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更替影响企业行为和绩效了吗?——基于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实证检验

基于1998~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考察了官员更替对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更替导致辖区上市公司投资支出增加,市场绩效降低,国有企业更易受官员更替的影响,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强化了官员更替对公司投资支出的影响。文章还发现官员更替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更易受官员更替的影响。研究表明官员更替产生的"翻烧饼"效应可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地区,企业行为和绩效等效率的提高,需要公司治理机制的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治理模式的完善。     

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诉求、企业社会责任与投资效率

文章以2014—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诉求、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投资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官员基于经济方面和基于政治方面的政绩诉求会干预企业投资行为,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在上述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即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时官员政绩诉求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有所减弱。进一步研究显示,民营企业中官员政绩诉求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     

地方官员异地交流能降低城市碳排放吗——基于市长和市委书记异地交流的微观数据

选取2007-2017年我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地方官员异地交流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官员异地交流显著降低了城市的碳排放水平,且减排效应主要来自市长异地交流,多发生在非资源型城市和"十八大"以后;(2)市长任期与城市碳排放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     

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融资结构

基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与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系统地探索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对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显著挤出了企业债务融资,且挤出效应在长期政府债务与短期政府债务样本中均存在,并在东部与西部地区更为显著,而地方政府债务明显推高了企业内源融资与股权融资水平;PPP项目的实施,有效缓解了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债务融资的挤出效应。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通过投资环境对企业融资结构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债务通过提高市场开放度和基础设施水平对企业内源融资与股权融资产生显著影响。     

地方政府债务如何影响实体企业信贷融资——基于异质性视角的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分析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线性和非线性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如何影响实体企业信贷融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对实体企业信贷融资形成挤出效应,且挤出效应具有企业规模异质性和所有制异质性。线性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对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大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加入二次项和面板门槛模型的非线性影响检验结果再次验证了上述结论,其中与大型企业信贷融资的挤出效应具有门槛效应不同,对中小企业信贷融资为线性挤出,无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大小均产生挤出效应。     

高铁开通对上市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准确识别高铁开通对微观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对企业投资决策优化和区域产业优化均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8~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微观数据，基于高铁开通的新视角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上市公司投资区位选择进行实证分析，并从市场规模效应和交易成本效应两条路径分析其内在影响机制，进而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机制检验。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增加了上市公司异地投资企业数量，总部所在城市开通高铁的上市公司新增异地投资企业数量平均提高了约5.2%；高铁开通对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平均地理距离无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高铁开通仅增加了东部地区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平均地理距离；机制检验发现，高铁开通一方面通过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另一方面强化了站点城市信息环境对上市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从而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促进上市公司异地投资。     

高管官员背景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自由现金流量假说”抑或“政府干预假说”？

以具有官员背景的国有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本文实证检验了“自由现金流量假说”与“政府干预假说”。结果显示,过度投资与自由现金流量显著正相关,符合“自由现金流量假说”。此外,相对于地方国有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对中央企业的过度投资影响较大。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为理解和治理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多元化战略类型、R&D投资与企业绩效

基于战略环境变化视角,以RD为切入点,研究专业化、相关多元化和非相关多元化等三种战略类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发现:专业化、相关多元化和非相关多元化三种战略中,非相关多元化战略的企业绩效最低;多元化扩张(多元化水平增加)后,非相关多元化战略的企业绩效依然最低。三种战略与RD投资均存在匹配效应,但非相关多元化战略与RD投资的匹配效应最低,多元化扩张(多元化水平增加)后,未发现多元化战略与RD投资匹配效应增加的经验证据。这可为企业在结构调整中选择具体的多元化战略类型提供新思路。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金融化与公司价值

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等微观行为,进而影响公司价值。以2007～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借鉴Baker等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和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水平有着正面的影响。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水平影响公司价值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民营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损害国有企业的公司价值;相对于中央国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损害地方国企公司价值。进一步对企业规模异质性、受融资约束程度等的差异进行分析,在微观作用机制上,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一方面挤出企业投资,另一方面抑制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是影响公司价值提升的重要原因。     

融资约束、出口与R&D投资——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为何未带来经济转型?

