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创新视角下长三角地区OFDI对创新水平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视角,以2008-2016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城市创新水平的均衡性和空间集聚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长三角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协同化发展成效日益显著,城市间不平衡性逐渐降低,且创新水平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紧密的经济联系使得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可以在空间上扩散至整个长三角地区。进一步的门槛回归发现,当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分别跨越各自门槛值后,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将得到加强。     

双循环格局下长三角创新生态系统协同发展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RIE)视角，以长三角中心区27城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长三角区域创新一体化协同发展趋势、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RIE生态位适宜度的中高值区域呈现出由沿海向内陆发散的空间集聚特征，以及围绕G60科创走廊中心区的“西北—东南”空间分布特征，形成“雁阵”空间形态；长三角RIE存在创新空间关联性，且空间正相关性逐年增强，协同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其中，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双碳约束的影响力较大，且规上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为进一步打造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政府应加大中心区27城规上研发经费投入，充分发挥中心区对其它地区的辐射和引领作用。     

疫情下国际贸易的经济溢出效应分析——以进博会为例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如何发挥国际贸易的经济溢出效应,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是重中之重。本文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为例,通过研读国际贸易及溢出效应的相关文献,梳理出疫情当下如何发挥进博会的作用。     

基于大规模调查的长三角科技合作现状分析与建议

通过对长三角地区各类创新主体的问卷调查,利用统计软件分析了区域内创新主体间的科技合作需求,得出了6个结论,针对长三角区域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促进长三角区域科技合作的建议。     

多维距离下科创中心辐射效应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2019年,中央明确提出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区域整体发展具有不同于其它区域的特殊战略地位,发挥着突出的带动作用。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更加有利于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基于此,首先借鉴静电场理论,构建创新辐射场模型,对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辐射效应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其次,从时间距离、技术距离和经济距离3个维度探究科技创新中心辐射效应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后,提出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长三角地区FDI技术溢出的空间局限性

使用1995—2008年中国长三角地区和吸收FDI较少的7个省区的数据,研究了对长三角地区的FDI对吸收FDI较少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吸收FDI较少地区本地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长三角地区吸收的高质量FDI对吸收FDI较少的地区有正技术溢出效应,但该技术溢出效应受到空间距离和当地承接能力的影响;吸收FDI较少的地区加强人力资本建设有助于吸收来自长三角地区FDI的技术溢出;FDI的空间聚集及其技术溢出效应的空间局限性是加剧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因素,经济发达地区吸引的FDI有助于其他地区获得国际技术溢出。     

科技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地区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05-2018年各省市年度面板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Durbin模型,研究了科技创新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近年来持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够有效拉动当地的经济增长,但其空间溢出效应为负,原因在于当地的科技进步伴随着资源分配机制的不协调和科技创新成果的独占性等问题,从而表现出对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负向冲击;科技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为正,中西部则为负,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生产要素不及东部地区丰富,科技创新投入引致的虹吸效应会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上海产业强市路径研究

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首位城市，积极利用首位城市的聚集与扩散效应，加快发展服务型经济，上海重视科技创新在产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积极抢占产业制高点、引领长三角科技创新，注重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产业整体优势，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强化产业对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作用，引领长三角地区融入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     

FDI的挤出效应和溢出效应：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证据

长三角地区—直是中国吸引外资较多的地区之一,其经济发展受外资影响较大。利用长三角地区2000--2009年制造业面板数据,对FDI对该地区产业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FDI对长三角地区企业的影响是双向的,同时存在挤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且挤出效应明显大于溢出效应;企业性质的不同,FDI所带来的效应也不一样,国有企业的FDI溢出效应明显而非国有企业的FDI挤出效应显著。因此在拒绝盲目引进外资的同时,注意提高本土非国有企业的吸收能力,对于增强外资的溢出效应是具有重要意义。     

安徽中小型科技企业与长三角经济圈协调发展研究

文章深入分析了我国极具发展活力的长三角地区工业企业发展的特点,剖析了长三角地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大环境;指出安徽中小型科技企业积极融入长三角是首要的战略选择;提出要从模式对接、人才对接、文化对接三个层面全面融入长三角,从而有效提升安徽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发展活力.     

