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外交内涵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SSCI

九一一事件以及布什政府在中东地区开展的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动引发了欧美学者对公共外交缺位及其复位后能否奏效的深层动因的考察,并由此带动了学术界对全球化时代新公共外交的研究热潮。与传统公共外交相比,新公共外交的"新"主要体现在:强调行为主体多元化,并且更多聚焦非政府行为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和职能;关注以Web2.0为代表的社会媒体活跃所引发的海量信息生成及其为公共外交专业工作人员带来的严峻挑战;强调公共外交与国内公共事务相一致原则,淡化传统公共外交信息传递"内外有别"的传统套路;关注对公共外交实施效果的考察,其中,公共外交的目标能否与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相一致,公共外交的主管部门在官僚机构中的角色定位成为关乎公共外交成败的核心要素。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势必在全球新公共外交的宏观语境下进行,为此,作者挖掘新公共外交的内涵,透视其发展态势,以期为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提供更多的发展思路。     

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宗教复兴和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使媒体和学界对国际关系中宗教作用的看法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颠覆性"常常被用来形容宗教对当前国际关系的挑战。宗教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虽然日益显著,但其作为各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中的次要因素,既无法撼动国家在当前国际体制中"制定规则"的支配地位,也难以作为"重建"国际关系学的要素。作者最后讨论了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对中国的影响、宗教作为中国国际形象建构因素以及中国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资源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全球化、社会变化与中国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中,社会变化或者社会问题的影响问题一直受到忽视。作者强调了外交政策中社会变化问题的重要性,试图提出而非回答一些问题。中国卷入全球化已经带来了基本的社会变化。在过去20多年中,全球化不仅改变了中国经济而且影响了中国社会。尽管如此,中国整体的外交政策仍然由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为中心的日程所主导,尚未有效地回应来自全球化的社会挑战。作者还就一系列问题(如中国到底如何形成系统的全球治理主张、如何保护全球化下的中国社会、如何调整中国的国际道义外交等)提出了一些看法。     

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为背景,从公共产品理论出发,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重点环节是促进区域及区域间合作,因而需要有关国家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特别是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以契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需要。在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或无法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只服务于特定区域或跨区域,其成本又是由区域内或区域间国家共同分担的安排、机制或制度称为"区域性或区域间公共产品"。"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整体平台,在该平台下的诸多跨国活动具有区域性或区域间公共产品属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逐渐形成了区域性或区域间公共产品供应的新格局。中国通过主导"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公共产品的提供,可改善因美日欧经济停滞所导致的公共产品供应能力的不足,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节点的合作体系网。     

领导人人格特点与中国外交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为探寻中国外交研究的新视角,作者将政治心理学中的人格类型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相结合,以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格特点为例,探讨中国领导人的人格特点差异与新中国外交变化和转型的关系,分析人格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结合的可能性和意义。结论表明,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来说,人格类型理论为中国外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工具,为中国外交研究提供了进行比较研究的国际视野,克服其他理论视角对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一些盲点,更好地解释新中国历史上中国对时代主题、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对主要大国政策以及对地区政策调整和变化的动因,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中国特色。将人格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相结合也适应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的趋势,有助于为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贡献中国元素和中国经验,发展一种超越西方外交实践的更为广泛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作者在结论部分提出一种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综合性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将领导人作为研究核心,同时也不忽视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     

论公共外交的安全利益导向——基于对美国公共外交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现阶段存在把公共外交向文化外交方向牵引的趋势,公共外交实践中同样更加偏重文化领域,以至于无法明确区别公共外交与文化外交等其他非传统形式的外交。公共外交最早发轫于美国,对美国公共外交的研究是准确认知公共外交的基础。作者以美国官方资料为文本分析对象,以具体的公共外交实践检验公共外交理念,试图找出公共外交的本质特征。研究发现,公共外交之所以确立并演变为美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于它与其他外交形式不同,有着明显、直接的安全利益导向;以各种手段影响外国公众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减少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外部威胁,是美国公共外交的基本内涵。作者由此认为,中国公共外交不应偏离安全利益导向,应把重心放在化解中国崛起的困境上。     

公共外交的“高政治”探讨:权力运用与利益维护北大核心CSSCISSCI

公共外交的政治实质是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因此公共外交不只属于文化和传播学范畴,更属于国际政治学范畴。公共外交是国家运用特殊权力手段,服务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外交行为。作者分析了公共外交运用权力的方式,指出公共外交发挥其社会接触功能、适应相互依赖的新安全环境、丰富国家开展传统安全竞争的手段、巩固重要安全关系、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维护国内政治安全等方面的政策功能,阐释了公共外交在国家海外利益扩展和保护、应对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和文化摩擦、推动全球治理等方面的特殊作用。从公共外交的政治基理出发,中国外交应当从多个方面推动外交的整体转型,其中包括对外国社会的有效接触、外交工作的价值观支撑、外交政策的政治传播分析和话语权掌控、外交博弈中的对内社会动员等,加快提升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国际经济合作等重大问题上的公共外交水平。     