本文分无融资约束和融资约束两种情况,讨论了企业出口和研发投资之间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并使用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投资环境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对出口与RD投资之间两种效应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抑制了出口与RD投资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随着融资约束的增加,企业不能既出口又进行RD投资,只能二者择其一。这一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发现,折射了我国金融发展相对滞后是阻碍我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微观层面解释了为何我国出口的高速增长没有带来经济转型。     

地方经济增长压力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了吗

通过手动搜集我国2007～2019年地方经济增长目标数据构建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压力指标,探讨该指标对地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地方经济增长压力能够显著抑制辖区内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这种影响路径通过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实现。由于产权、区域和行业异质性等的差异导致经济增长压力驱动企业投资效率的效应各有不同,基于产权性质视角,地方经济增长压力驱动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对民企更显著;基于国有企业控制层级视角,对地方国企的影响更显著;基于区域市场化进程视角,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经济增长压力带来的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是促使企业投资效率提升的重要原因。     

R&D信息披露与企业市场价值相关性研究——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分析

以深圳证交所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以2007年—2009年作为研究区间,考察了RD信息披露对高新技术企业会计信息有用性和市场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披露了RD信息的高新技术企业的会计信息更能得到信息使用者认同,RD信息披露与企业市场价值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信息披露的规范程度与企业市场价值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企业对外投资行为能否改善我国要素市场扭曲:理论分析与机制检验

采用2000~2009年的微观企业数据构建动态计量模型,通过两步系统GMM方法检验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对外投资行为有效降低了我国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提升了市场要素资源的利用效率。市场要素分解检验、IV-2SLS估计及样本期分段检验的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对外投资行为对要素市场扭曲的作用机制,发现企业对外投资行为主要通过加速"去过剩产能"和边际产业转移、提升国内企业生产率三条途径来化解我国要素市场扭曲困境。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可以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和"反哺"国内市场,这是当前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寻求新经济增长点的动因所在。     

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外资参股与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水平

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证分析了外资股东参股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及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两者相关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外资股东参股可以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尤其是当外资来源地相对发达、外资股东以战略合作为主要入股动机时,其参股后提高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效果更为显著.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外资参股股东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正向作用.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可通过提高引资企业创新意愿、增加引资企业创新资源的内在渠道,有效提升引资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第三,进一步地,从地区环境出发,当地区对中央的财政依赖度越高、地方重要官员无中央任职经历时,央地产业政策协同的正向调节效果会越显著;从国有企业自身特点出发,当企业层级越低时,央地产业政策协同的正向调节效果越显著.实证分析结论丰富了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政府充分发挥央地产业政策协同的积极效应提供了政策启示.     

企业慈善捐赠的同群效应——来自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使用2014-2018年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中的同群效应特征。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否捐赠还是捐赠规模,企业慈善捐赠活动均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慈善捐赠活动更易受到同群效应的影响。     

高铁开通对企业异地投资规模和流向的影响

企业异地投资不仅有利于自身的市场拓展和竞争力提升,还可以优化资本要素空间格局和畅通国内大循环。高铁开通有利于商品要素资源在城市间的自由流动,从而对企业异地投资产生促进作用。采用200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异地投资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企业异地投资规模的增长,该作用随着企业所在城市与投资对象所在城市之间人口规模差距、经济规模差距、技术水平差距、产业结构差距的增大而增强,从而强化了企业异地投资流向的非对称性（更多地流向市场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高的城市）;高铁开通促进企业异地投资存在最优半径范围（600~900公里）和“城市群效应”,对城市群内的企业异地投资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行业、新基建水平较高地区、高等级城市的企业具有更显著的异地投资促进效应。应加快完善高铁网络建设,破除区域间的市场分割,加强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有效促进企业异地投资增量提质。     

高管持股、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选取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回归分析,以及Clogg差异检验公式,在考察研发投资与高管持股对企业绩效存在滞后影响基础上,针对研发投资对滞后一期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资与高管持股对企业绩效都具有显著的滞后影响,且在滞后一期的影响最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资对企业绩效存在滞后影响的同时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金融化与公司投资

文章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从当前实体经济“脱实向虚”这一趋势出发,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金融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已有学者研究指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投资行为,但企业金融化对实体企业投资存在的促进和抑制的不同效应共同影响着企业投资。文章以2007—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Baker等人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以及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投资意愿越低,但企业金融化减缓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即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提升了企业投资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民营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更显著地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意愿;相对于地方国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更显著地提升中央国企投资意愿。在微观作用机制上,通过现金—现金流模型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其影响企业投资水平的重要原因。文章丰富了企业投融资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对于我国目前倡导的企业“脱虚向实”“扎根实业”,以及更好推动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主要领导人更替与政府研发补助的关系研究

以我国2008²014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地方主要领导人更替与政府研发补助的关系,同时结合货币政策和市场化进程,检验了地方主要领导人更替对政府研发补助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当期地方官员更替将显著降低下期政府研发补助;相对于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当期地方官员更替对下期政府研发补助的影响更大;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能够影响官员更替与政府研发补助的关系,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当期地方官员更替对下期政府研发补助的影响越弱。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员工收入?

本文以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为背景,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深入地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员工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提高了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并且这种正向的"工资溢出"效应具有持续性而且还是逐年递增的。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显著地拉大了企业内工资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员工收入的影响因东道国收入水平、企业经营范围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最后我们还尤其关注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未明显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尽管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提高了员工平均工资,但同时也显著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增长,正是由于后者的"生产率"效应部分地抵消了前者的"工资溢出"效应,进而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未能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