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规制的影响研究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有着相对较弱的环境规制的国家会吸引大量的污染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资专业化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然而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之后,给东道国的环境规制或环境标准的可能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较少。文章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环境规制的影响是以东道国的政治制度,也就是累加的诚实度(aggregated honesty)为条件的。     

环境规制对贸易的影响——基于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的数据

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使得环境规制成为必然,而相关研究并未就环境规制对贸易的影响得出一致的结论。基于环境规制指数与进出口指数的设定,立足于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贸易影响的结果表明:中国与美、欧、日的环境规制指数与进出口指数存在稳定的负相关性。美、欧、日相对严格的环境规制使得污染密集型行业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而使我国承担了更多的环境成本。     

FDI对行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门槛效应研究

采用2004—2010年江苏省制造业29个行业面板数据,分析FDI与制造业环境绩效的关系,并从工资水平门槛和环境规制门槛两个角度检验了FDI对环境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结果表明：FDI与清洁生产型行业的环境绩效正相关,而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绩效负相关;清洁生产型行业的环境绩效与FDI的环境规制和工资水平均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绩效与FDI的环境规制和工资水平分别呈现倒“U”和正“U”型曲线关系;绝大部分行业没有同时处在工资水平门槛和环境规制门槛的最优区间,总体上存在工资水平较低、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情况。FDI对制造业行业环境绩效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地方政府应有选择地吸纳能够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外资投入,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切忌盲目地、一刀切地提高或者降低环境规制强度和行业工资水平,可依据门槛最优区间对不同行业的环境规制和工资水平加以相应调整。     

环境规制工具的空间异质效应研究———基于政府职能转变视角的空间计量分析简

本文研究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环境规制工具的空间异质效应,通过构建理论模型阐述了环境规制工具差异所引致的环境技术创新及污染排放异质效应,并使用1999～2010年的省域面板数据从形式、强度及空间三个维度对环境规制工具的异质效应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比命令—控制式环境规制工具更能促进环境技术进步,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加强有利于环境技术创新,即"波特假说"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基于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直接效应及技术创新间接效应,能够实现比命令—控制式环境规制更低水平的污染排放;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技术创新及最终污染排放具有空间异质效应。因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十二五"规划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目标,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及政府管理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实现环境规制创新。     

"谨小慎微"抑或"险中求胜"?——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与污染密集型企业绿色创新

面对宏观环境政策的不确定性,污染密集型企业是"谨小慎微",静待时机,还是主动求变,以绿色创新"险中求胜"?基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理论推演分析,采用2010-2018年的污染密集型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慧科数据库中中国大陆10种主流重要报纸为基础统计包含相关关键词的文章频次,构建并量化中国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同时,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甄别绿色创新,并实证检验了二者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促进了污染密集型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引入环保经历嵌入和环保投资,构建"E-S-C-P"研究范式,发现正向效应的传导机制为"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凸显—高管环保经历嵌入首先感知并作出响应—寻求机遇增加环保投资—刺激绿色创新".受企业性质、垂直型环境规制、区位特征、生命周期等因素影响,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与绿色创新间的关系呈明显的选择效应,表现为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企业、"国控点"企业、位于非环保重点城市的企业以及成长期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研究结论对于污染密集型企业抢抓环境政策变动机遇,降低污染排放,主动求变、变中取胜,逐步实现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区域布局的“污染天堂”效应

借鉴Abay Mulatu和Reyer Gerlagh(2009)的研究,应用地区与产业特征交互作用的经典贸易模型,对中国区域间的污染天堂效应进行了测度。实证分析表明,在各省环境规制力度不同的条件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布局从环境规制力度大的省份向环境规制力度小的省份转移;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力度普遍弱于东部地区。因此,若不加以重视,中西部地区很可能会沦为东部污染密集型产业规避高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从而导致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     

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利用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量;资源再配置效应是贸易自由化降低行业污染排放量的重要渠道;在非出口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外资企业,贸易自由化引起的污染降低效应更强.影响机制检验发现,贸易自由...     

中国工业行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分析——一个分类评价的视角

基于中国2001-2014年37个工业行业的数据,将我国工业行业按环境污染排放程度划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运用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它们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同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来估计环境规制和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非线性关系并计算出拐点值。研究结果表明:2001—2014年我国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低;除重度污染行业呈现倒"U"型特征外,工业行业总体、中度污染行业和轻度污染行业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均呈现"U"型特征;目前我国工业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我国重度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合适,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不够。因此,应从行业分类的角度出发,借助环境规制来促进工业行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长短期异质性影响效应

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究竟是具有深远的长期影响,还是仅仅是短期效应？对此,本文基于中国工业33个细分行业2005—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长短期异质性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具有长期和短期正向影响,且不同行业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性。从短期来讲,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存在时滞效应,即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冲击存在一定的传导过程;从长期来讲,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既受环境外部因素的影响,且因行业异质性也表现出不同的影响特征,但总体上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效应。本文的研究从长短期视角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成立。本文据此提出应分阶段、有步骤地合理制定环境规制水平,根据行业异质性特点和长短期影响特征,有针对性和策略性地制定环境规制政策的建议。     

