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下而上型环保NGO发展的特点及瓶颈探析

在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创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下,环境问题备受关注。环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与。自下而上型环保NGO作为公众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快速、健康地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实现。我国自下而上型环保NGO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壮大,在环境保护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制约其发展的不利因素不可忽视。一方面政府对环保组织的扶植、引导和监督是实现环保NGO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环保NGO自身的制度建设和作为也至关重要。     

中国NGO对政府的策略:一个初步考察

近年来,中国的NGO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正在形成一个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自治领域。作者关注的是,在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NGO如何利用种种的手段来尝试改变它们与国家的关系,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方向变化,进而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以及影响政府。本文从NGO自身的合法化、利用国家控制的资源以及影响政府决策三个不同的侧面分析它们对待政府的策略。结果发现,中国的NGO与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广泛的互动区域。     

NGO在中国——中国NGO对政府的策略：一个初步考察

近年来，中国的NGO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正在形成一个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自治领域。作者关注的是，在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NGO如何利用种种的手段来尝试改变它们与国家的关系，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方向变化，进而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以及影响政府。本文从NGO自身的合法化、利用国家控制的资源以及影响政府决策三个不同的侧面分析它们对待政府的策略。结果发现，中国的NGO与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广泛的互动区域。     

我国环境NGO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及其对策研究

生态环境问题是现阶段我国政府和公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除政府以外,我国的环境NGO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也已经登上社会的舞台,并在环境保护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对我国环境NGO发展中一些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加强法律政策环境的建设、推动环境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加强政府对NGO的辅导和支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环境NGO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三方博弈

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企业是否顺从环境规制不仅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还受环境NGO监管,是否顺从规制的决策是政府、环境NGO和企业三方博弈的结果。文章通过构建三方博弈模型,对三方在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进行均衡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罚金对企业的规制效果优于政府补贴,且高罚金和高补贴并存的制度会降低企业顺从规制的积极性;环境NGO的监督力度对政府检查概率有影响,但并不直接影响企业的顺从概率。因此,制定合理的惩罚与奖励机制、大力支持环境NGO的发展、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才能有效规制企业环境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国新生代NGO崛起——专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

由于中国目前缺乏制度化的渠道来保障NGO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在产生效果方面只能依靠精英式的个人和媒体。政府部门应该以一 种战略的眼光来看待政府与NGO的合作,吸引NGO 有规则有次序地参与政府决策     

草根青年环保组织的志愿者动员与管理研究——以温州绿眼睛环保组织为例

志愿者活动和志愿者在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很多非营利组织面临如何动员与管理志愿者的困境。以温州绿眼睛环保组织为例,通过研究草根青年环保组织是如何动员志愿者,在志愿者的管理中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以此为其他NGO组织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政府向NGO购买服务对慈善事业发展的影响

NGO的存在,对以中华慈善总会为主体的官方救助体系形成有利的补充。NGO自身的特质也决定其在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时更便捷、更专业。因此,在NGO行业中引入＂竞争＂的经济学概念,改变原先由政府全方位提供社会救助的模式,形成由政府主导、NGO参与、政府择优购买NGO提供服务这样的自由竞争市场,使得政府由原先＂制定者＂、＂实施者＂逐渐转变为＂主导者＂、＂购买者＂的角色,可以极大地调动NGO的积极性,激活市场动力,并且通过自发的市场调节,形成对有限行政资源配置的最佳效果,同时推动中国的慈善组织蓬勃发展,使社会救助事业取得跨越式进步。     

中国新生代NGO崛起——专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邓陶胜

由于中国目前缺乏制度化的渠道来保障NGO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在产生效果方面只能依靠精英式的个人和媒体，政府部门应该以一种战略的眼光来看待政府与NGO的合作，吸引NGO有规则有次序地参与政府决策。     

淮河流域环境污染治理的多重博弈与永续发展

该文探讨了政府、企业和环保NGO在淮河污染治理中的结构与作用力,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企业环保NGO之间多重博弈关系,发现污染治理陷入了"囚徒困境",并基于"永续发展"的环境理念,构建了三大行为主体环境污染治理的关系模型,以走出"囚徒困境"。     

论NGO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与政府互动时的角色定位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共危机更加严峻和频发。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往往少不了政府和NGO这两个角色,政府作为宏观管理者的角色不会改变,而N GO在此过程中应当从什么角度参与其中一直是研究重点。文章重点探讨了NGO与政府的关系和互动领域,从而为NGO提出明确定位,促进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与政府互动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环境问题中的NGO

