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英雄”：隔代照料对农村育龄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包括工具变量法在内的多种内生性处理方法,实证研究隔代照料与农村育龄女性非农就业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提供隔代照料总体上有助于农村育龄女性非农劳动参与率提升28.2%、平均每周非农劳动时间延长14.52个小时。异质性分析发现,隔代照料对年龄在30～39岁、初中学历的农村育龄女性的影响效应最大;较“离土型”农村育龄女性而言,隔代照料对“离乡型”农村育龄女性非农就业的积极作用更大;隔代照料对农村育龄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效应随儿童年龄的增长显著降低,对有0～2岁学龄前儿童的农村育龄女性非农就业的正向影响最显著;隔代照料对东部地区的农村育龄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效应最大,西部次之。据此,本文提出鼓励家庭支持体系构建和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并行、依据不同女性群体特点完善女性就业保护制度以减轻农村女性幼儿照料负担的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能否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参与——基于CHNS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这种正向影响并非对所有群体都适用,人力资本因素对男性劳动力和年轻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参与缺乏应有的解释力,这与男性劳动力的家庭角色定位以及年轻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动因转变有关。     

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冲击——基于面板双重倍差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微观农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金融危机冲击前后的面板双重倍差(panel-DID)模型,考察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对中国有涉外经济业务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造成了直接冲击,使得农村劳动力在这些行业的非农就业人数减少、劳动时间缩短;但是,研究并没有发现金融危机冲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所产生的持续性影响;在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时,受教育程度较低、从事工资性劳动、就业地点在外省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更容易遭受失业。     

健康对我国农村家庭非农就业的影响:效率效应与配置效应——以江苏省灌南县和新沂市为例

基于家庭经济理论与健康投资理论,本文通过构建农村家庭劳动时间分配模型,系统研究健康对农村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效率效应与配置效应。基于江苏省651名农村劳动力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劳动力健康水平不仅对劳动力自身外出就业产生影响(效率效应),还会影响家庭成员劳动时间的分配,对家庭其他成员的非农就业造成显著影响(配置效应)。效率效应表明农村劳动力自身健康状况越好,其参与非农就业概率越高;配置效应则显示家庭成员不健康的比例越高,家庭其他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低。改善我国农村健康状况,不仅有利于促进家庭成员自身非农就业,还有利于增加家庭其他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     

农民夫妻非农就业决策的微观基础——以山东省肥城市为例

本文采用多重选择logit就业概率模型,通过山东省肥城市5个村336个农户数据研究了农民夫妻非农就业的选择模式。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的就业模式仍然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典型传统模式,农村女性结婚后外出就业的概率很低;年纪轻、文化程度高、家庭中幼子与老人负担较轻的夫妻更倾向于从事非农活动;劳动力数量、财富、耕地以及农业投资和农业生产性资产都是影响家庭非农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     

非农就业是否必然抑制农地转入——基于农活熟悉程度的视角

已有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促进农地转出而抑制农地转入,然而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主体是不熟悉农活的年轻人,他们的非农就业不会减少家庭种粮人员数量,从而并不必然会抑制农地转入。基于此,本文利用广东省农户调查数据,从农活熟悉程度的视角,在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入的影响。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开展多项稳健性检验之后,研究结果显示:(1)不熟悉农活的非农劳动力数量越多显著的提高了农户转入农地的概率,熟悉农活的非农劳动力数量越多则对农地转入产生负向影响但不显著,表明非农就业并不必然抑制农地转入。(2)非农就业与农地转入的关系受到家庭种粮人员结构的影响,如果家庭只有老人种粮,不熟悉农活的劳动力非农就业则不会显著促进农地转入,反之则促进农地转入。     

个体特征、非农就业契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湖南、广东两省534位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调查数据,对影响非农就业契约的因素实证分析后发现,性别、婚姻、家庭非农就业率对非农就业契约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行业类型、找寻工作时间、工作转换次数、工资收入是否稳定、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保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有显著影响,行业类型、找寻工作时间、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对非农就业契约期限有积极正向作用;非农就业稳定性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和非农就业契约期限影响均通过显著性检验,非农就业越稳定,非农就业契约形式越规范、契约期限越长。非农就业经验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和非农就业契约期限都有积极效应,每年职业培训时间的长短也会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对非农就业契约期限的选择。由此,应积极推进产业升级,营造良好的外部就业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加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法制宣传教育,以进一步规范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契约,维护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合法权益。     

农地流转中的妇女决策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苏省泰州市农村调查为例

研究目的:揭示农地流转中妇女决策的行为特征.研究方法:问卷调查与Logistic模型分析.研究结果:妇女耕地占家庭耕地的比例、家庭非农就业率、单位土地面积收入、家庭女性是否拥有土地等因素对妇女家庭的土地流转决策权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农村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更会使得其维持现状.研究结论:针对影响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因素,采取相关措施,以在农地流转中切实保护妇女的土地权益.     

