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村“两委矛盾”及其解决路径

村民自治是在中国农村推行的一种社区制度,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的组织载体,村民可通过村委会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村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设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的工作核心."村支两委"是两个性质、功能及权力来源均不相同的农村组织,共存于一个社区,必然会产生各种矛盾与冲突.而通过加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确立村民代表会议在村庄治理中的权威地位,是解决"两委矛盾"的路径选择.     

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民自治的困境及破解

"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对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村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我国村民自治整体水平不高、整体绩效欠佳,村民自治组织作为村民自治运作和实现的主要"组织平台",由于受到"过度行政化"、"两委"关系摩擦、财务困难、管理幅度过大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在承担村级治理之责时往往表现得"力不从心",与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实现对村民自治的应然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其积极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实践创新。     

完善村民自治的十条对策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村庄基层民主实践和制度形式在我国已经推行了20多年。根据调研,可以就我国村庄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状况作如下总体判断:村民选举和自治制度作为一种民主制度形式导入到乡村社会的过程已经基本完成;村民自治实践已经进入了一个健全选举规范、深化自治内涵的新阶段;我国村民自治实践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尚存许多问题,主要为制度框架问题和具体运作问题两大类。前者表现在目前涉及农村治理和村庄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制度,没有真正把村民作为自治的主体,严重挤压了村民自治的空间。后者涉及到在具体操作过程…     

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及条件——一个多案例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批懂经营、善管理的经济精英参与村庄治理,发挥示范、引领与带动作用,很多地方形成"富人治村"的乡村治理模式。本文采用多案例分析揭示经济精英参与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及条件。经济精英由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机驱使采取体制内或体制外参与方式影响乡村治理绩效,其效果依赖于主体素质、村民自治制度及信任关系等条件。本研究可以拓展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的理论研究,并为促进经济精英积极参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有效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民主化村级治理的两种类——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强制实施的一项制度。依据村民自治制度实施场域的村庄状况的不同，这一制度安排的实践后果会有不同。本文试图依据村集体掌握经济资源的多少，将作为强制实施的村民自治制度实践后果的民主化村级治理，区分为动员型村级治理和分配型村级治理。这两种村级治理类型由于村集体经济资源多少的不同，而在具体表现中具有相当的不同。     

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基于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的调查

伴随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民主选举已成为村民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村庄治理的重要途径。然而,受乡村利益关系及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少地方的村庄选举中出现了村干部共谋行为。本文以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为例,对村干部选举共谋事件中的宗族关系、权力制衡与乡镇政府行为做了分析。研究发现,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对村庄民主发展和村庄治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包括堵塞年轻精英进入村庄治理的渠道,削弱自治组织的治理权威,恶化村庄治理的整体环境。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的产生是传统与现代、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对内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对外则具有相当的排斥性,虽产生于选举过程,却作用于村庄治理的长期实践,必须加以重视。从根本上说,遏制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需要从内外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增强乡村社会自身的制衡能力,发展壮大村民自组织,以有组织的村民群体牵制少数几个村干部的联合行动;二是要增强外部权威的依法监督和干预,提高违法成本。     

村庄民主与治理有效：集体经济实力如何影响村民自治

集体经济实力与村民自治效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集体经济资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8年数据,利用多层回归模型与工具变量法,本文从民主自治的过程维度与有效自治的结果维度实证考察集体经济实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效应及约束条件。结果发现,第一,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具有显著的民主增进效应,利益关联强化有利于提高村民选举参与率,尤其是中低社会阶层的选举参与率。第二,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并不必然推动村庄有效自治,集体经济的治理效能还受到村庄社会关联度的调节,即在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中,才能更好地发挥集体经济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动员作用,推动集体行动达成与村庄治理有效。     

村庄权力研究：回顾与前瞻

本文对村庄权力研究进行了回顾性梳理和前瞻性讨论，认为20世纪的村庄权力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即国家政权内卷化背景下的村庄权力、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庄权力以及“乡政村治”背景下的村庄权力。不同时期村庄权力的特点和运行机制是不同的。既有的关于村庄权力的研究大都是在国家／社会的二元框架下展开的，也有学者试图进入村庄内部进行村庄权力结构分析。在今后的村庄权力研究中，应该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将村级组织作为研究对象，并且要正确认识“乡政村治”背景下村民自治组织的权力。     

中国农村村庄治理方式的发展趋势

本文从经济与政治关联的特定视角分析了中国农村村庄治理方式的发展趋向。指出中国农村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是特定经济背景下的产物,随着农村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和迅速变迁,村民自治模式将日益呈现多样化趋势,并有可能最终突破村民自治框架,实现村庄治理方式的转换。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思路。     

乡村治理制度的伦理思考——基于江苏省徐州市JN村的田野调查

在当前乡村治理实践中,无论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正式制度,还是以"德治"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都没有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现"德治"与"法治"的相互统一,从而造成法律难以有效回应村民诉求、村规民约无法真正体现乡村实践、村庄宗教沦为封建迷信外衣、小亲族势力不受村庄控制等一系列困境。类似问题的解决,必须充分借助村民自治实践,坚持法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德治对村庄的价值引领,不断促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融合。村民只有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下,自觉遵守法治制度,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才能够推动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保障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内生性与外生性的联动——乡村治理从疏离走向融合的路径选择

