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确权、要素配置与农业生产效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实证分析

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尚无定论。本文将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细分为农业投资、农地流转、家庭劳动分工和经营权信贷抵押4个方面,进而构建"农地确权—要素配置—农业生产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根据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混合截面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农地确权在总体上提高了农户农业生产效率。(2)对于没有发生农地调整、农业机械化条件较好的村庄,农地确权能够提高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相反,对于拥有较多非农就业机会的农户,农地确权对其农业生产效率并不产生影响。(3)农地确权一方面通过促进农户加大农业短期投入、增加旱地转入和提高家庭务农人数占比提升其农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通过抑制农户水田或水浇地转入导致其农业生产效率损失。     

农地确权、交易装置与农户生产环节外包——基于“斯密—杨格”定理的分工演化逻辑

本文基于"斯密—杨格"定理中"劳动分工与市场范围"的解释,构建"产权—交易—分工"的分析框架。运用威廉姆森分析范式分析农地确权、交易装置对农业纵向分工"生产环节外包"的决定机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地确权是生产环节外包的关键因素,推进土地规模经营来扩大市场范围、实现服务规模经营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农业迂回生产与专业分工,由此农业从规模经济向分工经济转型。进一步讨论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外包情况发现不同交易特性的决定机制存在差异。     

新一轮农地确权何以影响农地流转?——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通过识别出农业生产激励、交易费用、交易价格以及农村要素市场联动四种中间传导机制,构建了"农地确权—中间传导机制—农地流转"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本文基于2011年和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全国追踪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农地确权影响农户农地流转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农地确权在整体上并不影响农户农地转出,但会抑制农地转入;(2)对于发生过农地调整、有公交车到达以及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的村庄,农地确权更能促进农户农地流转;(3)农地确权通过农业生产激励和交易费用机制抑制农户农地转出,并通过交易价格机制对其产生促进作用;(4)农地确权通过农业生产激励促进农地转入,并通过交易费用机制对其产生抑制作用。     

农地整合确权政策对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的影响评估——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本文结合广东省阳山县农地整合确权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农地整合确权政策实施对农地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实施农地整合确权政策显著促进了农地地块规模扩张和农户参与农地流转;与此同时,实施农地整合确权政策对农户获取农业外包服务难易程度和外包服务使用程度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由影响不显著转变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农地确权、交易含义与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科斯定理拓展与案例研究

农地确权对农户生产性行为的影响受到学界广泛重视,但现有文献大多忽视了对确权所隐含的产权交易含义的研究。农地确权在提升农户产权强度的同时,有可能因土地的人格化财产特征而强化"禀赋效应",并进一步因"产权身份垄断"与"产权地理垄断"而加剧对经营权流转的抑制。研究发现,针对产权主体与产权客体不可分的交易约束,拓展科斯定理并通过产权细分、迂回交易及其有效匹配,能够在尊重农民土地人格化财产特征的前提下,实现农业的规模经济与分工经济。进一步的案例研究表明,以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管住用途、盘活产权、多元经营"为主线的制度内核,有可能成为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架构。     

农地确权促进农村共富的效力多大

本文利用浙江大学中国家庭大数据库(Chinese Family Database, CFD),从常住地、人地关系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定义了四类农户样本，并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农地确权与农户收入的关系。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对长期务农家庭的农业经营收入和土地流转租金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不过，农地确权会激励土地承包户提高务农概率，从而提高整体上的农业经营收入；他也会促使非农就业家庭将闲置土地转出，从而增加土地租金收入。研究还发现，农地确权对抵押土地贷款的影响不显著，因而很难通过间接途径增加农户收入。本文认为农地细碎化、土地流转的非正规化、农业生产的低机械化以及农户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是农地确权增收效力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更加深入的土地制度改革是进一步激发农民增收活力并最终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主要方向。     

农地确权对农户兼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农地流转的中介视角

农地确权政策和农地流转对农户兼业有其内在影响机制,本文探究农户兼业化程度的提升路径,为克服中国农业规模发展局限性、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提高农民收入提供政策依据。从经济学理论出发构建单期影响农户兼业的最优化数理模型,借助华中三省897个农户微观数据,运用IV-Probit模型、PSM模型探究农地确权对农户兼业选择及兼业化程度的影响,检验农地流转在农地确权对兼业化程度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机制,并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明晰的农地产权使农户更有可能选择兼业,同时显著提升农户兼业化程度;农地流转具有明显的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11.67%,且主要来源于农地转出;农地确权对小规模农户、农地细碎化程度高及农资投入低等农户的兼业化程度提升效果更明显,且进一步发现在兼业类型上农户可能选择务工而非自种或自营;在兼业地区上农户可能选择本县外的区域。因此,要切实做到“确权到户、确权到位、精准确权”,通过结合农地流转更好发挥确权对农户兼业的提升效果,以早日实现乡村振兴。     

