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扶贫降低了贫困农户的脆弱性吗

促进农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帮助贫困群众就地就业是实现稳步脱贫最为直接的手段。本文基于辽宁省阜新市建档立卡的既往贫困户调查数据,利用VEP方法对研究对象脱贫后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评估产业扶贫政策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对产业扶贫效果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户脆弱发生率与贫困发生率差距较大,部分农户有返贫的风险;整体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贫困脆弱性,然而不同的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扶贫效果较好,而加工业扶贫效果并不显著。因此,本文建议后续动态调整扶贫政策,根据地区优势和贫困户特点,落实"一对一"定向精准扶贫机制,从而巩固脱贫效果,阻止脱贫农户返贫。     

农业科技扶贫的多维效应：增收、扶智与扶志——基于陕西省821份农户调研数据

本文基于扶贫与扶智、扶志相协同的视角,阐释了农业科技扶贫促进贫困减缓的理论机制,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法和陕西省科技扶贫重点县域821份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科技扶贫的多维效应及减贫效应的组间差异。研究发现,农业科技扶贫能够显著促进贫困地区家庭收入、农技水平及持久脱贫信心的提升,具有增收、扶智和扶志的多维减贫效应,但不同科技扶贫模式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同时,与非贫困户相比,参与农业科技扶贫对贫困家庭具有明显的增收效应和扶智效应,但在持久脱贫信心方面成效并不显著。本文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推进农业科技扶贫,是贫困地区家庭增加收入水平、提升生产技能并增强内生脱贫动力,从而实现扶贫与扶智扶志协同推进的重要路径。     

多维贫困视阈下农业政策性金融减贫的作用机理与空间效应——来自新疆南疆四地州深度贫困县域的经验证据

农业政策性金融是深度贫困地区开展脱贫攻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性政策金融之一。本文选取南疆四地州19个深度贫困县(市)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收入型贫困、教育型贫困与医疗型贫困三个维度,利用空间面板模型,深入探讨了深度贫困地区农业政策性金融在多维贫困视阈下抑制贫困的非线性空间数量关系。研究表明:农业政策性金融在深度贫困地区的减贫效应明显,且该种效应在区域内部与区域之间有较大差异;在一定条件下,农业政策性金融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甚至比直接效应还要显著,即一个深度贫困县(市)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另外一个深度贫困县(市)的贫困水平;此外,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收入型贫困与教育型贫困方面最为显著,但对医疗型贫困状况的抑制作用却不明显。     

金融扶贫要精准发力

正新常态下的金融扶贫要走与政府扶贫资金、扶贫对象、扶贫项目、扶贫技术和扶贫联系单位"五对接"的新路子,提高金融扶贫的精准度,破解金融扶贫难题。金融扶贫就是将金融与扶贫相结合,通过政府担保贴息撬动银行资本,放大扶贫资金效应,有效增加贫困村、贫困户信贷投放,着力解决贫困农户发展资金问题,增强贫困农户的"造血"功能。过去金融扶贫重点在贫     

多维贫困视角下的精准扶贫瞄准效率

精准扶贫重在精准识别,本文使用CHNS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从收入、健康、教育、饮用水、燃料和环境卫生六个维度对中国农村居民多维贫困指数进行了测算,并分析了仅考虑单一的收入维度贫困和多维贫困时识别贫困户差别,研究发现:多维贫困视角下,仅考虑收入维度的贫困户识别方法有效覆盖率仅为12.09%,瞄准效率较低;属于多维贫困户而非收入贫困户的漏出率达到87.91%,属于收入贫困户而非多维贫困户的误评率达到43.03%,因此,从单一收入维度向多维贫困识别方式转变具有较强的必要性;就贫困户本身而言,其具有较强的社会资本对贫困人口的漏出具有负向影响,而对贫困人口的误评具有正向影响。     

精准扶贫战略下的生态扶贫研究——以川西高原地区为例

生态扶贫是实施精准扶贫的客观要求,要实现生态和扶贫双赢、兼顾减贫和改善生态环境双重目标,必须要正视所面临的生计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生态脆弱地区的减贫成果巩固困难、互为因果关系的贫困与生态恶化的严峻挑战,通过对贫困地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充分评估的基础上,在贫困地区发展和实施有利于贫困户获益和参与的生态产业、生态补偿和生态移民。     

