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看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波动增长期,90年代的稳定发展期和2000年以后的下降恢复期.就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说,资本投入的贡献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平均占到46.90%;劳动投入的贡献较为稳定,但水平相对较低,只有17.36%;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平均维持在35.75%的水平.因此,从整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仍然没有摆脱效率较低的粗放型增长,但其趋势是向着集约型增长发展.     

浅析贫困、经济增长与脱贫时间——基于中国城镇居民调查数据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于城镇人口脱贫时间产生了消极影响。研究发现，城镇贫困在1997年达到高峰，然后逐渐缓和；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在初期能使脱贫时间迅速减少，但边际效果是递减的；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延长了脱贫时间，如果贫困人口的初始收入增加，则会明显缩短脱贫时间。     

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增长与分配关系的理论研究及其最新进展

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自20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提出著名的“倒U”假说以来,中西方学者围绕此假说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大量经济学家用事实来验证此假说的存在,即不平等程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先上升而后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证据反对此假说,如有些西方学者针对20世纪70-80年代的“东亚奇迹”,得出了“增长和平等可以同时实现”的重要结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收入不平等程度开始在很多国家加深。因此,在21世纪初,经济学家对增长与分配之间关系的讨论还会继续,但是,讨论和研究的重点将发生变化。     

中国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变动:1981——2001——基于城乡统一框架的分析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城乡家计调查加总数据,通过Son(2003)提出的四要素贫困分解方法,在城乡统一的框架下实证分析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收入增长、收入分配的变化以及乡—城人口流动在我国总体贫困变动中的作用,并特别考虑了不同贫困线和贫困指数对于实证结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除了城乡收入增长外,乡—城人口流动是减少贫困的主要动力;不平等程度的提高会降低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但乡—城人口流动在1990年代后期的减贫贡献趋于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不平等和城乡收入非均衡增长的负面效果。     

收入增长与不平等对我国贫困的影响

本文运用两组家计调查数据,采用夏普里(Shaley)分解法实证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变化在我国贫困变动中的作用,并特别考虑了不同贫困线、贫困指标及等价规模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90年代前半期农村减贫的成功主要归因于收入的增长和不平等的下降。在90年代后半期,农村和城市都经历了不平等的快速上升和收入的缓慢增长。因此,这段时间减贫的速度下降,甚至贫困有所增加。     

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文献研究的视角

文章通过梳理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和探索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原因,发现人口因素既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我国目前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经济增长因素贡献比较中,资本贡献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不断挤压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而与人口因素相关的劳动、人力资本和抚养比的贡献率虽有波动但总体保持稳定,随着资本深化,资本效率降低,多项人口因素增长率均呈下降趋势,唯有人力资本呈上升趋势。在当前经济下行逆境中,人口因素中人口红利消失、人力资本增长缓慢和配置不当,以及劳动生产率提升放缓等都导致经济下行的主要症结。未来我国经济必须以内生动力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实现发展模式由劳动、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型转变,而关键在于构建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内生发展模式。     

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本文首先按照时间顺序总结分析了国内外关于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进展与研究前沿。早期国外学者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受到重视,21世纪初国外研究重点转向区分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对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相反表现。国内关于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早期研究主要是对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在中国适用性的验证,随着对收入不平等关注的增强,学者们不仅仅关注收入不平等的原因,而且更加重视收入不平等的后果,研究的重点从经济增长导致收入不平等转向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经济增长。2005年前后开始陆续出现实证研究的相关文献,采用计量方法检验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线性影响作用。进入21世纪,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异质性问题。其次,本文从影响机理、数据、方法和政策等角度对研究进展做了进一步总结。最后结合中国经济现实,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空间。     

中国城镇居民20世纪90年代收入不平等及其变化--地区因素、人力资本在其中的作用

本文考察了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变化中人力资本和地区因素的影响。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人力资本因素在每一年的收入差异中解释能力仅次于地区因素而且其重要性正在上升。动态分析告诉我们人力资本占到工资基尼系数指标增加的 44 .3 6%。最后 ,我们重点对教育对工资收入不平等的相对要素贡献度的变化进一步分解 ,发现主要是教育和收入的相关性以及教育回报率的增加导致了教育的可解释程度的增加 ,从而造成工资收入不平等的增加 ,而教育本身的不平等有所下降并起到减缓工资收入不平等的作用。     

中国与印度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基于1960-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19个亚洲国家、1960-2010年的面板数据,比较了印度和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及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预测了中印两国人口发展趋势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样本期内,中国人口转变因素解释了人均GDP增长的35.3%,而印度为29.1%,态势上,印度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平稳上升;而中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点之后开始下降;未来发展趋势上,中国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会在本世纪30年代变为负数;而印度在2050年前一直维持较大的正值。     

中国转轨时期居民收入差距、贫困与增长问题的研究

本文回顾了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基本研究成果,重点讨论了一种基于Lorenz曲线的不平等测度方法,并对主要结论进行了证明。利用该方法计算了中国1990、1992-2001年的不平等状况。对中国的不平等和贫困现状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分析了不平等、贫困与增长的问题。结果表明,全国不平等增加主要源于城乡差距不断加剧,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是主要因素;中国已步入不平等程度最严重的国家行列,不同收入人群从增长收益悬殊。利用不同贫困线测度,发现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贫困状况估计并不是一致的。     

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与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

随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依据CHIP家庭微观调查1988-2007年的数据,使用基尼系数分解以及非参数分解等多种方法,本文试图对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等不同类型的家庭从业模式与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首先,从整体的收入分布来看,早期的农村地区的发展更多伴随着不平等程度提高,而后期经济增长则带来更多福利改善;其次,家庭主要非农收入来源是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所得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而本地非农就业则具有扩大作用,随着时间推移其作用程度也有所改变;最后,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不同群体,但并非平均分配,不同群体获益情况不同,增长和不平等通过作用于不同类型家庭影响到最终的收入分布。     

