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安全与中国多边主义外交

冷战结束后,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状况发生很大变化,在多边经济合作开始向机制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安全状况依然复杂,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安全模式,台湾问题是中国地缘安全中的最大不稳定因素,领土争端是中国地缘安全的重大隐患,此外还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虽然中国周边地区还不存在制度化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但以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为代表的多边全合作框架已经出现。中国以积极的多边主义外交参与区域安全合作。从地缘层面看,中国的多边主义外交的主要目的是抑制单边主义维护国家安全,多边主义外交是中国开展多边安全合作的主要方式,中国多边主义外交的内容在趋向多样化的。     

穆拉维约夫与中俄《瑷珲条约》

一百三十年前,“当英国终于打到北京,当法国希望为自己捞到一点东西而追随英国的时候”,俄国却“正好在这个时候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这位“中国的秉公无私的保护人”未动干戈,便向已极度虚弱的清政府成功地进行了令人咂舌的勒索。恩格斯鉴于俄国在远东的屡屡得手而得出结论说:“只要是俄国外交同英国外交或法国外交交锋的地方,俄国总是占上风。”[1]历史的因素固然很多,史家已多有探讨,但在对华问题上,俄国在这一时期曾起     

俄罗斯外交传统及其影响

"地缘安全观"、"东西方文明结合"、"均势外交"、"宗教救世主义和大国理念",这些因素在俄罗斯漫长的对外交往史中对其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一直延续至今。了解这些因素有助于理解和预测当前俄罗斯的外交政策。     

中亚能源地缘战略格局与多边能源合作

中亚这一能源热点地区的多边能源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原因是中亚地区的能源地缘国家相互的地缘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亚的能源地缘格局,具体表现在中亚-里海地区油气管线走向的博弈。能源地缘国家相互之间在地缘上的认知分歧成为这一地区实现多边能源合作的最大挑战。中亚多边能源合作的前景取决于各参与国为改变相互地缘认知所作出的外交努力。     

中国侨务公共外交——以东南亚国家为示范区

海外华侨华人的由来已经拥有相当长的历史,但是以他们为主体的侨务公共外交近几年才得以重视。由于侨务公共外交涉及的人数、国家和外交内容极为广泛,需要先从某一个示范区入手再进行扩展。考虑历史和地缘因素,东南亚国家可作为首个示范区。东南亚这个中国的后花园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华侨华人,如果把握好这一地区的侨务公共外交,中国向外输出文化以及良好形象将会更加顺利。     

国际承认与苏俄初期的外交政策

国际承认是苏俄建立之初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布尔什维克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由于种种原因,世界革命以失败收场,退入俄国外交思想深层,苏俄最终以和平外交的方式获得了国际承认。     

近代朝鲜条约外交的确立

朝鲜近代条约外交是在东亚礼治体系面临挑战，清王朝危机四伏，朝鲜锁国政策难以为继的历史背景下确立的。它的促成因素有三方面：国内开化思想的推动、清政府“以夷制夷”政策的诱导、列强要求立约的外部攻势。在条约外交体制下，朝鲜经济卷入近代资本主义市场，民族经济独立发展的步伐受到阻碍。     

俄罗斯与东亚多边合作

俄罗斯独立后在外交上一度冷落了东亚,但是,俄罗斯横跨亚欧大陆的特殊地缘特征、恢复大国地位的战略目标、以及为了彻底摆脱转轨危机和复兴经济等因素,决定了俄罗斯必须积极参与东亚多边合作机制。所以,自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积极推行多边务实的“外交新概念”和“新东方政策”,这使俄罗斯在东亚多边合作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俄罗斯参与东亚多边合作并不顺利,迄今为止,还受到来自俄罗斯内部和外部客观诸因素的掣肘。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俄罗斯对外战略及中俄关系

俄罗斯是一个具有明显地缘政治特征的国家，历史上，俄罗斯在全球地缘战略中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横跨欧亚大陆并雄踞其中心腹地。地缘政治的变迁与其外交战略是息息相关的，地缘政治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了解俄罗斯国家战略的发展脉络，以及俄对中俄关系的定位。对我国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研究国家战略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略论俄罗斯的亚太政策

<正> 作为前苏联国际行为主体及法权地位的继承者,俄罗斯基本上继承了其对外战略和政策,以亲西方、亲美为政策重心,叶利钦总统则主张把俄“融合进西方文明社会”。1992年下半年,俄国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加强了对亚太的外交,提出了新的亚太政策(又称东方政策)。一、俄新亚太政策出台俄罗斯的亲西方外交在亚太地区的表现是对美、日的政策,希望得到大量的经济援助,渡过经济危机、缓解国内矛盾。但一年多下来,成效并不显著,反而造成俄国外交的东、西     

东盟对中国的地缘战略意义分析

冷战结束以后,东盟在一体化方面取得重大进展,随着其大国平衡外交战略的实施,其独特的地缘战略意义开始凸现出来。作为海陆复合型的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大国,不仅在经济上有所发展,还要在海权的发展及文化软实力的国际增长方面有所突破,同时积极推动多边外交,全方位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形成稳定的周边环境。东盟在这些方面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     

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北大核心CSSCISSCI

今天东亚安全持续变化的核心问题是中美关系性质的变化。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已经从传统的双边议题导向型的关系,转向了以在东亚地区的地缘战略、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影响力为导向的竞争关系。随着美国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已经实质性地转移到了亚太地区。为了保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外交与经济等领域的主导地位,"锁定"中国作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的针对性战略步骤正在不断推进。地区安全秩序究竟将如何演变,亚太国家如何重新接纳或者对待已经变成区域战略利益竞争性关系的中美两国,整个亚太区域都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中国外交必须站在中美关系发生"质变"的这一新高度,对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区域外交进行及时和战略性的调整,理性而又务实地规划和执行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主动、积极和建设性地塑造东亚安全的新秩序,这对重建中美两国战略互信、在竞争中增进合作、在合作中规范竞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冷战后印度地缘政治安全战略对中印关系和中国安全的影响

印度有建立地区大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冷战后,其外交和地缘政治安全战略影响到与它接壤并有领土争端的中国安全环境和中印关系的发展,这其中有对我们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中印关系影响亚洲甚至整个世界局势,妥善处理领土争端,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加深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客观看待对方国际地位,正确处理两国关系中的大国因素,对于中印安全关系来说特别重要.     

