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投入门槛、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创新能力——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本文梳理了研发投入在FDI影响东道国创新能力中作用的传导机制,并基于2002-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门槛模型考察了FDI影响中国创新能力的研发资金投入门槛效应和研发劳动投入门槛效应。研究表明FDI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有明显的研发资金投入双门槛效应和研发劳动投入双门槛效应:在低研发资金投入和低研发劳动投入省份,FDI对创新能力有负向影响;在中等研发资金投入和中等研发劳动投入省份,FDI对创新能力有较小的正向影响;在高研发资金投入和高研发劳动投入省份,FDI会显著促进创新能力的提高。     

反倾销保护实施的福利与贸易效应分析

随着反倾销逐渐演变为贸易保护主义进行贸易报复的工具,许多国家实施反倾销逐渐倾向于对本国产业的保护,而忽略了由于贸易保护带来的国家整体福利的损失。通过对反倾销保护实施的实际功效的研究,可以使反倾销的实施方正视国家整体福利的盈亏,在保护本国产业的同时更加注意到国内消费者的福利。     

企业数字化转型、知识产权保护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阐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并以2011—2021年沪深服务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同时,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调节这种呈“U”型非线性特征的促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本文为我国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建设时空分异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科学提升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     

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移途径选择及发展中国家福利分析

本文将直接投资和出口两种技术溢出途径分别引入成本节约型创新模型中,探讨了当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发生变化时,发达国家的创新企业如何在两种技术溢出途径中进行选择,进而对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福利水平等产生怎样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创新能力的研发投入门槛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选用2002年~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了以研发资本投入为门槛和以研发劳动投入为门槛的数据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在不同研发投入水平上对东道国创新能力的影响大小的门槛效应。研究得出,FDI在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上分别有着研发资本投入的双门槛效应以及研发劳动投入的双门槛效应。     

国际专有技术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专有技术的秘密性是该技术商业价值的重要基础和交易前提,因而,在国际专有技术贸易中,保密问题经常成为交易成败的关键。本文在分析专有技术特质的基础上,探讨了专有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特殊方式,以及国际专有技术贸易中交易双方如何在保密问题上建立互信等问题。文章还从宏观的角度,评述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     

知识产权保护、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

随着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减少研发信息的外部性,降低信息不对称给企业研发带来的消极影响。文章以1 795家A股上市企业2016—2020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选取托宾Q值作为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作为分组变量进行实证研究。最后,基于研究结果,从企业外部、企业内部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优惠贸易安排的福利效应分析

贸易理论通常认为优惠贸易安排的典型形式———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 ,要么是负的 ,要么是不确定的。本文的分析表明 ,关税同盟可以是福利增进性型的。因而 ,关税同盟与贸易自由化不是必然对立的。     

中国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竞争效应及福利影响

随着我国与其他周边各国建立的自贸协定越来越多,国际贸易化程度不断深入,这不仅有效推动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也给我国民众带来众多价廉、质优的产品,不仅强化了国内企业的竞争效应以及国际竞争效应,同时也给企业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中国为全面推动自由贸易进程以及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重点探讨的是我国实施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福利影响以及竞争效应,建议通过采取多种方式进一步强化我国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竞争效应,并提升我国的福利影响水平。     

知识产权保护与我国利用外资的相关性分析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备受关注。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不仅影响一国利用外资的流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利用外资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外商直接投资形式及进行技术转让的程度。文章在对相关理论回顾的基础上,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     

知识产权保护与自由贸易的冲突与协调

知识产权保护与自由贸易的冲突由来已久,TRIPS协议实施后,更引发了国家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贸易及其他利益方面的多种冲突,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加强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协调,我国也应采取相应对策以减少知识产权冲突,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积极作用。     

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理论最新进展及启示

在新增长理论的框架下,经济学家已注意到一个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于创新和增长的重要性.在开放条件下,由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创新都首先发生在北方国家,然后再向南方国家扩散,南北贸易中南方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世界福利水平以及创新率和增长率都有着重要影响.本文评述这一领域的最新文献,并总结出对我国的启示.     

TRIPS协定下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实际保护强度

基于GP和HL方法,我们提出改进方法探究了1995-2007年中国知识产权名义保护水平和实际保护强度。研究发现:(1)GP方法测算的1995-2007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显著地提高,体现出TRIPS协定约束下中国不断完善立法,已达到较高的名义保护水平。(2)HL方法修正后的保护水平明显地低于GP方法下保护水平,揭示出中国社会法制化程度和法律体系完备程度发展相对滞后。(3)经济发展水平、法治水平和知识产权执法水平是影响中国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强度的重要因素。据此,本文改进方法测算的中国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强度呈阶段式提高。相比来看,GP方法测算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偏高,而HL方法修正后的保护水平偏低;中国知识产权名义保护水平很大程度上是受立法程度的影响,而实际保护强度主要体现了执法力度的成效。本文建议通过法治教育与培训来改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意识,增强民间行业协会自律约束机制,细化各执法机构的执行职能,加强司法审查,以期强化知识产权执法力度。     

外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关系中的国别差异

外国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采用引力模型,对14个主要投资国1984年至2004年对华投资与双边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总体上促进了贸易的增长,但是各国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却有着明显差异。日本、美国、韩国、德国、我国台湾地区和我国香港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是贸易促进型的,我国澳门地区、马来西亚、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荷兰、英国和新加坡的外国直接投资是贸易替代型的。     

双向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出口动态

本文将产品质量引入多产品企业模型,构建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出口动态的微观机制。理论分析发现,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促进本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并促进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总量增加;国外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质量选择效应导致本国出口产品质量被动提升,进而降低本国企业出口总量,加速低质量产品退出。通过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会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产品种类增加,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对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影响不显著,但是会加速企业旧产品退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存在创新激励效应,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存在明显的质量选择效应。异质性考察发现,与总体回归相比,当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强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增加;而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弱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     

知识产权与贸易相关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知识产权不仅推进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体现着一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与贸易关系密切,实证分析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结论为进一步的政策建议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我国在WTO体制框架内自觉贯彻《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提供了理论背景。     

专利保护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实证数据分析了我国专利保护对FDI的投资规模、产业结构、投资模式、进入方式等方面的影响,说明专利保护状况不仅是吸引外资流入的重要法律保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手段。     

我国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纠纷的特点、原因和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已进入涉外知识产权纠纷高发期,这成为制约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瓶颈因素。文章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纠纷的特点,并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原因,提出了政府宏观层面和企业微观层面化解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的对策。     

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新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开放提高了投资效率,从而带动了经济增长。本文在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采用贸易开放度内生化技术进步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开放度对投资效率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贸易开放度通过提高投资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这种促进作用的变动趋势是呈倒"U"形的,即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扩大这种促进作用先增强后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