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区域间转移——基于EKC和PPH假说的实证研究

测度工业行业污染强度和政策环境规制强度,利用1998—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证实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基本上成立。同时污染强度与规制强度间存在反向关系,污染避乱所假说在我国是成立的。不过环境规制对不同区域污染治理的效果不同,东部最明显,然后依次为中部和西部。为应对污染产业转移,应实施环境责任追溯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民众诉求的畅通渠道。     

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

研究人员一直关注环境规制对来华FDI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结构发生调整,环境规制趋严,对来华FDI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研究环境规制对FDI影响的主流理论为污染庇护所假说和波特理论,在此基础上分别提出了环境规制对FDI成本投资与创新投资两种效应。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机制包括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并非单纯的正面或负面,需要结合其他因素进行综合考虑,才能全面且准确地判断最终结果。     

中国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区域比较

本文以波特假说为切入点,从区域比较的视角,采用长期均衡关系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强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对污染治理成本高的省区进行重点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能产生一定的创新补偿效应,但不足以弥补企业由此产生的规制遵循成本,全要素生产率有所降低,且环境规制强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存在地区差异,华东地区最低,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相对较高.河北、 山西、 贵州和宁夏四个污染治理成本偏高的重点省区中,只有河北和山西的环境规制强度与全要素生产率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     

浅析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

本文基于波特假说、内生增长理论,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在选取的样本期内,实证分析结果支持波特假说的观点,即环境规制确实有技术创新效应。由此,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会趋于收敛,终会实现两者间"双赢"格局。     

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及其出口行为的影响

在Melitz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环境规制因素,构建一个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出口影响的理论模型.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均表明: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提升企业生产率水平,但影响较小;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会阻碍企业出口,特别是对污染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出口影响更大;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之间整体上呈U型关系,但在中西部地区不存在U型关系.     

环境规制对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由于技术创新在解决环境保护与产业绩效间权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一直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运用中国标准产业分类中18个两位数产业1996-200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滞后3期的R＆D支出和专利申请数量有显著的正效应,表明环境规制在中长期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波特假说”在中国得到部分证实。     

环境规制对中国电力产业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关于＂波特假说＂,国内外不同学者的实证研究并未得出确定的、一致性的结论。本文以中国电力产业为例,采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实证分析了＂波特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与中国电力产业的竞争力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同时,环境规制不是引起中国电力产业竞争力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中国电力产业的竞争力水平是引起环境规制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波特假说的滞后性和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分析——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果的检验

"波特假说"认为合理设置的环境规制政策在长期能够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弥补因规制增加的成本,因此发挥规制的创新效应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关键。文章运用2000～2010年中国29个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系统GMM和门槛回归方法,在低碳视角下检验"波特假说"是否存在及存在的条件并确定最优规制水平。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当期阻碍技术创新,在滞后期促进创新且在滞后二期促进作用最明显;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三重门槛效应,规制强度较低时规制对创新的影响表现为一种潜动力,不足以引发创新活动的开展,在最优规制水平显著促进创新,强度过高时促进作用减弱。     

环境规制竞争与污染治理

基于2000—2016年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识别环境规制地区之间的竞争,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竞争状态因污染类型不同具有异质性,环境规制竞争并没有出现恶性的“逐底竞争”,但废气和废物污染处于“弱竞争”状态,废水污染是“标尺竞争”;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EKC假说得以验证,否定“污染天堂”的存在,能源强度与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影响。此外,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     

产业特征、污染溢出与产业竞争力：基于多因素结构模型的分析

环境规制与竞争力关系的研究中经常忽视了污染溢出的作用,这可能会过高估计环境规制的影响。本文使用中国36个产业面板数据,在控制产业特征的条件下,通过多因素结构模型来经验考察环境规制对产业竞争力的直接影响。我们特别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在参数同质假设下,通过对污染溢出因素的简单设定考察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的经验关系。二是在参数异质假设下,通过对污染溢出因素的不同设定,考察污染扩散如何影响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结果发现,污染溢出等因素对二者关系有显著的影响,并估计了环境规制严厉性对竞争力的直接影响。     

基于要素流动的环境规制贸易效应与政策研究--TPP《环境合作协议》的启示

文章在梳理环境规制与贸易相关文献基础上,构建两部门模型,从部门内和部门间要素流动的视角分析环境规制与产出和污染的关系,论述环境规制影响出口贸易的路径以及要素可流动下环境规制贸易效应的多面性;然后分解投入产出模型并重估能源排放系数,计算中国29个行业部门出口贸易的国内碳排放,提出我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行业碳排放规制策略;最后结合TPP贸易新标准趋势和我国投入要素变动情况,提出我国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转变高消耗经济发展方式的未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