主流扶贫模式对农发行金融扶贫的启示

正我国的扶贫工作任重而道远,农发行有必要在未来的扶贫工作中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加强创新,借鉴当前主流扶贫模式,探讨农发行未来扶贫的可能路径。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是两种重要的扶贫方式,过去二十多年帮助我国数亿人口远离了贫困,获得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为我国减贫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同于财政扶贫政策性、直接性、引导性的特点,金融扶贫更注重帮助扶贫对象获得"造血"能力,是一种既具有公益性和政策性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目的]科学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4期追踪数据,运用VEP法测算了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然后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果及中介效应机制。[结果]（1）近年来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中西部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比东部地区高;（2）精准扶贫政策显著降低了农户贫困脆弱性,政策效应明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果愈发显著;（3）实证估计结果通过了连续型DID法与PSMDID法的稳健性检验;（4）异质性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脆弱性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对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大于对非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5）中介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社会资本的方式降低其贫困脆弱性。[结论]在贫困状况较为严重的地区,应保持帮扶政策持续稳定,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在识别贫困户和制定扶贫政策时,需关注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的农户,提升其应对外界风险冲击的能力,同时应注重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形成多方面减贫合力。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21个省份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及相关统计数据,全面分析了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直接改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这一改善效应在处于不同贫困强度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之间存在差异:能够显著改善贫困强度较轻(处于一维贫困和二维贫困)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状况,但对贫困强度较重(处于三维贫困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状况没有显著影响;并且,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贫困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收入水平,间接改善他们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这一机制对不同维度贫困的改善效应也有差异:能显著改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在收入、教育和就业维度的贫困状况,不能显著改善他们在健康和保险维度的贫困状况。本文认为,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是实现中国农村地区脱贫攻坚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要进一步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增强其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引导农村普惠金融助力精准扶贫。     

南疆三地州多维贫困测度及减贫措施研究

贫困的研究从一维到多维逐渐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多维贫困分析的结果更加科学,更有利于制定有效的扶贫政策。文章选择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扶贫重点地区新疆南疆三地州作为研究区,划分健康、医疗、教育、住房、资产5个维度,基于每个单一维度贫困发生率数据,采用熵值法进行多维贫困指数分析。研究得出,南疆三地州贫困更多表现为教育和资产贫困,健康、医疗、住房三个贫困维度发展较好,存在着较低的贫困指数。基于此,文章从金融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社会参与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减贫措施,以期更好地为南疆三地州扶贫攻坚提供参考。     

相对贫困治理中的金融扶贫创新研究

2020年之后,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将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新阶段。金融扶贫在绝对贫困治理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门槛效应制约、基础设施不完善、供给主体内生动力不足、制度保障有缺口等挑战。我国贫困基本态势的转变对金融扶贫创新提出新的需求,相对贫困治理阶段金融扶贫应进一步聚焦于改善农村脱贫生计环境、拓展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推动行政式主导扶贫向市场化脱贫转变、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为此,本文提出应以转变治理方略,重构扶贫格局为逻辑架构,以探索动态识别标准、有序瞄准目标、再造金融体系为主要路径,通过完善相对贫困治理阶段金融扶贫制度的顶层设计、推进保险保障与金融赋能减贫的双轮驱动、强化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激励等举措实现以金融扶贫促进相对贫困治理的主要目标。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农地流转行为对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的作用效果,并探究其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农地流转具有较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观察到农地流转使农户在收入、健康和主观感知维度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但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不同流转行为的减贫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农地转出更能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不同区域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弱,但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也更为严峻。因此,因地制宜地推动农地流转是缓解农村地区多维贫困进而消除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     

长江经济带多维减贫效率测算与时空演化分析

目的 测度长江经济带多维减贫效率,揭示减贫效率差异和时空演化趋势,以期为新时期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扶贫资源调整与瞄准提供决策依据。方法 文章结合多维贫困理论,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多维减贫效率进行测度,并对多维减贫效率的时空演化过程进行分析。结果 （1）经三阶段DEA调整后,长江经济带平均多维减贫综合效率从0.666转变为0.889,各地减贫效率差距较大,且多维减贫效率与地区经济发展不完全对应;（2）从环境变量影响来看,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有利于多维减贫效率的提升,而财政公共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则抑制了多维减贫效率的提高;（3）从地理区位来看,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多维减贫综合效率基本保持较高水平,且波动幅度较小,上游地区的多维减贫效率波动幅度最大;（4）长江经济带11省市可以划分为4种减贫效率类型,其中“低纯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型”为扶贫工作重心。结论 为提高新时期长江经济带精准扶贫工作效率,一方面要保证地区生产总值持续稳步增长,注重保护第一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提高精准扶贫的瞄准度,根据地区的多维减贫效率类型调整精准扶贫工作。     

