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理论的演进与新发展

一、引言亚当.斯密确立了分工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首要地位。马克思在批判继承亚当.斯密分工思想的基础上,对专业化分工与协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分工理论。马歇尔对分工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报酬递增与工业组织上。但在此之后,分工逐渐从主流经济学中淡出。随着扬格、斯蒂格勒、罗森、贝克尔、杨小凯等人的努力以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分工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正逐步回归。二、分工理论的演进与新发展1.亚当.斯密确立了分工在经济学中的首要地位。在亚当.斯密之前,虽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分工的重要作用,但第一次把…     

专业化分工与纵向一体化的极限

自从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以后，人们开始认识到专业化分工对增加社会财富的巨大威力，从家庭作坊式生产到内部专业化协作的工场式生产，再到专业化工厂之间的分工协作，甚至可以豪不夸张地说，工业化的道路就是生产专业化的过程。轴承作为一种机械基础件，正是在工业化的浪潮中从其它机械产品中分离出来的专业化产品。     

金融发展、分工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研究

金融系统与分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与动力,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全国总体和分区域为样本,主要考察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分工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为金融分工体系构建与产业专业化水平提升提供经验证据。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发展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显著正效应,在考虑金融发展因素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仍为正效应。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十分显著,且金融发展对分工具有正的溢出效应,其中,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显,但分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十分重要。本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产业分工水平的提升,进而对促进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垂直专业化分工与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广泛参与到了垂直专业化分工过程当中,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分析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影响机理,在改进垂直专业化分工测算方法的基础上,就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工业部门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总体上降低了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中低技术行业的回归分析显示这一影响更为显著;而高技术行业的回归分析显示垂直专业化分工增加了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但回归系数弹性要小于总体行业回归和中低技术行业回归的弹性。     

创意经济与产业发展

英国人菲利浦·多德在《创意经济引领未来中国》一文中说:“忘掉在胸罩与纺织品上的争吵吧,中国与欧洲的下一场贸易争端很可能发生在文化创意产品上。”也就是说,创意经济将成为未来经济竞争的主战场。先看一组数据: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服务业比制造业的发展速度高出一倍,而创意产业比服务业的发展速度高出三倍;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并以5%的速度递增;以英国时尚业为例,英国的时尚设计产业每年的产值达到81亿英镑,出口创汇额高达4亿英镑,伦敦拥有全国85%以上的时尚设计师。从以上可见,“创意时代已经到来”,创意产业已经形成了…     

工业化、高速经济增长与协调分工的制度安排

在工业化过程中，后起国家可以利用模仿与“学习效应”（包括技术模仿、生产组织方式模仿、管理模仿等）获得“加速的成本下降”，而“加速的成本下降”可以使后起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明显快于先行国家．因而在潜质上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在工业化初期，工业体系的形成需要大量的企业互补投资，由于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极强，资本市场和市场价格难以负载未来信息．市场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协调工业化早期所必须的分工．从而产生“协调失灵”现象。东亚国家都利用了各种不同程度和方式的政府干预成功地解决分工“协调失灵”问题．因而产生了具有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市场体制．但这种体制也潜藏了较大的弊病．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表现出来。     

基于分工与效率视角看我国经济增长的未来前景

文章从分工提升效率的角度分析就业与产出间的关系,发现随着更多的劳动者参与社会大生产,分工更为细致,专业化水平更高,从而带来更高的产出水平。而且这个边际产出效应会先递增再递减。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我国的分工水平正处于边际产出递增阶段。如果十八大之后的改革措施能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同时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措施来扩大市场规模以吸纳更高程度的分工,我国的经济增长会迎来一个较长时间的大发展。     

