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促进就业角度看中小企业发展

中小企业能在科技创新、创造产值、促进竞争、促进就业等方面对经济产生重要作用,因而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日益受到重视。本文是从促进就业角度入手, 分析在我国经济中,中小企业发展对提供就业岗位数量的贡献, 和因其行业分布特点而具有的提供就业机会的巨大潜力, 因此明确了发展中小企业对解决我国压力日重的就业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再从企业运作层次的五个方面进一步分析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金融危机下的中小企业:困境、机遇与对策

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方面占有重要地位。文章认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中小企业面临要素成本上升、外贸出口受阻、资金供应紧张等困境,同时也适逢世界产业转移、传统产业升级和国家政策支持等发展机遇。政府要实施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调整货币政策、改革金融管理体制,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小企业自身要通过强化管理来提高竞争力,通过开拓市场、资本输出和行业结盟等措施,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就业约束下的中国产业升级战略

产业升级是涉及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是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问题。产业升级不仅仅涵盖产业经济层面问题,也涵盖着社会就业层面问题,如何把握产业升级和稳定就业之间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假定就业对产业升级构成一种约束的角度出发,探讨就业对宏观和微观产业升级的约束效应,从而力图得出在就业约束下,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     

我国制成品贸易就业效应研究——对“无就业增长”的一次检验

描述性数据显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呈现“无就业增长”的特征。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制度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剔除制度因素后的实证分析显示，就业增长仍趋于下降但幅度较缓，原因是随着制成品贸易结构的升级。就业转移效应开始显现，但总体上就业创造效应仍大于替代效应。     

工业机器人如何影响制造业就业变动——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分析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科技被认为是智能制造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其快速发展在改变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同时,也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机器人科技等新技术的出现势必会对就业产生重大冲击。本文利用IFR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行业层面考察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就业净增长的负向影响会通过“降低企业就业创造,提高企业就业破坏”来产生作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就业变动影响的作用途径存在异质性,相对而言,对于生产人员占比高以及高中学历占比低的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就业总体变动以及结构变动的冲击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会影响企业的员工结构和绩效水平,进而影响企业就业总体变动以及结构变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上游行业企业的就业影响主要表现为替代效应,对下游行业企业的就业变动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本文研究能够提供关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于劳动力市场均衡影响的中国版本解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吉林省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就业问题研究

吉林省在保持经济较高速度增长的同时,就业增长却不显著。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快速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为提高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吉林省需加快产业调整步伐,兼顾劳动密集、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协调发展,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及中小企业,并对劳动力进行培训。     

经济增长与就业非一致性的成因

我国失衡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就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一是增长目标优先、就业目标滞后，导致就业增长日趋缓慢；二是数量目标优先、质量目标滞后，导致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能力逐渐弱化；     

重化工业阶段促进就业的对策措施

进入工业化过程的重化工业阶段后 ,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下降 ,而我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劳动力供给高峰期 ,就业压力十分沉重。今后应把扩大就业作为政府经济、社会政策的优先目标 ,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和教育与人力资源适度超前发展战略 ,大力发展重化工业的关联产业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加快城市化进程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采用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 ,缓解就业压力     

智能制造与劳动力成本粘性——基于工业机器人应用的视角

工业机器人是实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随着在各行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各界对于其经济后果的密切关注。本文基于工业机器人应用产生的人工替代和就业创造效应，并结合我国劳动力供给和产业结构现状，探究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微观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机制检验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降低了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劳动力的依赖，企业在业绩下降时裁撤了更多低教育水平冗余劳动力资源，通过减少员工数量而非降低员工薪酬待遇的方式调整劳动力成本。此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于劳动力成本粘性的降低作用在劳动力被替代可行性较高、劳动力调整成本较低、民营企业、行业竞争程度较高以及客户集中度较低时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为“机器人换人”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直接证据，也为如何规避“机器人换人”的潜在风险提供借鉴。     

“后危机时代”下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对策分析

2009年中期以来，全球经济进入了“后危机时代”，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同时也存在着机遇。中小企业应通过培育企业家精神，塑造企业文化，注重模仿创新等方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产业的转移和升级。在这过程中，加强创新的风险管理，来克服挑战把握机遇。     

江苏省产业集群就业创造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轨迹,介绍了不同时期的产业集群理论,以就业区位熵作为识别和判断某产业集群就业创造能力的指标,对江苏省不同时期的主要产业的产业集群的就业创造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进行对策探讨。     

FDI对中国三大经济地带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FDI的就业效应按其作用内容可分为就业数量效应、就业质量效应.利用以科布一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的FDI就业效应的计量模型,通过对中国的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FDI流量对中国就业的数量和质量都产生了较明显的正面作用,且对东部地区的就业效应要大于中、西部地区,FDI存量则对中国就业的数量和质量产生间接的负面效应,而对东、中西部就业数量的总体就业效应为正,就业质量的总体效应为负.因此,应改善西部投资环境对FDI的流向分流引导,进一步加快国企改革,提高技术水平和竞争力.     

