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5—2014年我国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在从"投入侧"和"产出侧"对环境规制强度测度的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中能够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间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且这一影响呈现出"U"型特征;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呈现出倒"U"型特征,不合理地引进外资会抑制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跨国技术转移对中国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我国1998~2013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国际技术贸易和FDI技术转移渠道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并对比分析这些影响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两种渠道的跨国技术转移从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FDI技术转移对环境产生了积极效应并具有滞后性。国际技术贸易对东部地区环境质量产生了积极且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FDI技术转移显著提升了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验证了"污染光环理论"的存在性,但并未对中部地区环境改善产生有效影响。     

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区域布局的“污染天堂”效应

借鉴Abay Mulatu和Reyer Gerlagh(2009)的研究,应用地区与产业特征交互作用的经典贸易模型,对中国区域间的污染天堂效应进行了测度。实证分析表明,在各省环境规制力度不同的条件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布局从环境规制力度大的省份向环境规制力度小的省份转移;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力度普遍弱于东部地区。因此,若不加以重视,中西部地区很可能会沦为东部污染密集型产业规避高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从而导致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     

我国贸易开放和收入分配的非线性关系——基于1994～2007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贸易开放可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Stolper-Samuelson效应能够缩小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而贸易开放引致的知识溢出和技术进步则会扩大贫富差距.因此,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使用中国1994-2007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对贸易开放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用城乡收入差距作为收入分配指标,利用广义矩(GMM)方法进行估计,发现贸易开放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即当贸易开放度较低时,贸易开放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当贸易开放达到一定程度后.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则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区域经济增长中贸易开放作用及空间差异分析——基于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1978—2014年中国大陆31个省的省际数据构建了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区域经济增长中贸易开放的作用大小和作用途径进行实证检验和估计。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区域经济增长通过促进综合要素生产率提升、促进资本和劳动效率提高等途径起到显著推动作用,反映了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差异和转变。然而,从分时段样本分析来看,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中,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是比较显著和稳健的。而在1990—2014年这段历史时期中,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稳定,甚至还会在一定时期产生负向影响。从分区域分析来看,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程度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和不平衡性,贸易开放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于贸易开放度较低的省份来说,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环境规制差异对出口升级的影响──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H-O-V模型,利用2005~2011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进而用面板分位数回归考察环境规制对处于不同技术水平的省、市、自治区间的影响差异。结果显示:"事前控制型"和"事后治理型"环境规制不仅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截然相反,而且在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随着分位点提高,"事前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促进作用呈"倒U型",而"事后治理型"环境规制的负面影响却逐步提高。     

中国工业行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分析——一个分类评价的视角

基于中国2001-2014年37个工业行业的数据,将我国工业行业按环境污染排放程度划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运用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它们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同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来估计环境规制和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非线性关系并计算出拐点值。研究结果表明:2001—2014年我国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低;除重度污染行业呈现倒"U"型特征外,工业行业总体、中度污染行业和轻度污染行业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均呈现"U"型特征;目前我国工业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我国重度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合适,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不够。因此,应从行业分类的角度出发,借助环境规制来促进工业行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进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基于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

文章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实证发现进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该影响依赖于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外资和腐败程度。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外资对进出口贸易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均具有双门限的非对称特征,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与较低的省份,进出口贸易均改善了环境质量,在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进出口贸易则加剧了环境污染,在外资水平较高的省份与较低的省份,进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的正面影响较小,在中等外资水平的省份,进出口贸易的环境污染效应较大;产业结构和腐败程度与进出口贸易的环境污染效应均为正相关,在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与腐败程度较高的省份,进出口贸易的环境污染效应较大;技术进步和环境规制与进出口贸易的环境污染效应负相关,在技术进步明显和环境规制严格的省份,进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较大,且随着转换变量变化进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体制间平滑转换。     

环境规制抑制了技术创新吗？——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异质性检验

本文研究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问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基于2005至2016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七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分析,环境规制与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动态特征;环境规制会抑制外商资本、企业规模和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产生的促进作用。从区域层面分析,环境规制对装备制造业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仅在全国和东部地区呈现“U”型特征,在中部地区对技术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在西部地区则对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     

