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水平提升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是解决“三农”问题、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针对陕西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陕西省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应采取完善法律法规、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加快构建财务管理体系、完善监督管理等策略提升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水平。     

乡村网格化治理与村民自治的冲突与融合——基于成都Q村网格化治理实践“离土性”的思考

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各地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其中网格化治理是将现代治理技术应用于城乡社区治理的典型模式之一。然而,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治理资源和治理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将适用于城市社区的网格化治理直接植入式地运用于乡村治理体系中,将带来治理技术与治理基础的冲突。成都市Q村在推进网格化治理的实践中存在形式化和冗余性等问题,表明网格化治理难以在乡村社会落地（即具有“离土性”）。邻里相知的熟人社会、守望相助的生活逻辑、均衡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内生自治的村庄公共性等决定了村民自治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最为适宜的治理方式,要使网格化等现代治理技术在乡村落地,必须坚持乡村治理的自治属性,提升治理技术的内生性,实现治理技术与村民自治的融合,协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社会现代化。     

统筹城乡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模式研究——基于成都市30个乡镇45个村的调查

在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大背景下,原有的"乡政村治"模式已难以适应改革的需要,这就需要大力的推进乡村治理模式的嬗变。对成都市30个乡镇45个行政村的基层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成都市乡村治理的一般模式为"县政乡派村治",其运行中的问题是精简不彻底、效率低、不透明,原因是时滞性、过渡性、农民权益表达的缺失。成都市乡村治理模式应是"乡镇自治"。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基层治理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对成都市郫都区宝华村的案例分析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促进要素配置市场化和盘活农村土地资源的重要举措,各地的改革实践中村两委和集体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在治理过程和交易流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且两者通常融为一体,形成以“村两委—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为核心的横纵交错的“十”字基层治理结构。基于扎根理论对成都市郫都区宝华村的调研分析发现,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基层治理以“村两委—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为核心,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形成全域治理体系：以自治为基础,治理手段科学性与艺术性并重;以法治为根本,入市交易从隐形流转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德治为引领,地方精英通过“优生带差生”“党员带群众”等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应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通过村民自治进一步夯实和发挥村两委与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的核心作用;以土地管理法和自然资源、农村农业等相关部门出台的规章制度为准绳,通过法治进一步规范各主体行为和各环节流程;以培育和引导新乡贤为抓手,通过德治进一步发挥和强化家庭条件较好、威望较高的乡村精英的示范作用。     

简政放权视域下我国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以广东宅基地管理为例

为实现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坚持基层党组织领导、强化村级自治和改革乡镇机构等路径。除了基层内部调整,简政放权下我国也出现了各级的纵向府际联动、各部门的扁平化合作和各地的横向差异。中央定原则,省市出办法,区县定细则,镇村落实。农业农村、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共同完善宅基地管理体系。各地因地制宜,发挥自主性,进行多元化治理。随着简政放权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乡村治理将不断向“强行政、强自治”的方向发展。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乡村治理影响研究——基于溪乡的经验

关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是目前农村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不仅要注意到林改对农村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还要观察林改对乡村社会结构的改变力量。虽然林改在较大程度上调动农民从事林业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它的受益面十分有限。林改后催生的新的社区组织资源的运作有助于乡村治理的开展,但是林改在乡村并未取得理想的政治社会效果。对溪乡而言,林改削弱了集体经济,使得村财收入缺乏可持续性;林改引发村民之间关系的疏远和紧张,导致村庄内部社会关系出现恶化;“耕者有其山”目标的偏离以及林地对“靠山吃山”农民的意义等因素将使村庄共同体面临瓦解的可能性增加。林改对乡村治理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困境与对策——以福建省闽侯县为例

闽侯县位于省会城市福州的边缘,随着福州大都市发展战略的实施,城市不断向周边区域扩张。近几年,该县经济发展飞速,总体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迁。但是,随之而来的乡村社会秩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为乡村治理的失序、信访上访不断、群体性事件发生率上升。当前闽侯县乡村治理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乡村基层政府权威的弱化。由此,转变乡村基层政府的职能,加强乡村基层政权建设,满足当前群众的公共需求,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维护当前乡村秩序稳定的着力点。闽侯县经济社会面貌的变迁是城镇化进程中城关县域发展的典型,以此为例,对于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状况的研究具有样本意义。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中的八个问题和建议——基于四川省改革试点实践的调研思考

