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战略模式的评析与借鉴

跨国公司在不同的年代和环境里采用过四种战略模式，即“国际”战略、“多国”战略、“全球”战略和“跨国”战略。在这四种模式中，“全球协调”和“当地适应”起着不同的作用。实证研究表明，“跨国”战略和“多国”战略成效较好。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应借鉴外国跨国公司战略成功的要义，正确处理好“全球协调”和“当地适应”的关系。总的来看我国企业宜采用“全球协调”和“当地适应”并重的“跨国”战略模式。     

市场经济中“法”与“德”的制度内涵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市场制度，而不是市场及其机制、功能；市场制度由居于基础地位的“法”和作为其补充的“德”构成；“法”的制度内涵是“对等性”条件下，承认和维护“自利”原则的“正义”；“德”的制度内涵是对“正义”的自觉维护和“非对等性”条件下的“同情心”，“法治”和“德治”的作用领域应由市场主体的“对等性”决定。     

论儒学史上的“中”“和”之境

“中”“和”是儒学中两个重要范畴。《中庸》首次赋予“中”“和”以道德本体属性，朱熹则建设了一个以“中”“和”体用为核心、以“二分”为原则的意义系统，已发未发、动静寂感等均被统摄于此系统下。刘宗周反其义而言之，以慎独为宗，主张存发一机、中和一性，再度贯通“中”“和”、体用、已发未发，使“中”“和”浑融一体。王夫之则重释“中”“和”、体用概念，把前人之“中”“和”均视为“体”，把“体”引发的道德实践与施行视为“用”。表面上，王夫之与前人只是“中”“和”体用观念的不同，而实际上，王夫之的“中和说”实为儒学内的自我解构。这种解构或可从一定角度显见宋明理学到清学的转型。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潜力研究

采用1999—2014年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的统计数据,将“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分为7个地区,在测算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1类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综合评价其国际竞争力及变化趋势,进而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潜力,结果表明：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潜力主要在于“旅游业”“建筑业”和“其他商务服务业”,其次是“交通运输业”及“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这些服务业在做大做强的同时,还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竞争性合作和产业内贸易;而中国的“金融服务业”“保险业”“通讯业”“版税和许可证费用”“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业”和“政府服务及其他服务业”的出口潜力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互补性合作和产业间贸易。     

"孝"、"乐"、"和"的三元同构

以儒家的“和”为思想基础,从文化内含上界定“孝”、“乐”、“和”三者的含义,并站在政治与社会伦理的角度,分析其三元同构的合理因素。“孝”、“乐”、“和”三者既紧密相连又相互补充,三元同构,共同丰富和延展了中国音乐的“和”文化意识特点。     

英语时、态、体及其语法教学

英语语法是英语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而英语语法在很多情况下与英语的“时”、“体”、“态”密切相关。了解英语“时”“体”“态”的基本概念和两种“时”、两种“体”和两种“态”的基本构成,对掌握英语语法中常见的时态和语态以及非谓语动词,尤其是不定式和分词结构的构成规则有很大的帮助。     

老子哲学中的“道“与“名”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各家都把“道”和“名”作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老子哲学对“道”和“名”也有着深刻的探究。《老子》开篇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把“道”和“名”并举。本文将重点分析老子哲学中的“道”和“名”，最后再对其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总结。     

《刘子》文艺范畴辨析

对《刘子》中所涉猎的文艺范畴“名实”“言理”“情性”“声乐”“评赏”,从“名”“实”辨、“性”“情”辨、“声”“乐”辨、“赏”“评”辨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从而解读它的文学本质论、创作观和批评观。     

动态博弈中的言语行为分析

“承诺”和“威胁”为动态博弈中的言语活动,博弈中的“承诺’’和“威胁”是人类特殊的言语行为,博弈论给出了可置信的“承诺”和“威胁”的利益条件。本文以“承诺”为例,使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分析作为言语行为的可置信“承诺”必须具备的其他条件。     

生产力:"是什么"与"什么是"——从"系统论"看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

关于“生产力”，马克思有诸多提法和表述。正确认识和处理不同含义的生产力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无疑是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乃至整个唯物史观的重要前提。本文运用现代“系统论”方法，分别就生产力系统的“系统质”、系统内部的“要素”和“结构”、系统外部的“环境”和“条件”进行梳理和剖析。基本结论是：要把“系统质”的一般层面的生产力规定与内部“要素”和“结构”、外部“环境”和“条件”等具体层面的生产力规定区别开来；前者回答的是生产力“是什么”的问题，后者回答的则是“什么是”生产力的问题；既不能把这些不同层次的生产力规定混为一谈，更不能用具体层面的任何一种生产力规定去排斥甚至取代一般层面的生产力规定。     

