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用工荒”、刘易斯拐点的思考

与往年不同，“用工荒”开始在我国全面上演，刘易斯拐点重新成为热点争论的话题。本文详细阐述了刘易斯拐点，通过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判断刘易斯拐点并未到来。分析了我国出现“用工荒”的原因，结合中国特有的两元经济结构，提出了解决“用工荒”的建议，以帮助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基于“刘易斯拐点”我国劳动力供给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制度,加快工业化进程以及对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的大量转移,我国城市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1年的51.3%。然而,从2004年的“民工荒”到2010年初的“沿海用工荒”、丰田“罢工门”“富士康”事件,以及现今一系列劳资纠纷事件和全国各个地区纷纷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等现象频频出现。这些现象是否就表明中国式的“刘易斯拐点”来临了吗？我们分析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运用现实数据对刘易斯拐点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中国目前离刘易斯拐点还有一段距离,至少到2021年,我国的刘易斯拐点才有可能来临。     

面对刘易斯拐点商业必须摆脱传统经营模式

“刘易斯拐点”是一个经济学名词,过去我们对它不熟悉,它将是未来十年影响中国经济最深远,也是影响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变动趋势之一.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 arthur lewis)于1950年代提出.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二、三级产业不发达,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务农收入低,城镇工作的收入略高,大批农民因此涌入城镇,而在农村劳动力耗尽后,城市劳工市场需要大幅加薪才能请到新工人.这个时点就称为“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引发革命性变革

刘易斯创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建立在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上的,而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称不上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只能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市场还没有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因此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并由此而派生了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我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越来越强化。     

由"民工荒"引发对"刘易斯拐点"的思考

随着2004年珠三角地区"民工荒"的出现,国内学者对"刘易斯拐点"的研究越来越多有的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有的认为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为时尚早.本文通过对中国"民工荒"本质和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进行分析,结合中国现状对刘易斯模型做了改造,使其能更好的解释在中国农村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出现的"民工荒"现象.     

中国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尾效”研究——兼论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经济

人口红利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民工荒”现象的不断加剧以及劳动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标志着经济学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作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资源禀赋的人口红利将不可避免地进入衰减期。这不仅给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严峻挑战,更会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实质性影响。本文借鉴Romer（2001）经济增长“尾效”模型,将人口红利视作一种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研究得出人口红利衰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尾效”影响在年均1．5到2个百分点之间,并据此进一步讨论了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经济。     

刘易斯拐点带来的影响与对策

目前，学术界对“民工荒”、“涨薪潮”、“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这一问题的争论异常激烈，主要说法有以下四种：正在临近、提前来临、没有来临、不会突然来临。而对于如何应对刘易斯拐点，似乎并未引起他们的重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对刘易斯产生的原因以及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得出了面对刘易斯拐点应采取的对策，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理论和决策支持。     

基于刘易斯人口拐点理论看外资对中国就业的作用

刘易斯拐点,是劳动力过剩转向向短缺的拐点,其出现要依赖于三个条件,而这三个条件在中国都是不存在的。但是与刘易斯拐点类似的现象是中国目前确实存在用工荒问题,同时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同步,因此未来将出现“中国拐点”。在中国拐点出现前后,外资对中国就业将表现出不同的作用,进而将在未来出现特定的发展趋势。     

“民工荒”是否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2004年,珠三角首现大规模的“民工荒”.从“民工潮”到“民工荒”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文章通过对“民工荒”现象出现的原因及刘易斯拐点出现所需的条件进行分析,得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拐点远未到来的结论,并提出解决“民工荒”的一些建议.     

刘易斯拐点是否已到来

本文从中国人口、经济、工资现状出发,从多个视角分析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状表明＂刘易斯拐点＂正开始显现,但对此问题的正确认识还应考虑以下问题。剩余劳动力的正确定义对于识别＂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十分重要;工资上涨并不完全表示为是到达＂刘易斯拐点＂了。如果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能够实现转变,产业结构能够得到调整,就可以摆脱＂刘易斯拐点＂。     

中国对外贸易的劳动就业效应:贸易结构视角

文章旨在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动在劳动就业以及城乡劳动力转移中产生的作用。文章认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劳动就业水平的提升;对外贸易结构的改善有利于促进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优化劳动就业结构;城乡劳动力转移,农村人口比重的降低,不能仅仅依靠农业的发展,而必须以第二、三产业发展为依托,不能单纯依靠经济规模的扩大和投资的增加,而需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乡联动;对外贸易劳动就业效应的可持续发挥需以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为基础;社会劳动就业的增长,就业结构的改善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     

以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

农村城镇化是全面促进我国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环节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本文立足当前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实际，针对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等问题，从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加强政府和社会服务职能、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完善城镇化建设的配套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应对之策。     

日本经济起飞时期农村劳动力供给机制研究

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起飞,城市加工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扩大,在城乡巨大收入差距的诱惑下,日本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造成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在农户家庭内部劳动力互补机制的作用下,缓解了劳动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农业生产。从分析日本经济起飞时期农村劳动力的结构变动入手,通过实证分析把握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的经济影响;进而分析未来日本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的趋势,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说明农村劳动力互补机制对于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农村的借鉴意义。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刘易斯在吸收了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劳动力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指出新古典增长模型忽视了部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一特征,认为工业化的发展能带动农业的现代化。但是中国目前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城乡差距的拉大,使人们意识到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和“增长极”的作用,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是要依靠自身的发展,发展集体经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促进工农业均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刍议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是关系到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这一转移 ,不仅具有其客观必然性 ,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因此 ,为做好这一工作 ,应从提高认识 ,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就业潜力 ,发展乡镇企业和建设小城镇相结合 ,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开展城乡统筹就业和不断扩大国际劳务输出等方面采取相应策略。     

农村劳动力城市转移：一个宏观社会资本理论框架的检验——以南京为例

农村劳动力城市转移是当前的热点问题。本文根据西方宏观迁移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搭建了一个农村劳动力城市转移的宏观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体系,并以南京为例对这一理论进行检验,进而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经济转型期的农业人力资本流动研究

我国正经历着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在转型期,我国农村存在着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引用费景汉—拉尼斯模型阐述了经济转型期农业人力资本流动的基本规律,并针对陕西省538名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意向进行调查,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主要包括劳动者的年龄、婚姻状况、工作经验以及受教育程度等。指出加快农业人力资本教育投入、完善相关社会管理制度、发挥政府引导职能等是加快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流动之良策。     

论中国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与扩大和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密切相关。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反映在社会保障的模式、管理体制、覆盖面和水平等方面。这种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了城镇居民的隐性收入,降低了农民抑制因灾致贫的能力,降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阻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从而最终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必须改变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地区物价指数变动差异研究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根本原因,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否要与地区物价差异联系起来,物价指数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本文分析农村劳动力迁移变动的基本特征,论证地区物价指数变动与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相互影响,认为有效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是保证农村劳动力合理迁移、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途径。     

无为而治的中国乡—城迁移

无为而治的乡-城迁移策略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从制度视角看,即无须变革现阶段将乡-城迁移限制在城乡两个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户籍制,也不能允许城市政府任意制定"禁、限"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其二,从流向上看,在我国目前大中城市工资水平和工作机会创造率都大大高于小城镇的情况下,企图引导更多的农民工流向工资水平较低、工作相对难找的小城镇的策略,似乎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无视市场力量的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