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思考

律师刑事辩护制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和保障刑事司法公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分析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制度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以及刑事辩护豁免权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     

刑事辩护难之程序性救济

刑事辩护是用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抗衡强大的国家追诉机关，实现司法公正的法律制度。刑事辩护包括犯罪嫌疑人自行辩护和辩护律师辩护，本文所指刑事辩护仅指辩护律师辩护。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进步与完善，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得到很大保障与进步，但是刑事辩护难的问题依然很突出。主要表现在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无罪辩护难以及辩护意见被采纳难，本文主要阐释其形成原因及解决方案。     

浅析我国律师刑事豁免制度的完善--以《刑法》306条的规定为切入点

当前我国正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旨在将公民行为和社会活动纳入社会主义法治轨道，推进中国法治化进程。然而，中国律师的刑事辩护业务却发展迟缓，在刑事诉讼中越来越多的律师选择沉默。这固然与中国的许多现实因素有关，但缺乏对刑辩律师人身权利的保护则是其根本原因。本文从《刑法》第306条存在的缺陷出发，主张对第306条进行修改而不是简单的废除，探讨中国律师刑事豁免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针对《刑诉法》修正看辩护制的修改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中，对刑事诉讼活动中刑事辩护做了进一步修改，使其更加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切实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加强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制度其主要目的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受到强制措施和受到追诉时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1．《刑诉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被侦察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告、控告。受…     

律师制度建设不可误读“当事人主义”

笔者当年在国内上法学院时，听教授说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刑事辩护律师，你有一个当事人天天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你还要不要替他辩护？你仍然要替他辩护。因为他是你的当事人，而你是律师不是法官——你不能凭你的好恶判决他有没有罪。既然你是律师，你的职责就是维护他的利益，哪。旧他的行为作风让你极端厌恶。     

蹉跎岁月,不变的是对法律的忠诚和正义的坚守——内蒙古同声律师事务所主任卢云律师执业活动片段

正卢云,内蒙古自治区十佳律师,男,生于1954年8月,汉族,中共党员,内蒙古同声律师事务所创始人。现任:内蒙古同声律师事务所主任、首席合伙人、党支部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律师协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乌兰察布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乌兰察布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顾问,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在广泛的诉讼与非诉讼业务领域中均有涉猎和建树。主要业务领域:刑事辩护与商事诉讼、仲裁代理。在刑事辩护业务中,重点承办职务犯罪案件、涉黑案     

新刑诉法为刑事辩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2013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新刑诉法针对律师的辩护权及其它涉及刑事辩护的问题进行了修改,部分律师界反复呼吁和建议的问题在新刑诉法中得到了体现和落实,本;史修改为刑事辩护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但是在谨慎乐观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其所带来的不容忽视的挑战。     

新法新规

《律师法》:进一步保护律师执业权利为完善律师制度、规范律师执业行为、保障律师依法执业,修订后的律师法6月1日起施行。新修改的律师法针对律师在诉讼中的会见、阅卷、调查取证、辩护等权利专门作出了明确规定。     

浅析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保护问题

自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刑事诉讼制度日益向人权保障的角度倾斜。由此带来被告人权利保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这是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重大成果和进步标志。但应当注意的是,我国被告人权利保护制度仍存在以下问题:无罪推定原则并未从根本上确定、法官的中立性难以保证、强制措施的使用仍不够规范。结合国外的做法和国际标准,完善被告人权利保护制度应建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加强律师的辩护权、确立沉默权,同时应该在宪法方面加强对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即刑事被告人权利的宪法化问题。     

试论新刑诉法视野下新型检律关系的构建

本次刑诉法的修改,是我国推进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新刑诉法在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及特别程序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尤其是在律师辩护方面,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得以完善和强化。新刑诉法的实施,给检察机关的工作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给检察机关探索如何保障律师权利,构建新型检律关系带来契机。     