晚清政府改革下的中国外交近代化

鸦片战争为中国外交的近代化变革提供了契机。清政府在外交观念、外交体制、外交礼仪和外交程式上逐渐走向近代化。文章在讨论这一中国对外关系史上重要过程的同时 ,试图探讨这一外交体制存在的缺陷 ,以说明晚清政府不能与西方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的原因。     

乌克兰危机“洗牌”世界格局

乌克兰的地缘作用十分重要。俄罗斯认为西方挑战了其利益底线,做出了最激烈的外交反应,甚至直接派兵干预乌克兰危机,这在冷战结束之后还是第一次。     

近代中日外交政策比较

本文从外交思想观念、外交政策及对外战略上具体分析了近代中日外交政策的不同,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社会,清政府一直处在被动的以华夷外交秩序为主导开展封闭排外的外交政策,运用传统的"以夷制夷"等外交政策及手段,而日本则是尽力使自己融进近代科技社会的潮流中,积极探索道路去适应社会的新思潮,并很快制定国家的战略政策.中日比较优劣立判.     

论王韬舆论意识的形成及其外交舆论观

王韬是近代中国出色的舆论宣传家。他的舆论意识以其个性为内因,因所处环境的变化逐渐从传统舆论意识转变为近代舆论意识。流亡香港前属于传统舆论意识阶段,主要是以上书等方式寻求依附于人的仕途功名;流亡香港特别是游历欧洲之后转变为近代舆论意识,开始通过创办报刊独立地宣传近代思想。王韬舆论意识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重视外交舆论,主张以诚正和道德为基础,通过各种方式改变中西舆论的不对称状态,形成有利于本国的外交舆论氛围。王韬的舆论意识具有典型的意义,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反映,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转型。     

嵌入性治理——近代东北商人群体与乡村基层社会

本文主要探讨了近代东北商人群体与乡村基层社会的关系,分析了其背后深层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而揭示社会网络嵌入对近代东北商人群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深刻影响。近代东北商人群体过深地嵌入地缘性社会网络,从而在组织上表现出地缘封闭性。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东北商人群体在乡村基层社会却表现的可圈可点,不仅牢牢掌控商品流通网络,而且还有效参与了乡村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近代东北商人群体基本掌控县、镇级商会组织,并通过土地投资和人情借贷等方式深深嵌入到乡村社会网络之中,凭借由此获得的人脉、信用和信息,在基层市场的博弈中取得优势;二是近代东北商人群体与乡绅在身份上多有趋同性。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对农村基层网络参与是多途径的:或通过其控制的商会组织、或通过其在乡村中的代理人,或在与乡绅身份趋同后直接以后者身份参与乡村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治理。这种治理关系源自于巩固其行为嵌入乡村社会网络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需要,并且是在嵌入乡村社会过程中通过与乡绅在利益和身份上的趋同性而最终实现的。     

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崛起在对外关系上主要依靠联盟外交,如英、法、德等国家在欧洲的"合纵连横",日本的"与强者为伍"战略,二战后美国对北约和亚太联盟体系的经营,冷战后俄罗斯对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依赖等。受制于自身独特的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地缘环境,中国缺乏历史上大国崛起所拥有的"后院",中国的战略文化也排斥"势力范围"和"联盟政治"思想。作者从中国的时代需要出发,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四大外交战略——大国协调战略、区域整合战略、政治联合战略和国际危机管理战略均难以满足中国的安全需要,中国应在联盟外交与伙伴外交之外探索"第三条道路"——准联盟外交。实施这种"联而不盟"的特殊外交类型需具备四个条件:竞争性政治集团、动态性权力关系、严重性安全威胁和"统合性"战略文化。在新时期国际"多元格局"下,中国应尝试开展灵活务实、相互联动的"三环准联盟外交"——多边组织型、新兴合作型与传统友好型,它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运筹与美国、欧洲大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关系的战略支点。     

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

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崛起在对外关系上主要依靠联盟外交,如英、法、德等国家在欧洲的"合纵连横",日本的"与强者为伍"战略,二战后美国对北约和亚太联盟体系的经营,冷战后俄罗斯对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依赖等。受制于自身独特的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地缘环境,中国缺乏历史上大国崛起所拥有的"后院",中国的战略文化也排斥"势力范围"和"联盟政治"思想。作者从中国的时代需要出发,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四大外交战略——大国协调战略、区域整合战略、政治联合战略和国际危机管理战略均难以满足中国的安全需要,中国应在联盟外交与伙伴外交之外探索"第三条道路"——准联盟外交。实施这种"联而不盟"的特殊外交类型需具备四个条件:竞争性政治集团、动态性权力关系、严重性安全威胁和"统合性"战略文化。在新时期国际"多元格局"下,中国应尝试开展灵活务实、相互联动的"三环准联盟外交"——多边组织型、新兴合作型与传统友好型,它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运筹与美国、欧洲大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关系的战略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