环境规制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275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文章基于我国2012-2016年27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影响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①环境规制对城市劳动生产率呈现U型相关关系。②环境规制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等作用机制间接促进了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文章为解决我国经济“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双...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的环境规制对出口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运用空间计量方法,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出口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方面存在的"逐底竞争"使得中国当前整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处于U型曲线的左侧下降阶段,当前严格环境规制会抑制出口。目前,中国应该逐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采取措施改变环境规制"逐底竞争"的局面,尽快跨越U型曲线的拐点,实现环境改善和出口增加的"共赢"。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波特作用”模型为起点,理论分析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并利用2004—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补偿型“波特作用”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在全域和东部地区存在倒“U”型变化趋势,在中西部地区则表现为倒“N”型的非线性变化,均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激励型“波特作用”在全国和分域均表现为“N”型非线性变化趋势,且在西部地区更为显著,整体呈现边际递增的趋势。在当前绿色技术创新进入自我革新的探索性阶段,补偿型环境规制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短期效应,缺乏持续性,亦存在“搭便车”现象,且无法与绿色技术创新形成协同效应;激励型环境规制在前期能够与绿色技术创新形成良好的协同互动效应,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当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进入成熟期时能够替代环境规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能源强度视角下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一个新解释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本质上体现了经济发展模式从高能耗和高污染向能源集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转变的过程。基于2003—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PSTR模型,从能源强度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污染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均呈现由西向东的"阶梯式"递减格局;收入水平对污染排放非线性影响的高区制和低区制的能源强度临界值为0.914 3;考虑能源强度的视角下中国存在"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其"门槛值"为0.769 0,能源强度高(低)于"门槛值"时,污染排放收入弹性为正(负)。据此可将样本包含的省份划分为环保型省份、低污染省份和高污染省份,并从宏观治理、微观治理和区域治理的角度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对策。     

波特假说的滞后性和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分析——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果的检验

"波特假说"认为合理设置的环境规制政策在长期能够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弥补因规制增加的成本,因此发挥规制的创新效应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关键。文章运用2000～2010年中国29个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系统GMM和门槛回归方法,在低碳视角下检验"波特假说"是否存在及存在的条件并确定最优规制水平。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当期阻碍技术创新,在滞后期促进创新且在滞后二期促进作用最明显;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三重门槛效应,规制强度较低时规制对创新的影响表现为一种潜动力,不足以引发创新活动的开展,在最优规制水平显著促进创新,强度过高时促进作用减弱。     

环境规制工具、政府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政府通常会搭配使用规制政策与支持政策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而合理选择政策工具是确保政策搭配有效的关键.选取命令型、费用型、投资型三类环境规制工具与研发补助、低碳补贴两种政府支持行为,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政府支持行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耦合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当前政策强度下,命令型规制、投资型规制、研发补助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低碳补贴抑制绿色技术创新,费用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不显著;研发补助和低碳补贴分别正向和负向调节费用型规制和投资型规制的绿色创新激励效果.对样本内生分组后,拓展分析结果显示:由于绿色创新水平的地区差异,上述政策工具的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异质性特征;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应当充分利用"研发补助—市场型规制"间的正向耦合效应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而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应当构建以"研发补助+命令型规制"为主体的创新激励政策体系.最后,结合对地方政府政策工具选择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讨论,为不同政策主体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贸易开放对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影响机制研究

文章探讨贸易开放影响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机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地区从贸易开放中受益的多少决定于该地区的要素禀赋特征,因此贸易开放能多大程度上影响地区发展差距取决于要素的地区分布。利用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的数据,研究发现,贸易开放使收入水平高、基础设施好和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地区受益更多,而这些地区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这种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棘轮效应”机制是形成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投资开放度实证分析

构建投资开放度指标体系不应仅限于外资依存度单一指标,应从外资依存度、外资贸易率和外资率三方面入手,全面、深入地认识投资开放度及投资领域开放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由三方面对投资开放度的考察结果表明,投资开放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投资领域开放应当尽量引导外商投资转向"和亲投资"的方向.     

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及其出口行为的影响

在Melitz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环境规制因素,构建一个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出口影响的理论模型.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均表明: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提升企业生产率水平,但影响较小;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会阻碍企业出口,特别是对污染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出口影响更大;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之间整体上呈U型关系,但在中西部地区不存在U型关系.     

环境规制对京津冀经济生态化发展的异质性效应研究

经济生态化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的本质要求,环境规制是实现京津冀经济生态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在科学评估京津冀经济生态化发展水平基础上,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京津冀经济生态化发展的异质性效应,结果得出:2004—2017年,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京津冀经济生态化发展具有显著负向作用,经济激励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京津冀经济生态化发展的效应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表明京津冀环境规制应从重视"强度"转变为"提质增效",建立更具有针对性、高效性、多样性、可持续性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是环境规制改革的重要方向。最后,从优化环境规制工具角度,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的影响研究综述

系统梳理国内外绿色经济与环境规制的研究成果后,发现国外学者对绿色经济理论内涵探究和理论实际验证并重,而国内则侧重于对绿色经济的实证测度与应用研究。对环境规制的研究主要有以"加大企业生产成本"为代表观点的"遵循成本说"和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为代表观点的"创新补偿说"。实证研究中指标选取单一且多样,因而学界环境规制对于绿色经济的研究同时存在抑制、促进与无显著影响三种结论。国内未来环境规制的研究在于分析对象的细化广化、研究方法上创新发展及交叉领域的实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