏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与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反。我国需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数字科技，推动数字普惠化金融服务的发展，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金融科技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测度,考察金融科技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为分析具体影响情况,还分别使用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维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非线性的,总体呈现出"正U型"结构。为防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要制定有效方案,推动金融科技发挥普惠性缓解收入不平等。     

数字普惠金融对河南省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为农村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基于2011—2021年河南省17个市的面板数据,运用stata 14软件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的生态建设、创新数字金融产品、完善风险控制机制等建议。     

数字化背景下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分析

随着我国出口贸易遇到瓶颈,消费日益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较大,农村居民消费能力较为不足,这势必不利于城乡经济的均衡发展。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将普惠金融与先进互联网技术结合起来,提高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使得城乡居民能够平等便利地获得金融资源,进而刺激消费。因此,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消费市场的增长,本文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本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显著的缩小;本地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减小受到相邻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的积极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的作用有待加强,比较而言,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受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加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内生性检验

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出现了数字普惠金融，它使农民更多地享受到金融服务，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本文利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并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存在区域差异，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且这一影响机制不存在内生性，并提出相关合理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以我国298个地市级城市2011年～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农民收入;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户创业显著缩小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这与不同地区金融发展和金融排斥程度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的结构性差异密切相关。未来在政府层面,应加强数字金融生态建设,促进区域创新均衡发展,为金融机构创造优良的数字化营商环境;在金融机构层面,应加大创新数字金融产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在农民层面,要积极学习数字技能以提升金融素养,增强创新创业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了吗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现代金融发展的新业态，大幅改善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能够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优化收入分配。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设计完整的检验策略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这一结论经过内生性和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但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差异。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这一结论在分区域、分经济发展水平的检验中均成立，但缓解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发挥得更充分。第三，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但受益于数字普惠金融便利性和低成本的优势，农村居民能够充分享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红利”,获得比城镇居民更高的增收效应。     

基于贫困减缓视角的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本文利用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发生率的年度数据,对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检验,结论是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贫困减缓有明显积极作用,即普惠金融服务覆盖率大小和普惠金融服务成本高低对贫困减缓产生明显直接的正向影响,而普惠金融服务使用效率高低则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整体上表现不明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普惠金融发展影响贫困减缓的作用机制。最后,提出普惠金融利于贫困减缓的发展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与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普惠金融的融合,拓宽了金融服务的广度,为深化金融改革、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文章基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角度,对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基本逻辑进行研究。在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发展中,存在着数字基础建设不完善,覆盖广度不足;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有待提高,金融专业人才短缺;征信体系建设碎片化,信息安全有待提高;监管体系不完善,金融生态环境薄弱等问题。由此,需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征信体系、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建设,加强数字普惠金融教育的投入力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全方位多层面助力乡村振兴。     

县域银行业竞争与普惠金融服务深化——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分层解析

中国县域特别是贫困县域现存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体系能否发挥深化普惠金融服务的作用,这既是事关银行主导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向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普惠金融国家发展战略实施中面临的核心问题。本文利用2010～2017年1927个县(市、旗)的银行网点分布数据,考察2006年确立的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所带来的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银行业结构的深刻变化,并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分层检验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银行业竞争对深化普惠金融服务的影响,探讨不同类型银行作用的差异。研究发现:银行在县域的战略布局已由收缩转为扩张,但贫困县的银行网点数量仍明显少于非贫困县;县域银行业竞争显著促进了普惠金融服务深化,但这种促进效应在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的贫困县较弱;根植于贫困县本土的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两类县域法人金融机构能显著促进普惠金融服务深化,而国有五大商业银行促进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效应在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均不显著。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农户的收入水平始终是衡量农村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户收入的稳健提高是当前"三农"问题的研究重心。农村普惠金融作为农村经济的调节剂,是否能够有效促进农户收入的提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对此,本文运用2009~2016年全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运用APN法、熵值法、面板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如何影响农户的收入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农村普惠性金融的发展可以正向提升农户可支配收入,即发展水平越高,对应的农户收入也会越高。同时,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同样存在异质性。本文分别以区域范围的异质性、农户禀赋的异质性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维度的异质性这三个视角为出发点加以验证。     

数字普惠金融对山西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以山西省为研究对象,选取2012—2021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Stata17.0软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山西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山西省城乡收入差距,并通过了相关统计学检验。     

多维视角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选取消费贫困、收入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三个维度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主要指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地区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分别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门槛特征值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有效减缓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且其减贫边际效用呈逐渐递增趋势。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教育贫困的减缓作用并不理想。相较之下,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能有效减缓教育贫困。此外,通过地区差异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减缓效应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浙江省、北京市和上海市这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粮食体系韧性——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分析

目的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体系韧性的影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新的方向。方法 文章基于2011—2020年全国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从抵抗能力、适应能力、变革能力3个维度出发构建粮食体系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粮食体系韧性水平,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体系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异质性。结果 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体系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当地及邻近地区的粮食体系韧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有助于粮食体系韧性的提升;不同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体系韧性的影响差异显著,其中主销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体系韧性的提升作用最大,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次之。结论 应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户金融素养,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和数字技术,因地制宜发挥各产区优势,并加强地区间的相互合作。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107家农村信用社全机构数据的经验考察

本文基于2008~2014年陕西省107家农村信用社全机构调查数据,在构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Cov-AHP方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并借助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深入探讨了不同地区和不同产权形式的农村信用社所提供的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分析发现:中间业务交易金额与当地生产总值之比、农户拥有农村信用社银行卡数量、存款加权利率水平和贷款加权利率水平是评价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最重要的4个指标;陕西省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服务水平总体较低,不同地区和不同产权形式农村信用社所提供的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差异较大,并呈现出分化格局;投资环境、产业结构、竞争环境、政府财政支出、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服务总体水平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