产业融合:产业发展及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在信息化进程中，出现了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等部门在数字融合基础上的产业融合。这是对传统产业体系的根本性改变，成为一种新的产业革命。产业融合导致了许多新产品与新服务的出现；开辟了新市场，使更多的新参与者进入；增强了竞争性和新市场结构的塑造；促进了资源的整合；带来了就业增加和人力资本发展；并派生出信息产业发展的巨大增值机会。因此，产业融合成为产业发展及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随着产业融合在整个经济系统中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它将导致产业发展基础、产业之间关联、产业结构演变、产业组织形态和产业区域布局等方面的根本变化，对整个经济与社会产生综合影响。     

产业区“灵话专业化”的两种不同模式比较——兼论“特质交易”观点

本文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灵活专业化模式，分别以产业专有资产和企业专有资产为特征。前者是对产业专有资产的不同组合而实现灵活专业化，后者是通过企业的创新以及大小企业之间的合作实现灵活专业化。两种模式见于不同类型的产业区。本文还认为前一种模式中企业间的交易不是特质交易。前一种模式向后一种模式转变是产业区创新的重要条件，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加强企业间的合作与信任。     

中间产品分工:理论模型

文章回顾了中间产品分工的理论渊源——杨格的分工、报酬递增与经济发展理论,阐述了内生增长理论中关于中间产品分工和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     

基础设施建设、交易成本与经济增长

通过建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讨论了基础设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一部分有效降低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另一部分则直接提升人们的福利水平。藉由此机制的作用方式,模型得出了最优的基础设施投入量和与之对应的最大化经济增长率。利用模型的逻辑关系和实证分析中的相关数据,文中对我国历年可能的最优经济增长率进行了数值模拟,该模拟的结果显示出近15年来政府的工作效率和执政水平有了快速的提高。     

企业内部市场交易费用分析

人们往往把管理费用与组织协调费用两个概念混同使用。但在企业内部引入了市场体制后，管理费用就不仅包括了组织协调费用，还包括了内部市场交易费用。本文认为，内部市场交易与外部市场交易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所以内部市场交易费用的构成有别于外部市场交易费用的构成。内部市场交易费用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内部劳动考核费用的高低，而后者由企业内部对简单劳动的考核程序是否合理和所确定的各种系数是否公平等决定。     

经济中介的代理成本与我国经济中介业的发展

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经济中介机构在降低市场经济活动交易成本的同时也会产生代理成本。我国经济中介业发展历史短，存在无序竞争和规范化程度低等问题，由此产生的代理成本严重影响了对经济中介服务的市场需求，制约了经济中介业的发展。本文从分析经济中介组织的代理成本入手，指出推动经济中介业快速必须通过准入标准、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和加大惩罚力度，从而有效降低经济中介的代理成本。     

西南地区制造业专业化与产业同构及对策研究

为了解西南地区制造业专业化水平与产业同构程度,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文章利用克鲁格曼指数和区位熵衡量了20个制造业2002～2014年的地区专业化水平,结果表明西南地区间专业化水平与地区间一体化水平偏低,且13年来无明显提高;各省市存在较严重的产业同构但有缓解趋势;优势产业主要体现在资源和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和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较缺乏。基于分析,提出了加快实现行政区经济向市场化区域经济转变,建立健全区域产业合作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强化西南地区协同产业定位,加快具有优势的传统产业和重工业的优化升级,实现传统主导优势产业裂变或内涵式转型升级等发展对策。     

知识产权、交易效率与经济发展

近年来,知识产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知识产权制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已日益成为国内外学界、业界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基于交易效率的角度,运用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数据,实证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强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认为,交易效率的提升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没有交易效率的提升,就没有持续协调的经济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提是提高交易效率,否则这种保护将不利于经济发展。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相互影响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参与产品的国际化生产与协作的过程中,不仅带来了国际贸易方式的重大改变,也使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而这种改变进一步影响了中国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地位。本文在构建一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和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指标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两者相互影响程度,得出：一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越深,该国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越高;产业结构越优化,其产品内国际分工地位越高。     

产业转型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转型指标进行分析，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与产业转型之间的相关关系，为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