农地确权颁证与农户农业投资行为北大核心CSSCI

农地确权颁证对农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尚无定论。对此,本文先是构建了农地确权颁证影响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理论框架,进而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29省的大样本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颁证主要通过提高地权安全性、地权可交易性以及信贷可得性三种方式,促进了农户农业投资。家庭和村庄特征会显著影响农户获得农地确权颁证的可能性。农地确权颁证对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生产时间以及农业经营投入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其估计结果较稳健。     

农地确权颁证与农户农业投资行为

农地确权颁证对农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尚无定论。对此,本文先是构建了农地确权颁证影响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理论框架,进而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29省的大样本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颁证主要通过提高地权安全性、地权可交易性以及信贷可得性三种方式,促进了农户农业投资。家庭和村庄特征会显著影响农户获得农地确权颁证的可能性。农地确权颁证对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生产时间以及农业经营投入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其估计结果较稳健。     

农地确权能否促进农户投资?——基于“产权强度-情境依赖-外部约束”框架的评论性研究

基于经典产权理论,农地确权预期会对农业投资产生显著影响,但中国实践经验呈现出多元化证据。由此产生的理论混乱,既影响到学界和决策者对农地确权重要性的认知差异,也不利于农地制度改革的深化。为此,本文建立"产权强度-情境依赖-外部约束"的分析框架。在整合理论分歧的同时,解释了农机服务外包与农地确权之间的关系。相应,本文强调了"农地确权促进农户自主投资"这一基本理论的普适性价值,也在肯定农地确权历史性意义的基础上,为未来改革指明了方向。     

确权、市场信念与农地流转契约选择：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文章以中国新一轮农地确权为背景,将制度经济学、制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相结合,将市场信念纳入确权对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分析中,阐明"确权—市场信念—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作用机制。认为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直接作用,而是通过市场信念的形塑对农地流转契约选择行为产生影响,促使农户作为市场理性决策者行事,农地流转交易从身份交易转向匿名交易。文章构建的"确权、市场信念与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理论框架,有利于明确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行为的中介作用路径,进一步拓展农地流转研究的理论视角。     

自购农机还是服务外包——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以何种方式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文章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出发,结合我国土地农情特点,以水稻的收割环节为例,研究农户对农机技术采用方式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在当前条件下,当农户农地种植面积增加时,农民也会倾向于采用农机服务外包行为,而自购农机行为并不会显著增加;而且,农户种植面积平方对农户农机服务外包行为的影响为负且不显著,对自购农机行为影响也不显著。这表明在我国目前土地农情特点约束下,随着农户种植面积的增加,农机服务外包行为未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形结构。基于此,文章认为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路径的政策导向在于从外部服务角度推进支持农户生产的机械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促进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的发展。     

农地确权、产权状态与农业长期投资——基于新一轮确权改革的再检验

本文基于2010~2015年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搭载问卷面板数据,结合全国新一轮农地确权工作进程的差异,使用双重差分法和三重差分法考察了农地确权对农业长期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现阶段农地确权显著提高了与特定地块相连的农业长期投资——农家肥投资。农地确权对农家肥投资的影响在经历过土地调整的农户中更大,表现出一定异质性。此外,农户对自有农地的农家肥投资水平高于转入农地,这种不同农地产权状态间的农家肥投资强度差异会因农地确权进一步扩大。最后,农地确权对于与特定地块不相连的农业长期投资——农业机械投资并无显著影响。     

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数量与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RHPS)数据

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RHPS)数据系统分析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一轮农地确权促进农地流转数量的增加,使农户参与农地转出的概率平均提高6. 36%,同时使农户农地转出面积增加0. 538亩;在农地流转质量上,新一轮农地确权促使农户将农地有偿流转给非本村或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促进农地流转的市场化,但确权并未促进农地流转期限的长期化。因此,应继续推进新一轮农地确权,做好收尾工作,同时进一步完善农地流转相关配套措施,为有效发挥农地确权效果提供条件。     