日本：呵护中小企业成长就像养育孩子——专家指出，日本的做法对完善我国中小企业政策有积极借鉴意义

[背景]据统计,“十五”期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8％,中小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税收约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中小企业还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目前经认定的肖区市级以上的企业技术中心,近70％是中小企业建立的,我国65％的发明专利、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有些地区中小企业形成了产业集群,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减少农民数量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面对众多城镇下岗职工，发展第三产业及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创造就业岗位。我国已产生休闲需求，并呼唤休闲经济的发展。因此，拓展休闲产业链，发展休闲农业、休闲工业、家政服务、休闲文化产业及旅游产业，有利于创造就业岗位，为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提供新的有效思路。     

企业产出视角下金融科技的就业效应研究

金融科技通过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能够发挥就业创造效应,但随之带来的效率提升又将产生就业替代效应,因此金融科技对就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本文基于企业产出视角,利用2011—2021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系统考察金融科技就业效应的存在性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就业水平,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规模扩大效应和效率提升效应促使产出“量”与“质”的双向提升,进而推动企业就业水平的增长。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科技的就业效应在高成长性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更为明显。此外,金融科技既有助于扩大企业的就业规模,还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就业质量。研究证实了金融科技对就业的积极效应,为实现稳就业目标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参考。     

美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与就业研究

本文通过梳理美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路径，分析美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借助弹性函数的概念建立计量分析模型来分析经济发展与中小企业数量和就业量的关系。分析发现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小企业的数量和就业量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前期的经济衰退却预示着当期中小企业数量和就业量的反方向变化，也即经济衰退时期，中小企业起到了就业缓冲的作用。     

重点产业政策与制造业就业

在多措并举稳就业的基调背景下，探寻影响就业增长的因素紧要迫切。本文以中国各省五年规划政策文件提及的四位码重点产业为切入点，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重点产业政策显著提升受支持企业的就业水平。渠道分析发现，重点产业政策通过“规模效应”“利润效应”和“效率效应”推动受支持企业增加劳动力雇佣数量。除了对受支持企业的就业扩张有正向影响，重点产业政策还通过信贷溢出效应带动相同二位码非重点企业的就业水平提升。重点企业在金融危机后期也担起了“稳就业”职责，逆势投资以扩增劳动力需求。在宏观行业层面上，重点产业政策还通过行业间关联效应对其他行业的就业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研究为进一步理解产业政策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提供了微观和宏观层面的新证据。     

刚性就业效应下的产业升级障碍

本文论证了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就业压力对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产业升级所构成的障碍。作者认为，巨大的就业压力是造成我国多数产业过度进入的重要原因。大量人口为了生存而建立起低层次企业，以尽可能低的劳动力成本和产品价格对高层次企业构成过度竞争，而使高层次企业和高档、优质产品受到压抑。廉价劳动力构成对高效率技术和资本的替代效应，制约产业的效率型技术创新和资本投入，从而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及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劳动力过剩而形成的外贸结构固化了低层次产业结构。由于低层次产业中容纳的过量劳动力处于低收入水平，其主要对低层次产品构成相应的需要，从而使生产和消费间形成低层次供求循环。针对这种效应，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选择。     

促进扩大就业税收政策的路径选择——基于就业弹性方面的考察

本文全面分析了1979-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的变动轨迹,认为中国就业弹性持续走低与劳动生产率提高有关,同时也受资本深化、经济转型和就业体制改革的影响.研究显示,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规模及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之间就业弹性存在较大差异.为提高就业政策的有效性,中国就业政策取向应该向就业弹性较大的领域倾斜.在这些行业和领域就业弹性仍有提升的空间.为此,本文提出了降低宏观税负促进经济增长、调整税收政策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大力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实行有利于促进就业的城乡协调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利用“互联网+”促进株洲服饰产业升级转型的思考——以阿里巴巴株洲产业带为例

2015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文件,“互联网+”热潮随之兴起,服饰产业作为株洲五大千亿产业集群之一,正面临着极大的机遇和挑战.本文根据对株洲服饰产业集群“一核三区一基地”的空间布局的调研走访,结合阿里巴巴产业带等电子商务模式,探究如何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推动株洲服饰产业升级转型,实现由“数量经济”到“质量经济”、“品牌经济”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