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更替影响企业行为和绩效了吗?——基于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实证检验

基于1998~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考察了官员更替对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更替导致辖区上市公司投资支出增加,市场绩效降低,国有企业更易受官员更替的影响,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强化了官员更替对公司投资支出的影响。文章还发现官员更替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更易受官员更替的影响。研究表明官员更替产生的翻烧饼效应可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地区,企业行为和绩效等效率的提高,需要公司治理机制的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治理模式的完善。     

地方官员异地交流能降低城市碳排放吗——基于市长和市委书记异地交流的微观数据

选取2007-2017年我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地方官员异地交流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官员异地交流显著降低了城市的碳排放水平,且减排效应主要来自市长异地交流,多发生在非资源型城市和"十八大"以后;(2)市长任期与城市碳排放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     

FDI对广东内资投资挤出、挤入效应的分析

本文通过借助EVIEWS5．1计量软件,结合Agosin（2000）总投资模型进行了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建立了动态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得出长期内FDI挤出了广东内资投资的结论,针对广东FDI存在的状况,提出规避FDI挤出广东国内投资的一些措施,试图为广东合理引进FDI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以促进FDI和国内资本协调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基建市场的“挤出”效应浅析

西部开发需要政府投资,政府投资应该偏重于基础设施和交通设施建设。然而政府投资对于西部基建市场的进一步做大不仅存在量上的不足,而且还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本文对我国基建市场的“挤出”效应进行了初步分析,得出西、中部的挤出效应大于东部的结论,并对其原因及对策进行了初步分析。最后对挤出效应的滞后期进行了尝试性研究。     

政府投资能否有效拉动经济增长?

新常态下,政府投资是实现“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手段.文章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梳理,指出了其存在的不足,并对政府投资内涵进行了重新定义.构建了内生增长模型,对经济增长框架下各种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各种投资之间的“挤入”“挤出”关系进行理论分析,进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认为,政府投资并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不同类型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不同;不同类型投资间存在“挤入”“挤出”效应.     

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的动态分析

文章基于1997-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以全国和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为研究单位,运用面板VAR模型动态分析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并且中西部地区的挤入效果比东部地区强.同时民间投资相比政府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     

企业管理中的“鲶鱼效应”

中国加入WTO以后,具有先进管理理念的外资企业纷纷涌入中国市场,给低效的国内企业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使国内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国内企业逐渐意识到:适度的竞争和压力可以使组织保持旺盛的斗志,给组织带来活力。在市场和企业双重竞争的压力下,“鲶鱼效应”理论已被国内越来越多的企业所认同和接受。本文在阐述“鲶鱼效应”的产生和内涵的基础上,针对其在国内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从“鲶鱼负效应”及解决措施、“鲶鱼效应”误区、“鲶鱼”管理几个角度对其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FDI对国内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时空差异?——对西部地区不同时段和区域的比较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受FDI流入特点和东道国自身状况的影响,因而会表现出显著的时空差异。实证分析表明：1999—2010年我国西部地区FDI对于国内投资具有挤入效应,其中,1999—2004年影响并不显著,而在2005—2010年表现出挤入效应;在西部地区的不同区域,“经济圈”地区和西南地区有挤入效应,而“非经济圈”地区和西北地区表现出中性效应。西部地区应该继续加大对外资的引入力度,尤其应提升“非经济圈”地区和西北地区的产业配套能力,同时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以促进外资的技术溢出。     

“溢出效应”还是“挤出效应”？——与父母同住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考察与父母同住的家庭结构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同住父母通过协助料理家务与提供隔代照料等方式对女性的劳动供给具有“溢出效应”,而为同住父母提供照料帮助则对女性的劳动供给具有“挤出效应”,两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显示“溢出效应”占优,即与父母同住对女性的劳动供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托幼机构等幼教资源的可获得性会显著降低女性对多代同堂的依赖,但养老院等养老资源的可获得性对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没有显著影响。     

基础设施投资真的能促进经济增长吗?——基于基础设施投资“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利用1980～2010年的数据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进行验证,实证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挤出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显示出比基础设施投资更强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通过实证分析认为要使基础设施投资能够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应该提高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及使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相互促进。     

“互联网+”企业并购的动因和效应分析

互联网+理念的提出改变了传统企业发展的格局。本文从产业演进角度集中分析了我国互联网+企业的并购动机和并购后的企业效应,并针对并购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

开放条件下,对外投资通过数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母国和东道国的就业,就业“双赢”在理论上是可能的。采用2003—2016年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能够促进东道国的就业增长,且并没有导致中国国内就业岗位的流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投资正向影响中国就业,但作用比较微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就业效应与投资领域、东道国产业结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等有关;中国中央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有助于沿线国家的就业增长。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投资协作和劳动力市场领域的沟通合作,优化产能合作方式和投资结构,提升就业效应;同时,要增强引资策略与国内产业政策的匹配性,提升FDI的就业促进作用;还应客观评估中国OFDI的经济效应,降低外界对中国资本的偏见。     