刑事证据制度的权力伦理成本

刑事证据是案件事实的载体。现代刑事证据制度体现了国家权力意志,而使其呈现权力本质以及伦理性需求的制度性特征。从国家权力伦理的视角看,刑事证据制度需注意国家权力伦理成本。     

对商业贿赂罪犯罪主体的法律探析

本文着重对商业贿赂罪的犯罪主体进行了探讨,对实践中较有争议的医生及足球裁判的身份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对如何解决商业贿赂罪的犯罪主体过窄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论我国公司犯罪刑罚体系的完善——以中美公司犯罪刑罚方法比较为视角

我国刑法对公司犯罪只规定了罚金刑一种刑罚方法,这种单一的刑罚配置不能对公司犯罪起到惩罚和教育作用。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公司犯罪刑罚体系的做法,通过完善罚金刑,增设多种附加刑的方式,对我国公司犯罪刑罚种类作出修改和完善。     

市场环境、商会介入与企业间合作——以反倾销应诉为例

本文以反倾销应诉为例,考察了在市场环境和商会介入下,企业间合作网络的形成及其变化情况。研究表明,企业的应诉决策相互影响,合作应诉网络的形成具有动态性;包括市场竞争、市场容量和市场结构、行业特性在内的市场环境变化将带来企业间合作应诉网络规模的变化;市场环境下的企业间合作应诉网络规模往往较小,而商会的介入能有效地扩展企业间合作应诉网络规模,商会也可视为反倾销中企业合作应诉的重要机制。     

论废除死刑的法律价值

我国的死刑制度历史悠久,改革现行死刑制度,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国死刑制度具有局限性,因此,废除死刑,构建合理的刑罚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公诉部门在刑事诉讼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不仅承担着追诉犯罪职能,还承担着对公安机关侦查部门、法院审判机关和检察院自侦部门的刑事诉讼监督职能。但是在执行此职能时,由于法律不完善、监督意识薄弱、监督能力不高等原因,监督中存在着种种问题。因此,要通过完善立法、培养公诉工作人员监督能力和监督意识,建立协调机制等手段来加以解决。     

论我国商标权的刑法保护

本文从刑事立法着手,探讨了对商标权犯罪中“同一商品”和服务商标能否成为侵犯商标权犯罪的犯罪对象的理解,明晰商标权犯罪对象,并从驰名商标的特殊刑事保护和反向假冒行为犯罪化处理两个角度提出完善商标权刑法保护的构想。     

我国律师职业的改革与发展研究

律师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律师制度是国家和社会民主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个法治的国家．不能没有律师,一个法治的社会,律师群体应当是一个受社会普遍尊重的群体、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大业,维护社会正义,需要律师的积极参与和推动,需要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选择律师职业、但是,我国目前的律师职业并非人们心目中理想化的律师职业．从事该职业的人不得不面对诸如律师社会形象不断下滑、执业环境日益恶化、律师享有的执业权利十分有限．执业风险不断加大等问题.为了实践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律师行业走出困境,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Criminal sentencing in 19th-century Pennsylvania

How law is interpreted and enforced at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moment reflects contemporary social concerns, attitudes and prejudic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nature of criminal sentencing in 19th-century Pennsylvania. It finds that juries systematically departed from presumptive sentences based on extralegal factors, such age, sex, nativity and occupation. Older criminals and convicts with higher status preconviction occupations received longer sentences; women and ethnic minorities received shorter sentences. Unlike 20th-century courts, 19th-century courts did not impose longer sentences on black criminals.     

Professional autonomy and the cost of legal aid

This paper considers whether lawyers, acting as agents, respondto financial incentives which are extraneous to their clients'requirements. We take as a case study lawyers performing legalaid work in England and Wales. An empirical model of legal aidexpenditure variations across areas in relation to changes inthe demand for conveyancing service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industry is estimated using dynamic panel data methods. Theresults may help to explain rising government legal aid expenditurein recent ye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