多维贫困视角下贫困人口扶贫认可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西南地区三个贫困县的实地调查

文章利用西南地区三个国家级贫困县的2203户贫困户的入户调研数据,基于多维贫困视角,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贫困人口扶贫认可度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贫困人口对扶贫的综合认可度为92.43分,其中对村庄总体变化的认可度最高,对家庭整体变化的认可度最低,对脱贫退出的认可度居中;贫困人口健康状况、贫困程度、家庭收入增长情况,产业扶贫政策、就业扶贫政策、金融扶贫政策,政府扶持力度、帮扶责任人工作力度、村两委干部素质等因素显著影响贫困人口对扶贫的认可度。     

加强国有贫困牧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及其形成资产的后续管理

<正>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是国家财政预算安排用于支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国有贫困农场、国有贫困林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贫困团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扶贫对象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帮助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促进消除农村贫困现象的专项资金。近年来,中央为加快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加大了对新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支持力度,特别是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     

科技扶贫政策能降低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吗?——基于鄂南山区S县调查数据的政策效应评估

文章利用2020年鄂南山区S县贫困户脱贫质量调研数据,采用OLS和Probit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科技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检验了脱贫农户农技水平和持久脱贫信心在影响机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科技扶贫政策显著抑制了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脱贫农户农技水平和持久脱贫信心在科技扶贫政策和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之间均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明确了脱贫能力的提升和脱贫信心的增强是科技扶贫政策降低贫困脆弱性的深层原因。据此提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时间节点上,要加强对贫困户的识别能力,精准实施科技扶贫政策,瞄准脱贫人口提供农业技能培训,积极引导提高农户的内生动力,调动其参与科技扶贫的积极性,提高脱贫农户的农技水平,增强持久脱贫信心,使得科技扶贫政策取得更好的减贫增收效果,从而降低贫困脆弱性,确保脱贫农户稳定脱贫、不返贫。     

中国农民创业与农村多维减贫——基于“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模型的探讨

基于2004—2013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本文构建了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以测度收入、健康、生活、教育和资产等目标导向的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并采用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农民创业对农村多维减贫中的影响以及区域差异性。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的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改善明显,但生活、资产和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则改善较为缓慢;农民创业对收入、健康、生活和教育导向的多维贫困指数均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农民创业仅在东部和东北地区会促进农村多维减贫,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不显著。未来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重心应是教育、健康和生活等非经济收入领域;充分发挥创业在农村多维减贫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鼓励农村创业企业为所雇的农民提供商业保险,更好地预防农村的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     

多维视角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选取消费贫困、收入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三个维度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主要指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地区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分别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门槛特征值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有效减缓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且其减贫边际效用呈逐渐递增趋势。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教育贫困的减缓作用并不理想。相较之下,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能有效减缓教育贫困。此外,通过地区差异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减缓效应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浙江省、北京市和上海市这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     

实施互助资金项目与贫困社区发展——四川省旺苍县贫困社区互助资金项目运行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为了缓解农村生产发展资金不足问题,创新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方式,2006年5月,国务院扶贫办和财政部在四川省旺苍县启动了贫困社区互助资金项目试点工作。通过在四川省旺苍县七年的实践,探索出了创新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使用和管理的新思路、新模式,以及如何解决贫困地区农民发展生产资金不足,建立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的新路径。新型的扶贫机制和模式对满足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农民的金融需求,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促进农村社区融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贫困社区互助资金项目服务于农民的同时,促进了农民自身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了经济目标与扶贫目标的统一。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研究

测度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脆弱性,对贫困进行事前干预,不仅能增强扶贫政策的精准度和长效性,还能降低减贫政策成本。本文利用8省16县1050户农户实地调查数据,基于期望贫困的脆弱性测度方法,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现行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下,2015年、2016年农户的平均贫困脆弱率分别为54.29%、47.62%,且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与未搬迁农户脆弱率变动相比,已搬迁农户的脆弱率下降幅度更大;搬迁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户主年龄在65岁以上、未上过学、家庭抚养比在75%及以上、劳动力数量在6个及以上的家庭未来最容易陷入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