投资便利化及其效应:来自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证据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程度及特征,进而采用扩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东道国投资便利化程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GDP以及投资便利化总指标在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进一步考察分区域和分指标效应,发现不同区域投资便利化的效应不同,其中技术的促进作用在所有区域都很显著。中东欧国家除了技术因素效应明显外,其微观营商环境的便利性也对吸引我国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南亚国家除了技术效应外,双边产业园区的建立也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股权投资视角

以2013—2021年进行对外股权投资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股权投资视角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探究了持股方式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比较了上述影响在不同投资目的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海陆邻国与非邻国)企业中的差异。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股权投资能够显著提高自身创新水平。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持股方式为间接持股时,“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得到显著加强。异质性分析发现,投资目的国为发展中国家和非邻国时,“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针对不同类型的专利,“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持股方式无法显著调节“一带一路”倡议对实用新型专利产出的影响。     

中国企业“走出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就强调与国际经济的紧密交流,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我国各行各业实力及规模均较小,所以呈现国外企业走进来而我国企业无法走出去的状况。不过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持续发展,我国企业也开始逐步的走出去,尤其是从2000年开始我国就强调走出去战略,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我国企业走出去不仅有利于我国企业的市场扩展以及资源的整合,使得我国企业的整体发展能力得到有效的提升,同时对于我国全球影响力的提高以及世界经济话语权的加大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企业走出去对于企业乃至国家经济发展都有着积极影响。但是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也遇到诸多阻力,阻碍了企业走出去步伐。所以本文把我国企业走出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相应的分析,同时论述了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给与合理性对策,使得我国企业能够更好的走出去,进一步发挥走出去对经济积极影响,助力企业以及社会经济共同发展。     

引致还是挤出：中国OFDI对他国OFDI的影响——以OECD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例

在开放一体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必然会对他国的OFDI产生影响。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对其他国家OFDI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对此研究不多,且主要是分析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和路径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有效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扩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会提高其对外资的需求和吸引力,进而引致其他国家OFDI增长。在此过程中,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是中国OFDI引致其他国家OFDI的重要路径。同时,由于东道国异质性影响到投资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中国OFDI对其他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不同的东道国具有差异化表现。采用2008—2020年中国、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36个OECD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分析发现：（1）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不但不会挤出OECD国家的OFDI,还会引致OECD国家的OFDI;（2）中国的OFDI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结构升级引致OECD国家的OFDI,但在样本期间未能通过促进样本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引致OECD国家的OFDI;（3）中国和样本OECD国家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都倾向于选择在自然资源丰富、收入水平高的国家进行OFDI,因而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自然资源较丰富、收入水平较高的样本东道国中更为显著;（4）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低的国家,而OECD国家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因而东道国政府效率的不同未导致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引致效应的显著差异。本文探讨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引致OECD国家OFDI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路径,并基于企业OFDI的动机分析了东道国异质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OFDI与他国OFDI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中国OFDI不仅有利于自身的结构调整和产能释放,也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引致其他国家的OFDI,进而实现多方共赢。因此,中国应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尤其应扩大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积极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     

“一带一路”的经济金融效应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不仅影响着国内经济发展,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都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首先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简要介绍,进而分析其经济金融效应,主要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推动作用、以及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促进作用等。     

危机冲击下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出口韧性的“双刃剑”效应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背景,利用200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海量匹配数据,考察危机冲击下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危机冲击下,全球价值链嵌入上游度对中国企业出口韧性发挥着双刃剑效应,嵌入上游度一方面会降低企业面对危机冲击时的风险抵御能力,另一方面却能加快企业的出口恢复速度;嵌入上游度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其对外资企业、小规模企业及一般贸易企业出口韧性的影响较大;长鞭效应是全球价值链嵌入上游度对中国企业出口韧性产生影响的主要作用机制,换言之,位于价值链上游度的企业,其在危机前后的出口需求将面临较大幅度的变动,导致其呈现较大的出口下降幅度和较快的出口恢复速度。研究结论对于疫情冲击下,保持中国企业出口韧性,促进企业转危为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创新会推动进口竞争下的企业高质量发展吗?——基于“竞争战略偏向效应”和“韧性效应”

在扩大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创新能否高效赋能中国制造业企业抵御进口竞争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以2008—2019年A股制造业企业为样本,通过构建进口竞争与企业创新交互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创新应对进口竞争的有效性以及两者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首先,无论是创新投入还是创新产出都可以主动抵御进口竞争且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一结果在多重稳健性检验下成立。其次,企业创新通过优化竞争战略选择来应对进口竞争,成本领先是企业应对进口竞争的首选战略,但随着时间推移,企业偏向差异化战略,这表现出“竞争战略偏向效应”。当面临业绩困境以及处于经营困难的生命周期时,企业创新更能有效应对进口竞争,这表现出“韧性效应”。研究结论对政府部门实施扩大进口政策以及对制造业企业发挥创新驱动、创新抵御作用等具有一定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