安徽中小型科技企业与长三角经济圉协调发展研究

文章深入分析了我国极具发展活力的长三角地区工业企业发展的特点，剖析了长三角地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大环境：指出安徽中小型科技企业积极融入长三角是首要的战略选择；提出要从模式对接、人才对接、文化对接三个层面全面融入长三角．从而有效提升安徽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发展活力。     

打造赋能高质量发展"最强引擎"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发展第一动力.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长三角是我国科技创新最活跃地区之一.目前,上海正在向全球科创中心加速迈进,将着力做优做强以创新型经济为首的"五型经济";江苏科技型中小企业已达40294家,成为全国首个突破四万家的省份;浙江"互联网+"、生命健康、新材料三大科创高地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将深入实施人才强省、创新强省"首位战略";安徽涌现出"九章"量子计算机等一批原创性成果,区域创新能力跃居全国第八位.长三角地区有条件有优势也正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打造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引擎".     

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地方合作机制探析

在知识经济时代,“决定性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或劳动力,而是知识”。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科技资源最丰富、创新能力相对较强的区域之一,然而由于行政体制和历史发展的局限,长三角内各地方的创新活动各成体系,知识分享和区域创新体系尚未形成协同效应。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长三角的区域创新系统必须跨越传统的行政区域界限,     

FDI的水平与垂直溢出效应——以长三角二省一市为例

利用2000—2007年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2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FDI对内资企业的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效应,分别就FDI对长三角地区整体和江苏、浙江和上海不同地理单元的27个制造业整体及不同类型组(高、中、低技术产业组)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江苏、浙江和上海的FDI都对内资企业具有正的后向溢出效应和负的前向溢出效应,江苏和浙江的FDI的水平溢出效应为正,上海的FDI的水平溢出效应为负。     

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10-2018年26个城市面板数据,对城市群内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究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环境变量如何通过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产生直接影响,以及在空间溢出过程中如何发挥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各城市创新活动存在明显正向关联;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直接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显著调节作用。     

商务成本变动对长三角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文化、科技最发达的地区,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行政区划的阻碍,长三角地区存在着重复建设,产业同构等现象。各地投资环境的变化对区域产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从长三角地区近年来商务成本的变动去探寻区域产业转移及结构的变化。     

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演化与影子价格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在科技活动方面的投入大量增加,如何评价其产出效率并发现约束科技活动效率提高的瓶颈因素,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运用Malmquist-DEA指数法对2009-2012年内地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动态评价,在此基础上利用影子价格法对约束创新效率提升的瓶颈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FDI在我国存在知识溢出正效应,当增加FDI投入指标时,创新效率值得到帕累托改善;②我国科技创新效率存在明显梯度特征,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效率高,中部地区效率低;③金融危机后,24个省市的科技创新效率提高,主要是通过外部技术进步实现的,而内部资源配置与科技管理水平基本不变;④制约企业科技创新效率提高的瓶颈要素是R&D投入,科研机构与高校的R&D投入对于企业科技创新具有正向溢出效应。     

中国三大经济区间服务业溢出和反馈效应——基于三区域间投入产出分析的视角

通过构建三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服务业的区域内乘数效应、区域间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渤海和长三角经济区的服务业区域间溢出和反馈效应比珠三角经济区大,环渤海和长三角经济区的区域间溢出效应高于所受到的溢出效应,而珠三角经济区的区域间溢出效应低于所受到的溢出效应。环渤海与长三角经济区之间的服务溢出频繁,珠三角与环渤海、长三角经济区之间的服务溢出较少。     

有形与无形之手能否协同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基于中国275个城市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

基于2012-2020年我国275个城市面板数据,分析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机制,并检验空间效应的有效性。研究发现:①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均可提升本地创新水平;②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均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二者存在一定的抵消,财政科技支出在推动本地创新的同时也能够带动其它关联地区的创新发展,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发展虽然可激励本地创新,但对其它关联城市的创新发展有一定抑制性;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弱化了财政科技资金的创新效应,即财政科技支出和数字普惠金融二者对城市创新的驱动作用存在替代效应,且替代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基于此,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为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提供有益参考。     

财政科技投入对长三角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方法

2002-2010年长三角创新集中度越来越高,成为我国科技创新集聚地。本文基于长三角2002-2010年各城市财政科技投入存量、专利授权量等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方法,研究了财政科技投入等因素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投入、人力资本对长三角创新能力的提高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固定资产存量对创新能力有负面影响。在综合考虑相关因素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提出了促进长三角创新能力提升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