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外交

二战以后,随着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发展、经济在外交中的作用更为突出,经济成为外交决策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要考虑本国的经济利益、经济实力,同时把资本、商品、劳务输出、国际核算和外汇关系等作为外交手段。经济是外交的基础。     

雁型安全模式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呈现出"雁型安全模式"特点,这是自冷战以来美国亚太战略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这种模式中,领头雁是美国,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关系。第四梯队主要以地区为平台,呈现出网络化发展的趋势,它是美国塑造亚洲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美国"雁型安全模式"最主要的目标在于制衡中国,该战略也适应了地区内的多种安全需求。破解美国的"雁行安全模式"则需要根据中国的安全需求和周边国家安全需求的层次性、阶段性等具体情况来制定。中国沿边省份与邻近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相似,安全需求类似,按人均收入衡量从东到西呈现出阶梯性变化。中国可以把本国相关发展区域作为跨国安全合作的单位,与临近国家进行安全合作,逐步超越美国的"雁行安全模式"。以多个地区为中心的周边外交应是中国未来的一项战略性选择。     

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北大核心CSSCISSCI

面对国际政治的转型以及跨国公共问题的挑战,中国在外交观念与实践领域正在发生悄悄的革命。文中的中国外交新思维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中逐步形成的主张在多边制度安排基础上处理全球与地区公共问题的理念。中国新外交则是指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所进行的一系列外交实践。中国新外交的结果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一个“自由中国”的出现,“自由中国”表现在:中国对主权的新理解与调整,中国独特的多边制度治理结构,社会性因素在外交中地位的上升以及因为参与多边制度而带来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制度化与社会化。“自由中国”的兴起,将对未来东亚国际治理乃至世界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     

试论现代外交的民主化趋势北大核心CSSCISSCI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现代外交就具有强烈的精英外交倾向,外交事务高度敏感,广大民众很少有机会介入外交领域。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交公开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外交民主化也成为当今外交发展的方向。从外交民主化的趋势来看,全球化时代的外交转型日益成为各国外交面临的重要课题。从外交民主化的维度来看,现代外交将走向由职业外交与非职业外交协调合作的新形态。     

中国外交分权体系下的议会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议会外交的兴起打破了由行政机关垄断外交权力的结构,创造了一种对外交往的新范式。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进行的国际交往也属于议会外交的范畴,但与西方"三权分立"体制下的制衡式的议会外交有显著差异。对于中国议会外交的研究,应将其放置在外交分权体系之中,侧重对于总体外交下全国人大的外交地位的研究,并总结中国议会外交的策略与方式。具体而言,中国的外交分权体系表现为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相结合的"外交双重权力格局"。议会外交既是最高国家权力的直接运行,也是执政党领导下的总体外交的重要环节。在全国人大内部的职责分工上,"一院双层"的宪制构造使得议会外交的职能集中于常委会层面,并且建立了制度化的内外分工协作机制。在开展议会外交过程中,全国人大逐步明确了议会外交的目标,采取了灵活多样的策略方式,以服务于总体外交、促进经济发展并提升人大自身工作。现有外交分权体系确定了议会外交的制度空间,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则为规范外交分权体系、廓清议会外交的权力边界提供了制度契机。     

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崛起在对外关系上主要依靠联盟外交,如英、法、德等国家在欧洲的"合纵连横",日本的"与强者为伍"战略,二战后美国对北约和亚太联盟体系的经营,冷战后俄罗斯对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依赖等。受制于自身独特的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地缘环境,中国缺乏历史上大国崛起所拥有的"后院",中国的战略文化也排斥"势力范围"和"联盟政治"思想。作者从中国的时代需要出发,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四大外交战略——大国协调战略、区域整合战略、政治联合战略和国际危机管理战略均难以满足中国的安全需要,中国应在联盟外交与伙伴外交之外探索"第三条道路"——准联盟外交。实施这种"联而不盟"的特殊外交类型需具备四个条件:竞争性政治集团、动态性权力关系、严重性安全威胁和"统合性"战略文化。在新时期国际"多元格局"下,中国应尝试开展灵活务实、相互联动的"三环准联盟外交"——多边组织型、新兴合作型与传统友好型,它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运筹与美国、欧洲大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关系的战略支点。     

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北大核心CSSCISSCI

伙伴关系是国际行为体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独立自主的国际合作关系。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拓展国际影响的需要,中国构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通过双边关系改善带动全球战略拓展的伙伴关系战略。自1993年与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的伙伴关系战略历经探索和实践,合作的全面性与战略性不断深化。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同世界上67个国家、5个地区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在全球、地区、双边和国家层面上均取得积极成效,既为中国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但中国的伙伴关系战略仍有亟待完善之处,存在着地位不清晰、成效不确定和层次不分明等问题。据此,作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优化中国伙伴关系战略,将伙伴关系战略打造成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支撑,建立伙伴关系战略与自由贸易区战略、"一带一路"战略、二十国集团战略等的联动机制,完善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合作深化机制与矛盾解决机制,推动伙伴关系战略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运用。     

