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誉效应与科研团队成员报酬契约的关系研究

文章探讨了声誉对科研团队成员报酬契约的影响。首先．分析了科研团队成员效用函数的组成，将声誉这个隐性激励约束因素引入科研团队成员的效用函数，随后，建立了信息不对称下科研团队成员的报酬激励模型，分析了声誉系数和职业生涯时间对契约中各要素的影响．说明了科研团队管理者可以利用科研团队的声誉效应和职业生涯时间来设计更加有利的报酬契约，最后给出了主要结论。     

员工职业责任感与企业团队凝聚力的辩证关系

本文从阐释职业责任感、团队凝聚力的概念入手,通过论证员工职业责任感与企业团队凝聚力的辩证关系,阐明了一个企业要有团队凝聚力就必须培养员工的职业责任感,并针对如何培养员工职业责任感、增强企业团队凝聚力提出了作者的观点。     

团队生产契约下家族治理的动因与对策

从家族社会资本的可占用准租的创造和分配的视角,文章界定了家族企业的家族边界和家庭边界,进而挖掘出家族企业的团队生产的契约本质,并由此得出家族治理动因,即家庭边界与家族边界分离后,家庭产权单元在家族团队生产活动中的机会主义倾向。而家族治理的对策是,一方面通过树立家族权威提供监管家族团队生产的委托人,另一方面通过打破团队生产边界保证博弈策略的动态一致性。     

高管团队职业特征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已有文献探讨了高管团队特征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但由于相关各变量都属于无法根据某一显性指标直接测量的潜变量,普遍采用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难以精确反映各变量间相互作用机理与结构关系。以沪深两市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职业特征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以及CEO权力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团队职业特征与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较强的CEO权力会弱化高管团队职业特征与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     

全球生产网络、贸易结构与工资差距：来自中国的证据

论文通过建立全球生产网络的中间投入品模型,实证分析中间品贸易对一国技术劳动力和非技术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加工贸易是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典型形态;其出口会扩大对技术和非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但技术劳动力的工资上涨幅度要高于非技术劳动力的工资涨幅,从而使相对工资差距扩大。短期内,中间品的进口减少了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和就业,但长期来看中间品进口会扩大对技术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工资差距拉大。人力资本投资的供给增长由于未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工资差距拉大;但长期来看,人力资本积累机制的完善使得相对工资差距会逐渐缓和。     

“紧行且好步”：创业团队异质性、创业决策与创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创业决策是创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效果好坏直接作用于创业绩效。而创业决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创业团队的异质性结构的影响。通过对209 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试图从“行为决策”的路径视角揭示创业团队异质性、创业决策以及创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创业决策质量对创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决策速度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创业团队社会类别异质性对创业决策与创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价值观异质性则发挥着相反的作用;信息异质性对创业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创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创业决策质量在创业团队异质性与创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该结论为创业决策的作用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现实证据,为新创企业如何开展有效的决策以提升创业绩效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中国电视购物第一股”的梦想与现实 快乐购IPO后三道坎：激励、转型与融合

湖南广播电视台（下称＂湖南广电＂）从来就不缺少万众瞩目之举。11月21日,湖南广电旗下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快乐购＂）IPO获证监会创业板发审委2014年第26次会议审核通过,这意味着,＂中国电视购物第一股＂的一只脚已经跨进证券市场的门槛。这不仅是一场资本盛宴。快乐购的未来,还将成为湖南广电人第三轮改革的试金石。经营团队：股权激励被否叠见层出,千淘万漉,快乐购经营团队的股权激励,最终在IPO临门一脚时被管理层劝止。快乐购成立于2005年12月28日,由湖南广电和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1亿元,其中,湖南广电出资85%。陈刚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快乐购迅速蹿红后,首先瞄上它的PE是高盛。申请入股多次,     

企业团队合作激励的博弈分析

文章建立了企业团队合作激励博弈模型.在企业团队生产中,计件工资率、团队总产出的分享和奖金差距有利于提高成员的努力水平;最优合作水平与计件工资率无关,与团队总产出的分享成正比,与奖金差距成反比.而拆台倾向的大小也与计件工资率无关,与奖金差距成反比,与团队总产出的分享成反比.并简要分析了奖金差距对拆台倾向、合作水平的影响程度以及相应的团队剩余.     