农业劳动成本、市场容量与农户农机服务外包行为——以稻农为例

农机服务外包方式是目前我国"小农国情"下推进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农户农机服务外包行为的纵向分工本质,综合考虑分工交易实现的需求和供给条件,将比较优势理论、斯密定理一并纳入到农户农机服务外包行为的分析框架,构建"农业劳动成本——市场容量——农机服务外包行为"的理论框架,通过实证分析辨识影响农户农机服务外包行为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仅考虑农业劳动成本而不考虑市场容量时,农业劳动成本攀升对农户农机服务外包行为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但同时考虑农业劳动成本、市场容量时,农业劳动成本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而市场容量显著影响农户农机服务外包行为。进一步采用多重共线性检验及合并样本分析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由此认为,农业劳动成本上升只是诱导农户农机服务外包行为的必要条件,并非充要条件。要将农户潜在的市场需求转化为现实的机械技术采用行为,当前政策支持重点在于:推进农田整治,激励农业规模化、组织化与区域化经营,为农机服务的生产性经营主体进入拓展市场容量,从而达成农机服务外包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     

劳动投入、土地规模与农户机械技术选择——观点解析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梳理已有文献关于劳动力和土地规模对机械技术采纳行为影响的相关观点,对比分析不同观点的解释力、适用性及其内在逻辑,旨在从理论层面厘清我国特殊农情下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选择路径。分析指出:在我国特殊农情及其农地流转交易不畅的约束下,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路径需要从依赖于土地集中的机械化农场式发展道路,转向依赖于小农户农机服务需求聚合的农机服务规模经营,由此揭示出推进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政策导向和重点:一是推进支持符合农户多样化生产的机械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从追求经营主体的现代化转向追求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二是推进农户农机服务外包行为发育,促进农户农机利用的"内置"方式转向市场购买服务的"外包"方式。     

农地整合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影响评估——基于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

基于广东省阳山县和新丰县1006户农户调查数据,以农地流转作为中介,在消除内生性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农地整合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整合确权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农地转入在农地整合确权影响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路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1.3%;农地转出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在农地整合确权影响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路径关系中不具有中介效应;农地转入中介效应的作用机制是,农地转入为农地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分工程度,增加了农内就业创业机会,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由此得出,在农地产权界定实践中,应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流转,支持有条件地区实施土地置换整合,降低土地细碎化程度,加快培育农业社会服务市场,为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的创业提供良好环境,以实现促进农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双重政策效应,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新思路。     

确权、确权方式和农地流转——基于浙江省522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浙江省11市522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检验确权、确权方式与农地流转的关系。主要的研究结果,确权能显著促进农地流转,且对户主年龄超过55岁或户主常年外出打工的农户,确权的农地流转效应更大;确权不确地比确权确地的农地流转效应更大,且对户主年龄低于55岁或户主未常年外出打工的农户,确权不确地的农地流转效应更大;农地流转的不同对象影响农地确权方式的选择,较高的农地流转市场化程度会激励农户采取确权不确地的方式。因此,各地不仅应积极推进农地确权政策的落实,而且要从各地实际出发,针对农地流转的不同对象因地制宜地选择确权确地或确权不确地的确权方式。     

农户分化、农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

农业规模化经营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农地流转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条件,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流转及规模决策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基于中国4省农户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分析了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及农地转入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分化程度显著影响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及转入规模。其中,农户水平分化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和转入规模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垂直分化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及流转规模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劳动力年龄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及流转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农业合作组织对农地转入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农地资源禀赋与农户农地转入参与行为呈现"马太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来弥补农户分化对农业规模经营不利影响等政策建议。     

确权、确权方式和农地流转——基于浙江省522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浙江省11市522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检验确权、确权方式与农地流转的关系。主要的研究结果,确权能显著促进农地流转,且对户主年龄超过55岁或户主常年外出打工的农户,确权的农地流转效应更大;确权不确地比确权确地的农地流转效应更大,且对户主年龄低于55岁或户主未常年外出打工的农户,确权不确地的农地流转效应更大;农地流转的不同对象影响农地确权方式的选择,较高的农地流转市场化程度会激励农户采取确权不确地的方式。因此,各地不仅应积极推进农地确权政策的落实,而且要从各地实际出发,针对农地流转的不同对象因地制宜地选择确权确地或确权不确地的确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