储蓄倾向差异、要素收入分配 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高储蓄率、要素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三个典型事实。本文构建一个非平衡增长模型表明这三者是一个自洽的系统,存在相互制约和矫正关系。在我国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储蓄倾向不同与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的背景下,高储蓄会出现两个相反地影响产业结构的动力。一方面,高储蓄转化的高投资更多体现为工业品,阻碍了服务业发展,同时,高储蓄导致的低消费使得恩格尔效应无法发挥作用,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高储蓄导致高投资,推动了资本深化,这又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变迁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储蓄率和要素收入分配。文章证明这个系统存在一个广义平衡增长路径。     

All About the Giants: Probing the Influences on World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his paper presents estimates of world output growth from 1970to 2000,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mong countries and personsfor the years 1980, 1990 and 2000, and world income povertyrates for the same years. It also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aseries of simulation exercises that attempt to isolate the effectof particular country and regional experiences on world outputgrowth and changes in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The authors find that rapid growth in China (despite a downwardadjustment of official growth estimates) had a powerful impacton the growth of world output in both the 1980s and 1990s, butthat negative economic growth in Eastern Europe more than offsetthat effect in the 1990s. With respect to the distribution ofworld income between countries, the impressive growth performancesof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ies, China and India, ensureddecreasing levels of inequality during both the 1980s and 1990s.When the distribution of world income between persons is measured,the equalizing effect of China's rapid growth remains dominantthrough both the 1980s and 1990s, despite the contradictoryimpact of increasing domestic inequality. Only India's influenceremained substantial by comparison. Other identifiable eventsof the period, such as the economic contraction in Eastern Europeand continued economic decline in Africa, had little statisticalimpact. However, when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China and India'sabove-average growth rates is removed, or their size effectdampened, the improving global distribution of (inter-countryand inter-personal) income suggested by all statistical measuresbecomes one of sharply worsening inequality. The impact of thesetwo countries is similarly critical with respect to global povertyreduction. (JEL F0, I3, O4)     

包容性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并采用2011—2015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系统GMM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分析发现：（1）包容性金融发展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传统银行的金融服务成本、互联网金融的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包容性金融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直接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实现的;（3）传统银行金融包容性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东部比中西部更加明显,而互联网金融包容性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显著。据此,本文提出,应重视包容性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以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收入不平等与家庭借贷行为*——家庭为追求社会地位而借贷的动机真的存在吗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度的调查数据,考察了收入不平等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并验证了家庭是否存在为追求社会地位而借贷的动机。研究表明：（1）收入不平等并不是影响家庭是否借贷的主要因素,但是对家庭的负债规模存在十分显著的抑制作用;（2）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并不会促使中低收入家庭寻求借贷或提升家庭负债规模,我国家庭并不存在为了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而进行借贷的动机;（3）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有利于高收入家庭获得更多的正规金融借贷,中低收入家庭则会较多地依赖于非正规金融借贷;（4）户主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家庭经济特征以及家庭所处地区特征均是影响家庭借贷行为的重要因素,在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影响家庭借贷行为的因素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影响 因素分解：1981-2009年

本文在理论层面对“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进行了拓展，指出二元经济结构集中表现为城乡居民存在收入差距，这种差距与城乡两部门的劳动力-人口的转化、经济产出-居民收入的转化以及劳动力-经济产出的转化紧密相关。二元经济结构可被分解为四种因素：收入产出比差距、资本产出比差距、资本劳动比差距和劳动参与率差距。基于这种因素分解法，实证分析得出：1981-2009年，在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中，收入产出比差距、资本产出比差距、资本劳动比差距和劳动参与率差距的年均贡献度分别为-6876%，-1373%，16435%和1814%，而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年均贡献度为15062%。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劳动生产率差距（尤其是资本劳动比差距）和劳动参与率差距，这源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伴随着农村资本形成相对迟缓以及农村人口迁移相对滞后。基于这些结论可以给出新时期我国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若干政策建议。     

制度变迁、地方政府行为与城乡收入差距 ——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1997-2009年面板数据的变截距及变系数模型,利用控制地区经济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变迁、城市化率等因素,对中国30个省市的制度变迁、地方政府支出决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就全国而言,制度变迁、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而地方政府保障性支出则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就地区而言,大部分地区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制度变迁、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半数以上的地区其政府支出规模及其内部保障性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则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不同地区其影响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其政策含义在于,我国在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同时还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加强地方政府对收入不平等的调节作用,完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以此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Social mobility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late 1980s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great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which have resulted in a sharp increase in income inequality.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f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by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parental education on the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ren. Using the 1990 and 2000 Chinese Population Censuses, we employ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strategies to provide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We find evidence of increasing parents–children educational correlations. Our results raise concerns regarding economic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as high intergenerational persistence of education is expected to be a barrier to equal opportunities in children’s education attainments and their future labour market outcomes.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移动的库兹涅茨曲线*——新时期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路与意义

准确判断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客观评价中国各个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尤为重要。本文在统一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引入收入不平等因素，构建了一个人口数量、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同时内生的理论模型，并利用CGSS数据构造收入不平等指标，使用中国省际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倒U型曲线将逐渐向左移动，即最优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降低。这一发现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个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均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本文的结论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需要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逐渐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紧跟经济发展的步伐，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不断缩小收入不平等程度。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构成及其关系*

本文运用2002-2009年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对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构成及其联系进行研究。本文发现：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导致的;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边际贡献为正,转移性和经营性收入的边际贡献则为负;养老金和退休金是缓解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食品、交通通信支出是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的主要构成部分,前者的边际贡献为负,后者的边际贡献为正;收入不平等是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