日本有机农业的经营与产销协作

日本从1992年起就开始制定有机农业相关政策与制度,积极推动包括有机农业在内的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发展。与传统农业相比,有机农业生产在劳动的强度、技术的难易度、技术的成熟度以及成本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通过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产销协作不仅可以降低生产者的经营风险,还能保护消费者的安全及健康,从而推动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发展。     

创业团队行为整合、关系学习与创业绩效——创业团队行为复杂性的调节效应

创业团队行为整合一直是新企业创建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议题。如何通过整合强化本身的行为以有效回应环境与外部关系是创业团队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高层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本研究采用223份新企业的两阶段跨期数据,实证检验了创业团队行为整合、关系学习与创业绩效的关系,并探究了创业团队行为复杂性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创业团队行为整合对关系学习和创业绩效分别有显著的影响,且关系学习在创业团队行为整合与绩效之间具有中介效用。此外,创业团队行为复杂性调节了创业团队行为整合与关系学习之间的关系,但对关系学习与创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创业团队相关理论以及组织学习理论,也为新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中日水资源比较与合作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水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已成为世界各国公共管理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保护好、管理好、利用好水资源,是两国共同的目标。本文在对中日水资源基本状况、水行政立法、水资源管理、水开发利用等方面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中日水资源合作的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中日水资源合作的对策建议。     

基于出超方的双边贸易合作策略: 一个协调博弈视角

在一国(地区)参与双边贸易合作的过程中,制定一个合理的合作策略至关重要。双边贸易合作策略至少应包括如何选择合作伙伴以及如何确定参与谈判的出口部门优先秩序两个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出超方从自身利益出发,应优先选择与自身策略互补性强的国家(地区)作为双边贸易合作伙伴,并选择对方降低关税对自身具有正溢出效应或正溢出效应明显的出口部门优先参与谈判。在此思路下,本文通过构建一个“3×2”非对称双边贸易合作模型,对出超方双边贸易合作策略的具体制定进行了探讨,并对我国的双边贸易合作实践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劳动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理论、历史与前景

在二元经济理论的框架下,本文对我国劳动力资源开发机制及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的作用进行了论述。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劳动力资源开发的"制度变革 产业导向"模式,在成功将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口红利的同时,其本身固有的局限也逐渐成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障碍。因此,以人力资本提高为核心的劳动力资源二次开发,将是未来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经贸关系：历史、现状与前景

近年来,中乌双边贸易和投资都出现了快速增长,20多年来两国双边贸易额增长了54倍,中国已经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大投资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本文将中乌经贸关系发展划分为两大时期、四个发展阶段,即起步与探索阶段、曲折发展阶段、平稳增长阶段、深化拓展阶段,并总结了每个阶段中乌双边贸易及投资合作的成果和特点。随着两国长期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第三条管线（C线）的建成,以及两国企业合作建设和开发纳沃伊州自由工业区等经济特区,中乌贸易与投资合作仍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区域经济金融合作:东亚应对全球失衡的必然选择

从中长期来看，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不断向主要几个国家和地区集中是不可持续的，东亚国家面临极大的风险。这一背景下，加强东亚区域经济金融合作是必然的选择。东亚国家和地区应完善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加强区域货币和贸易投资合作，并进一步促进亚洲债券市场发展。     

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经贸合作的历史、现状及前景展望

近年来,中土两国双边贸易和投资都出现了快速增长,20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2300多倍,中国已经成为土库曼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天然气出口市场和重要的投资来源国.本文将中土经贸关系发展划分为两大时期、四个发展阶段,即起步与探索阶段、曲折发展阶段、平稳增长阶段、全面深化合作发展阶段,并总结了每个阶段中土双边贸易及投资合作的成果和特点.展望未来,随着两国长期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以及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三线和四线的规划建设,土库曼斯坦将扩大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中土双边贸易与投资合作仍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日韩移动通讯产业内合作模式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对韩国SKT"导师制"模式与日本NTT DoCoMo"家长式"模式的比较研究得出,现有技术制式的个性化程度、企业市场地位、技术研发实力等要素决定了移动通讯产业内的合作模式;中国移动运营商和终端厂商之间的合作模式应为:前者通过研究市场细分和消费者行为,设计竞争策略、调动渠道商积极性、确定合作层面和深度;后者加强与运营商、SP和CP的合作、加强对渠道的引导、选择与运营商的合作基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