推进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既是在新时代维护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又是农村改革发展中的具有方向性的重大课题。对四川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的“温江模式”“龙华模式”和“三水模式”等的考察表明,虽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思想认识问题、资产量化和改革范围问题、成员身份确认问题、股权设置及管理和转让问题、治理结构问题、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或社区管理的关系问题、政策优惠问题、相关政策配套和协同问题等,需要进一步积极探索,妥善处理,以便深入、全面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是集体成员权优先还是私人财产权优先？——基于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的观察

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制本质上具有集体成员权优先逻辑,要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就应坚持集体成员权优先的原则。对部分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地区的考察发现,一些地方在股权时限上进行静态管理、允许内部无限制的股份转让和赠予以及未限制非集体成员继承股份,实际上偏离了集体成员权优先逻辑,偏向了西方现代产权理论的私人财产权优先逻辑,可能导致集体经济演变成为私有经济。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对集体所有制的本质认识不足。应以户籍和生产生活关系为主要标准界定农村集体成员,基于农村集体成员的动态性实行集体成员资格和集体资产股权的动态管理;坚持股份转让的社区性和内部转让的限制性,非集体成员可继承的只能是股份内部转让或集体赎回后的变现收益,并对单个成员持有的股份比例设置上限。     

城乡统筹:村镇规划管理体制重构的价值祈向

我国现行村镇规划管理存在的"城强村弱"、城乡分割"等特征,成为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体制羁绊。应以城乡统筹为导向,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重塑制度,最终形成政府系统内上下联动,各职能部门协调配合、社会参与、规划人才和资金保障有力,高效运作的村镇规划管理新体制。     

对社区建设中“社区治理模式”的思考——以天津市“三区建设”中的新社区建设为例

在城市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中,社区建设问题至关重要。新社区在治理、功能、居民行为规范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对新社区的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社区建设过程中,应发挥政府、市场和中间组织的积极作用,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市场要素进入社区治理,注意培植和引导中间组织在社区服务、管理、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作用。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问题与对策分析——以河北省保定市为例

城中村改造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热点话题,其焦点在于城中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以及身份的变化。城中村传承农村集体经济,在城市建成区逐渐将其包裹进城市的过程中,城中村经历了远离城市、近邻城市、被包裹进城市和城中村城市化等四个阶段。城中村改造需要以利益为线条,协调政府、居民户以及开发商之问的利益关系,通过转变村民思想观念,完善拆迁政策,正确处理好城中村改造与城市发展、城市形象、民生需求间的关系,并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农民变市民来完成。     

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研究——以商业银行为例

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件之一,金融体制决定着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程度与前行的步代。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主体部分,其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策、机构、手段等体制的改革与深化,对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同样的示范、推广与指导意义,也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寻找新路径提供了新的空间。     

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30年经验回顾与展望

以产权改革为主线,回顾了30年来我国国企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归纳了我国30年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及规律,在下一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应注意: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及产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立法与司法保护、改革中制度体系的内在自洽性问题、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应在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的战略调整中实行动态管理.     

探寻天主教在西北农村发展的历史轨迹——以甘肃中东部农村一乡镇为个案

近年来,天主教在我国西北农村地区发展十分迅速,天主教进入这些地区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在传播过程中,经历了文化、价值、认同的冲突和妥协,也有传播过程中寻求本土化契合性的探索。W镇是天主教在西北农村发展的典型案例。天主教在W镇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当地教区重要的农村教会。     

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对农村的影响分析——以豫东地区的袁村寺村为例

目前,大量的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已成为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力量。农民进城就业,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影响,同时他们对自己的家乡——农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笔者在2010年寒假期间对袁村寺村的农民(留守在家的老人和春节返乡者)进行了访谈,并结合有关方面的研究,概述了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对农村的影响,最后针对当前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提出一些建议。     

农业产业化与城乡联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以陕西苹果业的发展为例

正确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需要一、二、三产业全面联动推进。充分挖掘各个产业的就业潜力。其中通过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挖掘农业内部就业和增收潜力。是目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