非农就业对家庭营林劳动力投工女性化的影响研究

根据劳动力转移新经济学理论和家庭内部劳动力分工理论,基于2018年浙江省14个县(市)681户营林调查户样本数据,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非农就业对营林劳动力女性化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农就业对女性劳动力单位面积营林投工量和女性营林投工比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非农就业对不同林种营林投入女性化有明显差异,对经济林农户家庭营林投工女性化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用材林农户家庭营林投工女性化作用不明显。提出完善农村劳动力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农村女性劳动力营林生产技能培训;发挥女性劳动力的营林生产优势等建议。     

农地流转如何影响农村家庭养老计划——基于农地转出与农地转入视角的综合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和2015年数据,研究了农地流转对农村家庭养老计划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农地流转虽然对农村家庭制定养老计划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于有养老计划的农村家庭,农地流转可以显著改变他们的养老计划方式。渠道分析表明,农地转出主要是通过弱化传统养老保障和促进非农经营活动参与的机制对农村家庭通过自己储蓄和投资的养老计划方式产生积极影响,而农地转入则主要通过缓解信贷约束和提升农业经营抗风险能力发挥积极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农地流转对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较低及流转面积较高地区的农村家庭的影响更大。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估计及更改模型设定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都证实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为推进我国农地流转、健全发展农村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     

农民夫妻非农就业决策的微观基础分析——以山东省肥城市为例

本文采用多重选择Logit和二元Probit概率模型,通过山东省肥城市5村336个农户数据,研究了农民夫妻非农就业的选择模式。本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的就业模式仍然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典型传统模式,农村女性结婚后外出就业的概率很低。那些年纪轻、文化程度高、家庭的幼子与老人负担较轻的夫妻更倾向于从事非农工作。劳动力数量、财富、耕地以及农业投资和农业生产性资产都是影响农民夫妻非农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及东西部比较

本文对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进行了分解,并对不同地区的非农就业性别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虽然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在教育、培训上存在差距,但不是造成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非农就业性别差异主要是由于婚姻、家庭中的儿童数等形成的。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比较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由估计系数不同所引起的非农就业性别差异更大,尤其是婚姻状况的影响。     

市场化进程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关系研究:1983—2009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村出现剩余劳动力现象,市场化改革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本文定量分析了1983—2009年市场化进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分析表明,市场化进程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显著正相关,劳动力负担的消费支出与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比例、城乡收入差距分别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推力、拉力因素,正规教育程度不能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村妇女非农就业了吗——基于苏、皖、豫、鄂四省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

有序引导农村妇女非农就业可进一步释放农村经济增长潜力,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引擎.本文在理论分析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妇女非农就业关系基础上,借助苏、皖、豫、鄂四省879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就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村妇女非农就业问题展开实证探讨.得到以下结论:互联网使用在农村妇女非农就业中发挥积极作用,显著...     

劳动力非农就业抑制了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吗——基于西部地区10省85村1154户的微观调查数据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核心,但随着非农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难免会造成劳动力流失的问题。本文从农户视角出发,探讨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的负向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非农就业显著地降低了参与专业合作社的概率,但离土型非农就业能够减缓这种抑制作用;(2)非农就业通过提升农民家庭收入、减少政治参与两条逻辑阻碍农民参与专业合作社,社会资本的传导作用不显著。在后续乡村发展过程中须平衡好农户非农就业与农户主动性发挥的问题,如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鼓励就地就业创业、优化乡村治理机制与乡风文明建设等。     

农民职业分化、养老保障与农村土地流转——基于南京市372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职业分化、养老保障与农村土地流转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职业类别、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商业养老、是否拥有转让权、地权稳定性对土地流转有正向影响,家庭养老则对土地流转有负向影响,而年龄、非农收入比重、农业劳动力人数、社会养老和是否具有...     

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劳动力的精神健康？——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留守儿童及老人的主客观福利的影响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然而,鲜有研究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自身主观福利的影响。文章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劳动力精神健康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非农就业能够显著改善农村劳动力的精神健康。探究机制发现,非农就业带来的个体收入增加效应以及社会地位感知提升效应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精神健康的改善,而非农就业造成的个体社会支持网络减弱效应与社会信任降低效应则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精神健康的改善。基于此,本文认为政府应该给予农村劳动力的精神健康更多关注。同时,要进一步多渠道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以提升农村劳动力的健康福利。     

代际视角下农村子女赡养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数据,基于代际差异视角,考察农村家庭子女赡养行为的性别差异,并系统探讨具体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仍存在"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模式,但这种传统模式在新生代子女中开始有所改变,即无论是从经济支持,还是从生活照料这两方面来看,女儿和儿子之间的行为差异大幅度缩小,且差异已不显著。这意味着,农村地区以儿子为核心的家庭养老模式虽未彻底改变,但也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通过剖析影响农村家庭子女赡养行为的机制发现,女性地位提升和家庭子女数量减少促使女儿提供了更多养老支持。同时,传统性别观念弱化也对女儿养老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此外,农村老年父母对照料需求的增加以及女性家庭照料上的角色优势,显著地增加了女儿的生活照料作用,但在提高经济支持上的作用并不明显。     

农村“养儿防老”模式走向没落?——市场经济冲击VS道德文化维系

以"养儿防老"为特征的家庭养老方式是我国农村传统的养老模式,然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非农就业人口的增加,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本文系统阐释了经济发展冲击和文化道德维系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作用机理,并基于江苏省6个乡镇12个行政村167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实证分析经济发展和道德文化对农村家庭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子女外出就业是导致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弱化的重要影响因素,而社会风气、宗族关系以及村落聚居程度等则成为维系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重要力量。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适合中国农村情境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划分标准,依据家庭人口特征将家庭划分为起步期、抚养期、负担期、稳定期、赡养期和空巢期6个阶段,并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2016年湖北省农村调查数据,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村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有显著影响,相比于起步期家庭,其他生命周期阶段家庭发生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概率更大。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村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因素有明显差异,起步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受人均土地经营面积的负向影响;家庭规模大、人口负担系数小、有劳动力接受了专业技能培训的抚养期家庭、负担期家庭和稳定期家庭,其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高;抚养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还受户主年龄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数量的负向影响,而负担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还受户主年龄的正向影响以及人均土地经营面积、密切来往的家庭户数的负向影响,稳定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则还受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数量的负向影响;赡养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则受人口负担系数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数量的负向影响。因此,实践中执行相关就业政策时,应根据农村家庭所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规律和特点,采取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精准激励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