从《月夜》两种译文看译诗“三美”之可行性

诗歌翻译需要“意美”、“音美”和“形美”,体现原作独特的形式和内涵。《月夜》两种译本说明,译诗做到“意美”、“音美”和“形美”不是不可能的。     

关于转型时期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演变的思考

我国转型时期,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从“政治化”向“经济化”,从“国家本位”向“公民本位”,从“拜物教意识”向“以人为本”演变,促使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更加人性化和科学化。“公民本位”、“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成为政治生活领域的主导价值观。     

古代家庭教育探微

中国古代的家教思想具有极为丰富的理论内涵、独特的内容和方法,本文就“家国一体”、“德教为先”、“早教”和“以身示范”、“习惯养成”、“励志勉学”、“注重环境”、“慈严相济”的教育内容和方法等优良传统做了论述。这些优良传统和方法,对我们当今教育子女,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湖北仙桃方言的动态助词

仙桃方言中的动态助词和普通话有很大的不同,仙桃方言中不仅有单音节的动态助词,还有双音节的合成动态助词表示复合动态。本文主要介绍了表完成态的“哒”、表持续态的“倒”、表动作性状的持续和完成态的“起”、表已然态的“过”、表未然体的“他”、表临时态的“着”、表进行体的“在”、表短时体的“咖”以及合成动态助词“倒哒”、“过哒”、“哒着”、“倒着”、“他着”、“起着”、“倒在”。     

老子的“养心”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在充满竞争和挑战的当今社会，“养心”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关注。本分析探讨了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养心”思想，主要内容包括：“尊道”养心、“重德”养心、“守静”养心、“修形”养心、“节欲”养心、“柔性”养心，并对其现实价值作了分析和评价。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金融创新

以资产建设理论、激励理论、“代际资产转换理论”、“代际补偿理论”和“代内资产转换理论”为指导所构建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如下特点：整合现存金融制度中的避险功能和投资功能;赋予“机动账户”以贷款权权能;“显化”家庭内部代际“信用互助”契约;发掘账户体系的证券化功能.这些创新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强避险功能”和“强投资功能”,从而具有“强公平性”和“强效率性”.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论国家治理的“有效”与“长效机制”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三农”领域的战略重点和核心议题。然而现有文献对“有效”或“有效性”本源的理论内涵研究不足,导致对是否“有效”的评判标准模糊,难以科学评价衔接的“有效性”。本文认为：从短期视角（完成各项治理的自然周期）来看,国家治理“有效”最终表现为在“合法性”与“有效性”耦合推进下实现乃至超越预期的治理目标和效果。具体来讲,在治理路径上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合力推进,在治理行为上需要“统一行动”与“先行带动”协同互促,进而通过“正向累进”与“负向改进”双重递增来持续提高治理功效,以达成治理“有效”。从长期视角（低阶治理向高阶治理演进）来看,低阶治理“有效”完成后,会在治理“合法性”升级的推动下进入高阶治理,并对治理“有效性”提出新的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因此,国家治理“有效”的“长效机制”即在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治理韧性不断强化的基础上,通过“进阶演进”与“突变提升”不断实现从低阶治理向高阶治理的持续进化。脱贫攻坚“有效”完成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等宏观背景下的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升级,必然促成从脱贫攻坚的低阶治理向乡村振兴的高阶治理进化,因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乡村治理进阶过渡阶段的核心任务。在具体的乡村治理实践中,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的“有效”,需要进一步完善“自上而下”的推进机制,畅通“自下而上”的反馈渠道,双向合力实现治理路径“有效”;需要科学统筹“统一行动”,充分激励“先行带动”,双管齐下实现治理行为“有效”;需要持续强化“正向累进”效应,积极发挥“负向改进”作用,双重递增实现治理功效“有效”;同时,要善于将脱贫攻坚的“有效”经验和模式经过改进升级后应用于乡村振兴实践中,积极妥善地应对各种突发负面冲击,顺利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进阶演进”,并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文尝试基于国家治理理论对“有效”及“有效性”的本源内涵进行解析,进而提出实现国家治理“有效”的治理路径、治理行为、治理功效和“长效机制”,为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及“长效机制”分析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路径启示和政策参考。     

略论"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和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虽然提出的年代、所处的背景、面临的具体任务和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但“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不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三个代表”是“三个有利于”的继承和发展。“三个代表”是新时期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根本保证。     

关于国企改革的思考和建议

国企改革的成败,首先取决于“设计”,然后取决于“施工”。要使“设计”科学合理,“施工”保证质量,应建立“设计”的选择、监审制度,注重选择“施工队伍”和“包工头”,并建立“施工监管”制度。建议国家进一步深化机构改革,设立国有企业经营方式决定部、管理部和经营管理监察部,加强对国企改革“设计”与“施工”的管理和监督。     

坚持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提高“三讲”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当前,我们正在开展“三讲”教育活动。本文认为,必须运用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贯穿“三讲”教育活动的始终,才能进一步提高“三讲”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作者从“三个代表”提出的历史背景论证了“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意义;从理解“三个代表”的丰富内涵、进一步阐明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和目标任务;指出只有坚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才能进一步提高“三讲”教育的质量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