非传统外交：外交社会化及其后果北大核心CSSCISSCI

外交是一种古老的政治工具,自从有了国家,就建立了外交制度。自18世纪以来,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共同努力下,由职业外交官垄断外交事务成为传统外交的主导范式。然而,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社会因素的崛起,外交社会化成为20世纪以来世界外交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国内外学术界对外交社会化也做出了各种回应。根据它们对外交转型的态度划分,形成了传统学派、新生学派和改良学派三个学派。不过,所有对外交社会化的解释均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过于关注某一力量中心对外交社会化的中观和微观影响,缺乏对宏观和系统外交转型的研究。如果将多种社会力量的外交参与综合起来,就会发现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外交的非传统外交,如何统筹协调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将成为各国外交面临的重要任务。置身于世界外交社会化的大潮中,中国应积极进行顶层设计,建设传统外交与非传统外交比翼齐飞的总体外交格局。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3年以来,美国官方开始逐渐接受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因此,尽快提出符合中国利益、又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新型大国关系具体实践路径就成为中国学术界面临的重要任务。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中美首脑会晤中提出的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三个内涵,可以作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条路径的起点。"不对抗、不冲突"是低层目标,在这一层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有相当基础,提升关系的路径是维护和加强中美现存的战略性相互依存关系;"相互尊重"是中层目标,即中美两国彼此尊重对方的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实现路径是寻求双方都可接受的中间点,逐步推进,增加信心,但不奢求建立高水平信任;"合作共赢"是高层目标,应设定在中美合作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上,实现路径可以是两国共同维护、改革和建设国际制度。综合来看,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核心是"冷静管理双边、建设国际制度"。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近中期看,需要依靠现实主义对中美双边关系的清醒认识、现实心态与精心管控;从中长期看,则需要两国超越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束缚。     

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北大核心CSSCISSCI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面临着严峻挑战。对于中国来说,针对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快速崛起产生的疑惧和担忧,要积极开展对周边国家的增信释疑工作;针对美国亚太政策中对中国的制衡加深,要积极实施对美制度均势外交;针对中国与部分邻国的海洋领土争端升温,要开展全方位的维权外交;针对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突发事件频现,要强化危机管控措施;针对邻国剧烈政治转型和政局变动给中国带来的政治安全挑战,要进一步完善国内改革;针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东盟等积极提出各自的多边制度倡议,要积极提出中国自身的亚洲区域多边制度构想。中国周边外交亟须在应对周边安全挑战的基础上,构建面向未来十年的"大周边外交战略",具体包括:树立"大周边"外交理念;构建应对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四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统筹中国周边外交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南太平洋"六大板块"联动;整合"海上突破"、"积极西进"、"立足国内"和"外围拓展"四种周边外交思路。     

复杂系统思维的整体观与中国外交战略规划北大核心CSSCISSCI

一引言 复杂系统思维是20世纪30—40年代形成的系统思维的深化与发展。复杂系统思维强调认识对象的复杂性、整体性、相关性、联系性和互动性,主张从系统全局的角度认识和把握问题。它超越了过分注重细节与局部的认识局限,其核心就是整体观。系统的整体观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三点：     

金融外交在中国的兴起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在全球化时代日益深度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国越来越需要通过政府外交手段来保障自身的金融利益和金融安全,于是金融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形态逐渐在中国兴起。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国际金融外交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在全球层次上,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并主张改革既有国际金融体系;在区域层次上,中国大力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以构建东亚区域金融秩序;在双边层次上,中国通过与部分友好国家和关键国家加强双边货币互换和推进本币结算来减少美元依赖、增强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在危机之后,中国的金融外交体现出一些新特点:在目标上,体现出改革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以欧洲和欧元为次中心的既有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抱负;在手段上,主要通过多边和双边的制度化平台来表达中国立场;在对象上,中国金融外交着眼于新兴国家和周边国家;而在执行主体上,中国逐渐加强金融外交的国内制度基础,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金融外交决策体系,从而保障了金融外交的执行。金融外交构成了中国外交过去四年来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领域。     

中国对德国公共外交成效、问题与建议

中国对德公共外交能增进德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深化中德对话与合作机制,促使德国公众摒弃对华负面认知,确立对华正面积极的认知,进一步促进中德关系的发展。尽管对德国开展的公共外交取得了一定成绩,同时也面临着挑战,制约了中国对德公共外交的成效。中德双方的认知目前还存在很大不对等性,德国民众对中国认知还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中国面临着挑战。为了促进德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大力开展对德公共外交很有必要,我们要加强有针对性地对德公共外交的措施,这样也能满足德国了解中国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