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与进城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实证研究

为适应中国劳动力供求形势新变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迫切需要提高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层次。教育、培训、迁移等人力资本因素是影响进城农民工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使用多元logit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受教育程度越高、接受过培训、在城市工作的年限越长的进城农民工,其从事具有更高社会声望职业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些职业有诸如办事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单位负责人等。提出了加强进城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职业流动与职业上升的机制研究——基于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文章利用一手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职业流动与职业上升的机制。实证结果显示,近三年职业流动频次对农民工职业上升有倒"U"型影响,适当的职业流动能增加农民工向更高地位职业流动的机会,当近三年流动次数超过6次时,职业上升的概率降低。另外,工作经验对农民工职业上升产生了倒"U"型影响,适当年限的工作经验能够提高农民工职业上升的概率。亲友介绍工作对于农民工实现职业上升有显著正向影响。男性比女性发生职业流动的概率高,实现职业上升的可能性更大。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实现职业向上流动有阻碍作用,而配偶随迁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教育、培训和就业素养对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从就业质量、社会保险和职业技能三个维度测评其职业发展水平。测评结果显示,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水平略高于全国平均值,其中就业质量与全国平均值的差距最大,社会保险也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但职业技能优于全国同类劳动者。以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为被解释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教育、职业培训和就业素养能够提高职业发展水平,个人自然条件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创新继续教育模式、改进职业培训方法、提高就业素养和倡导多元化就业成为促进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行动路径。     

农民工职业伤害中的潜规则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分析了农民工职业伤害中的潜规则问题,指出在现有的权利结构下,与正式制度背道而驰的潜规则成为实际操作中的强势规则并成为演化稳定均衡,这是农民工职业伤害的深层原因,并由此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     

农民工职业风险、工伤保险与教育补贴的政策效应

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农民工教育补贴新政策引人瞩目。文章考虑两部门(农民工和政府)、两时期(教育投资期和工作期)经济,构造基于职业风险、并纳入新政策变量的效用函数,通过局部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揭示新政策效应。结论表明:“理性选择”是农民工微观行为决策的特征雏型;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实现了高、低风险职业福利的再分配;教育投资提升了社会效率,但均衡是帕累托次优状态;而农民工教育补贴政策的介入,则实现着帕累托改进的动态过程。农民工工伤保险和教育补贴政策的有机搭配,诠释着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和谐政策艺术,动态支撑着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农民工职业心理的调查与分析

农民工群体是当前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也是一个弱势群体。由于进入城市后各种压力骤然增加,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偏差。帮助解决他们的问题,帮助维护其心理健康,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通过自编问卷,对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企业农民工进行测查,在对其职业心理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SPSS12.0统计软件对调查研究所得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合农民工职业心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教育层面、服务层面和保障层面等几个层面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农民工职业价值观与职业流动: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构建农民工职业价值观对职业流动行为影响的理论框架,利用全国18个省份随机抽样实地问卷调查获得的一手数据,对农民工职业价值观对职业流动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职业价值观的不同维度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截然不同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     

农民工职业状况的社会网络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22个省份的农户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状况的影响,其中主要包括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状况,并发现:只有微弱的证据能够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水平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而社会网络对其职业阶层也更多地通过间接效应实现。社会网络只是作为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在岗位配置上起到明显的作用。     

风险厌恶视阈下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决策模型研究

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是农民工和企业协同作用的结果。文章借鉴行为经济学理论思想和博弈论,构建了提升农民工职业能力的农民工和企业博弈模型,分析了农民工的最优努力水平和企业的最优奖励以及农民工和企业的最优期望收益,探讨了企业奖励水平对农民工提升职业能力决策的影响,农民工风险厌恶系数对农民工和企业决策的影响以及农民工和企业决策对农民工努力边际收益和成本的敏感性。研究表明:企业给农民工的奖励越高,越能激励农民工付出努力提高自身职业能力;农民工越厌恶风险,其努力水平越低,期望收益越低,即"高风险,高收入;低风险,低收入"。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职业搜寻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社会学、人口学、劳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从各自的角度对目前农民工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借助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在职业搜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预期最优工资水平不变的假说,说明了社会资本在促进农民工就业方面的作用及局限.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政策变迁与前景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出现了多次政策性调整，各时期的主导政策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本文从农民工市民化的愿因出发，探析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策变迁概况，并对市民化前景进行展望。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韧性及其自我提升策略

职业韧性正逐渐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的重要因素。文章从分析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韧性的现状出发,发掘和剖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进而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角度提出了培养和提升其职业韧性的对策与方法。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政策变迁与前景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出现了多次政策性调整,各时期的主导政策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本文从农民工市民化的原因出发,探析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策变迁概况,并对市民化前景进行展望.     

返乡农民工职业梯次流动研究——以安徽三市调查为例

利用2011年安徽三市对返乡农民工进行的调查资料,考察了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和返乡以后的梯次流动。农民工不仅在流动的过程中实现了职业的梯次流动,在返乡以后也会实现职业的梯次流动。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和流动经历对农民工返乡前的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个人特征、流动经历、家庭条件和政策支持力度都会对农民工返乡后实现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就业市场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分为首属劳动力市场和次属劳动力市场,由于多种原因,农民工不可避免地成为次属、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主体,而且这种现象将长期存在。对劳动力市场各个不同主体和交易环节进行分析,认为看似不合理的经济行为却是各自在其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因此,在我国建立统一、全面的劳动力市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对农民工群体因势利导。次属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虽然存在种种不规范行为,但未来长期的一段时间依然是正规劳动力市场的有益补充。     

职业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本文基于全国106个城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考察不同类型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职业水平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职业垂直上升流动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垂直上升流动的跨度以及最后进入的职业层次的高低都会对其城市融入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最初职业为一般劳动力,通过职业垂直上升进入到管理精英阶层的农民工,他们的城市融入意愿高于进入到技术精英阶层的群体,而从技术精英转为管理精英的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意愿更强。     

外来农民工城市就业保障问题研究——以北京市外来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为视角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我国城市化、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从乡村涌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而农民工内部也开始出现代际分化。本文基于北京市外来农民工来京务工情况的调研数据,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新老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问题,研究结果显示：两代农民工在就业技能、意愿、质量等方面存在代际差异。加强劳动监督,完善实现平等就业的制度安排,对于保障农民工城市就业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有重要意义。     

职业环境变迁与基层政府公务员心理的嬗变

伴随着我国的政治环境从官僚化转向民主化、经济环境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社会环境从单一化转向多元化、体制环境从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广大基层政府公务员的职业环境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其职能与职责也随之进行了新的调整。这种紧迫感和变化感势必给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心态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从而对基层政府公共行政管理水平的发展和提升造成影响,也改变着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工作状态,塑造新的行政氛围和社会环境。对此,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和关注。     

外来农民工城市就业保障问题研究--以北京市外来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为视角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我国城市化、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从乡村涌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而农民工内部也开始出现代际分化。本文基于北京市外来农民工来京务工情况的调研数据,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新老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问题,研究结果显示：两代农民工在就业技能、意愿、质量等方面存在代际差异。加强劳动监督,完善实现平等就业的制度安排,对于保障农民工城市就业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