NGO作为与市场和政府并列的第三支力量在环境保护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NGO在环境领域发挥作用的理论根源入手，分析了NGO在主要发达国家和我国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并预测了我国环境领域NGO发展的趋势。     

多元共治:对灾后社区重建中参与发展理论的反思——以“5·12”地震灾后社区重建中的新家园计划为例

发展NGO和社会工作机构作为主要民间力量积极参与灾后社区重建的过程,普遍强调参与式发展中的赋权理论与策略.但在实践中,这种策略却遇到了许多挑战.本文通过分析笔者持续三年参与的B社区重建实践,指出社区实际上处于迅速的灾后重建、城乡一体化以及社会管理改革的多元社会进程之中.各种力量对社区的多方面介入使得传统社区参与式发展理论难以应对.基于对社区重建中三种主要力量——地方政府、社区居民和发展NGO——的分析,本文提出转型时期的社区发展需要社区骨干、公民组织与国家权力和市场力量建构合作治理的关系,发展多元化的社区权力结构,真正形成对社区的有效赋权.同时这种赋权既不应该激化社区中官与民的对抗,也不应该使居民更依附于地方政府,形成新的内部殖民过程,而是能够推动官民合作,以创新方式解决社区问题,实现社区的多元共治.     

非政府组织发育与社会潜在冲突的化解

就目前中NGO的发展来看，主要存在两个比较严重的矛盾，就是非政府组织的政府性与非营利组织的营利性。这称为非政府组织健康发展的两大威胁，前者是指NGO依附于政府部门，获取政府的资金，遵从政府的指令；后者是指NGO通过举办实体等方式运作于市场、脱离了会员。它们的最终趋向目标分别是政府的公共组织与市场营利组织，都偏离了NGO的本质。     

非政府组织的经济效应:基于公共经济学视角的分析框架

目前非政府组织(NGO)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角度.事实上,NGO不仅具有明显的政治和社会功能,而且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NGO实质上代表了自愿供给公共产品的资源配置方式,它与家庭(个人)、企业、政府、国外等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总体上看,NGO的经济影响可以归结为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增长与稳定的影响.加强对NGO经济效应的研究,对于科学合理地制定有关公共政策,充分发挥NGO的经济社会功能,促进NGO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企业国际化经营策略研究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企业部加快国际经营的步伐,希望通过国际化经营趋利避害,分享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成果。但是,国际化经营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所采取的策略也不同。企业应根据所处的发展阶段,制订国际化经营的策略。     

环保NGO：苏南地区环境管理中不可忽视的环节

近年来．伴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逐步深化，苏南地区各级政府逐步加大了环境管理力度，这是令人振奋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苏南地区仍沿袭单一化政府主导型的环境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弊端很大。笔者认为，环境管理应是一个多主体的公共关系．市场机制调节、政府干预以及环保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环保NGO）参与，三个环节缺一不可。环保NGO参与是苏南地区管理目前缺失的环节．苏南地区相关各方面应采取积极措施，推动环保NGO参与环境管理。本文就环保NGO参与苏南地区环境管理的相关问题试加以分析。     

政府和NGO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管理中的角色定位

随着邯郸作为区域经济中心地位的凸显和区域经济发展,邯郸市及其周边县内的NGO（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已经不可或缺。建立一个完善的、全面整合的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管理系统,充分发挥NGO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首先必须正确对两者在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中的地位和角色进行准确定位。也只有明确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和NGO＂拾遗补阙＂的作用,才能有效整合政府和NGO的资源和力量,共同应对社会危机。     

企业国际化经营策略研究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企业都加快国际经营的步伐,希望通过国际化经营趋利避害,分享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成果.但是,国际化经营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所采取的策略也不同.企业应根据所处的发展阶段,制订国际化经营的策略.     

NGO媒体策略与空间拓展——以绿色和平建构“金光集团云南毁林”议题为个案

本文通过深描“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建构“金光集团云南毁林”议题的过程,观察一个NGO组织(非政府组织)如何通过严谨而富有弹性的媒体策略设计,根据政治结构与媒体格局的空间,建构出一个有制度意味的议题,并且在议题过程中获得媒体近用权,掌握媒体框架,最终改变了议题的走向,实现了NGO对企业与政府的监督。本文说明如果一个NGO组织更加了解中国的媒体格局,并以专业的方式操作议题过程,媒体将可能成为它重要的政治资源,从而增强它的合法性并扩展它的运作空间。而通过个案,本文也呈现了中国媒体在报道NGO议题中的逻辑,以及NGO与国家互动模式的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