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对云南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制度变迁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把制度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将制度变迁效应从索洛余值中分离出来,分析制度变迁对云南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根据实证分析,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总影响为:在把制度变量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率从3.9125%下降到2.3045%,技术进步率下降的部分为1.608%。或者把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总影响看作是:在把制度变量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1.85%下降到24.65%,下降部分为17.2%。     

发展中大国的制度变迁:特征和机理

与“小国”相比,发展中大国制度变迁突出政府主导作用,变迁过程具有长期性、渐进性的特点,制度变迁任务具有多重性、复杂性的特征,制度变迁的核心要义在于在于构建加快技术进步的制度环境.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的内生变量,具有较强的内在关联性,两者相互黏附,螺旋上升,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     

关于后发展区域经济制度变迂问题的理论探讨

制度变迁是后发展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因素；由技术模仿创新所决定的制度移植变迁是后发展区域制度变迁的主要形式；后发展区域制度移植变迁后发优势的发挥要以被移植的正式规则与本土的非正式约束相兼容为前提条件。     

制度变迁与省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

在决定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从制度安排、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我国省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进行制度分析,说明要缩小省区经济增长差距,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致力于制度创新,推动经济的市场化进程。     

论制度创新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

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未来的总体竞争力。目前民营经济的发展还受到诸多制度因素的约束,包括行业准入制度、税费征收制度、融资制度和产权保护制度等。经济的发展正是在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坚持制度创新,逐步消除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才能使民营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     

西部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本文是以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依据，分析得出西部经济增长与增长模型的悖论，认为西部经济增长应引入制度因素，重点分析在西部地区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西部地方政府制度变迁缓慢的原因。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了在增长模型中加入内生制度变量的局限性,然后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出发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构造了一个包含外生制度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自该模型中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之下,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和制度变迁率之和.另外本文对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比较,并按照技术进步分类方法对制度变迁分类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黑龙江省民营经济现状及发展创新对策思考

民营经济是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发展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发展状况将直接影响到全省经济未来的总体竞争力.目前,民营经济的发展还受到诸多制度因素的约束,包括行业准入制度、税费征收制度、融资制度和产权保护制度等.经济的发展正是在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坚持制度创新,逐步消除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才能使民营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     

FDI与区域经济制度变迁的相关性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directinvest ,简称FDI)与制度变迁之间存在良性的互动关系。FDI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平衡是导致我国区域制度变迁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我国区域制度变迁的非均衡发展 ,又进一步加深了FDI区位分布上的非均衡。中西部地区只有通过制度创新 ,改善投资环境 ,吸引FDI ,进而以FDI带动制度变迁 ,才能摆脱制度变迁滞后与FDI流失的困境 ,实现制度变迁与FDI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制度变迁、二元经济转型与我国经济增长：一种回归分析与因果推导

从总体上讲,我国近些年来的经济增长应是制度转轨、对外开放与二元经济转型等因素相互作用与协同发展的结果;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制度——经济增长论与二元经济发展论可以同时成立;不过,从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总量贡献上看,二元经济转型的贡献要远大于其他因素。这也即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享受了渐进式的制度变迁的好处,而且也享受到了转轨的“后发优势”。当然,从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展趋势与作用的空间性上看,制约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经济因素将会从以往的经济制度瓶颈转向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上。     

青藏铁路对西藏人口发展的影响和对策研究

青藏铁路的开通将使西藏的流动人口迅速增加,特别是旅游人口将成倍增加;同时,人口收入和人口素质也将大幅提高,对人口分布、就业及城市化也将产生积极影响.政府应抓住机遇,修订若干人口发展的评估指标,增加对西藏人口发展的政府专项投入,建立西藏人口发展援助基金制度,启动内地帮助西藏做好人口工作的实施方案,促进西藏人口发展.     

试论中国的人口转变、结构转型与刘易斯转折点

本文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与刘易斯转折点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以人口转变为主线，提出中国社会经济已跨越了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结构转型、人口转变、体制转轨等结构性问题相互重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文章认为，解决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加快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其根本途径在于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经济的体制改革。     

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近期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等问题。对此，应继续稳定和完善现行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建议恢复婚检，加强婚育、保健和教育工作，提高人口素质；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采取有效措施，严惩用B超鉴定性别后有意堕女胎的行为；加强计划外生育的管理，健全城乡基本保障制度，扭转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     

基于六普数据的湖北省流动人口特征分析

在2010年湖北省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的基础上,从数量规模、年龄结构、流动时间、流动原因等方面对湖北省流动人口的特征和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湖北省流动人口规模在不断地增加;流动人口以劳动适龄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为主;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流动人口接受过初中以上学校教育;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不一致,以常年在外为主;务工经商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流动人口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省内各个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存在较大的不均衡性,其中"一主两副"中心城市的流动人口占整个湖北省流动人口的一半以上。     

1995-2006年我国人口抚养比时空分析

人口抚养比是衡量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重要统计指标。在我国随着儿童死亡率的不断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人口抚养比呈现出两方面不同的变化趋势。其中少年儿童抚养比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则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呈现缓慢上升的反向动态变化趋势。本文将人口抚养比融入时间坐标和空间结构中进行分析,从我国近十二年来人口抚养比变化的经验数据得出我国目前仍然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时期,同时指出这种情况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因素,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原则和方法,这对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环境,制定和实施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经济途径

现阶段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尚存在以下现实困难:人口压力过大;资源产权制度缺失;资源与环境的使用价格太低。要解决这些困难,应采取如下措施:提高家庭生养成本,降低人口出生率,减轻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压力;明晰环境资源产权,提高环境资源的使用效率,缓解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建立抑制环境资源浪费的价格体系,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这样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不同步、未富先老;老龄人口分布不均等特点。由此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道德等方面的问题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把握好“人口红利”黄金期,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合理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是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利影响的重要途径。     

甘肃省碳足迹动态变化研究

通过对甘肃省2000年—2009年碳足迹动态变化进行敏感性分析,发现碳足迹对能源资源的使用量、经济增长及人口增长均呈正相关关系。其中以对人口增长的敏感性最大,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不可避免地引起各种能源消费量的增加;碳足迹对经济增长的敏感性从2001年—2009年不断减弱,主要是由于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产业结构优化的结果。分析结果表明,目前仍需从各方面努力,加大力度降低碳足迹。     

民生财政支出、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基于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7-2014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包含人口流动因素的非线性门槛模型对各地区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发现,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随着民生财政支出水平的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人口流动因素则是导致这种结构性变化的重要原因。当地区人口流入规模扩大时,提高民生财政支出水平将带来更大的经济增长效应,但我国仅有少部分地区处于这个区间内,意味着财政资源配置空间失衡。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及建立适应人口跨地区迁移的财政资源配置机制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贯彻落实十九大新发展理念、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的重要举措。文章选取2001—2018年成都市城镇化的相关数据,建立时间序列模型,运用STATA统计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保障性住房投资发展速度和比上年末增加的城镇从业人员数量对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最为显著,比上年末增加的常住人口数量和年末建筑企业数量的影响次之,而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值的影响较小。文章提出可通过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健全基础教育体制、加大就业技能培训等途径,有序加快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进程,全面提升成都市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