在"政权悬浮"的传统乡村社会逐渐消亡的情况下,新的"制度嵌入"没有完全形成和稳固现代化社会资本,导致乡村治理受到掣肘——乡村治理的主体与场域、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等的疏离化。随着国家权力的上移及政治现代化的诉求,以新型乡贤精英、乡规民约和乡村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内生性力量在乡村治理中重获发展空间,此时要整合村民自治制度、法治规范及基层自治组织等外生性力量,融入到现代乡村内生性力量的培育和形成过程,打破"制度嵌入"对内生性力量形成的障碍,形成"内外联动",引导乡村内生性与外生性力量真正融合,提高乡村治理效果。     

村民自治研究40年:理论视角与发展趋向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三大创造之一,村民自治在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诸领域取得了巨大成效,吸引学者展开了广泛研究。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战略中,面向乡村"治理有效",本文基于跨学科、多领域、多角度研究,选取自主、自治、民主、治理四个视角对村民自治40年的实践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文章认为,经历了实践创新、理论更新和各方争议的村民自治,其内涵可进一步概括、提升为:村民自治即是乡村社会基于自治传统,在自主的条件下,以民主为保障,达到善治。在部署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治理有效"的村民自治,是村民自治实践创新的要求,是村民自治理论研究的归宿,又是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和理论提升的趋向。     

农民合作组织视角下的村庄治理

农民合作组织在村庄事务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将其作为村庄社会的内源性主体而分析,认为农民合作组织对村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主要体现在治理主体、治理基础和方式以及治理绩效等几个方面。然而,农民合作组织参与村庄治理仍面临着主体能力不足、多方不信任等一些约束条件,为此,作者提出应明确农民合作组织的功能与定位、增强其主体能力以及构建合作组织和农民之间的信任机制等建议。     

农村“空心化”与社区建设困境——基于湖北省双河村的个案调查

近年来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就业,造成了农村的"空心化"。通过对湖北东北部一典型农村深入调查,发现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农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主体意识弱化、传统乡村秩序被打破、村民自治缺乏主体力量、村庄关联度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这给农村发展与社区治理带来诸多困境。城市融入的重重制度障碍,使得大部分农民工并不能真正融入城市,最终一部分高龄农民工仍要回到农村。村庄精英的流失造成农村发展的困境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村庄精英：村庄权力结构的中介地位

村庄精英在村庄权力结构中，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体制内精英即通常所说的村干部，体制外精英指村庄的宗族精英、帮派势力、宗教精英和经济乡绅。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之间，村庄精英整体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特指乡镇政府)和普通村民之间产生博弈。     

村民自治、宗族博弈与村庄选举困局——一个湘南村庄选举失败的实践逻辑

宗族是村庄政治生活函数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在农村场域中,宗族依然扮演着农村社会自我运行中的重要角色,并显示着其强大的影响力。本文选取了湘南一个村庄中两个势均力敌的异姓宗族,分析他们在村民选举中的博弈行为。通过个案研究可以显见,在双方或几方宗族势力相当的情况下,如果村民们只是各自投自己一方的选票,进行非合作博弈,其结果只会是选举失败,而导致这种状况的深层次原因包括宗族非理性的认同、宗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农村社会的面子观等。缓和或者消解这种宗族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发挥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采取的措施应该是"疏",而不是"堵"。     

新时期村庄“协同治理”模式特征与价值分析——基于河南省G县H村村民理事会的考察

受到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不同时期农村治理有其显明特色。文章通过对河南省G县H村村民理事会运行机制进行分析,提炼出"协同治理"的模式,该模式是基层政权悬浮和村级自治能力弱化的产物;是应后税费时期乡村发展困境、乡村关系转变而产生的。"协同治理"模式通过多元主体的责任共担、协同治理,分流行政与自治,实现治理对服务的强力支撑,推动村庄公共事务的统筹治理,从而有效降低村庄治理成本,改善村庄社会关联,拓展乡村治理空间,实现村庄治理的有效创新。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民自治问题研究

村民自治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根基,目前村民自治存在自治意识不强、自治体系不健全、参与村庄建设的内源动力不足以及村民自治管理措施不到位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对我国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从加强村民自治主体意识、改善村民自治机制、优化乡村治理制度、构建自治管理保障体系等方面增强主体自治效能,使村民自治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提升乡村治理效果。     

大村庄制与就地内生城镇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研究

"大村庄制"农村社区建制的推行,使得离散型多村庄转向同质型自治共同体,在实现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政府财政成本、实现农村集体资产集约利用方面具有突出优势。但现实中多村庄的撤并不彻底,就地内生农村城镇化动力不足。厘清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分析"合村并居场域"和"资产统合场域"两个子场域内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行为,由此提出"大村庄制"模式下农村社区复合治理建设新路径。     

村委会选举的村庄治理本位:从户内委托辩难走向选举权利祛魅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前后对户内委托制度正当性的争议,表明实现村民选举权利无法作为村委会选举制度的根本目标。本文由此质疑村委会选举制度所内涵的"选举权利中心论",重新理解村委会选举制度的诞生及法制化进程,将保持村庄共同体、改善村庄治理恢复为该制度的根本目标。选举权利中心既不可信,也不足取,村委会选举制度对选举权利的执念应予去除,村庄治理本位自当确立。本文的主旨在于,将治理逻辑重新置于理解村委会选举和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