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利用2006—2015年省级数据检验了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十余年来中国金融集聚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加速攀升,区域不平衡和梯度分布特征明显;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显著存在。其中,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制不断优化;中部地区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机制有待进一步调整和提升;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应重点关注中部金融集聚的水平与质量,优化资金投资方向及效率,优先支持创新驱动与生态环保类项目,以提升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双轮驱动还是双向抑制？

金融集聚和区域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可以从地理角度和经济角度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来考察。研究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及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呈现出较强的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金融集聚通过资源配置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创新激励效应和风险管理效应等路径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区域房价通过成本效应和劳动力供给效应等路径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两者互动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抑制作用,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及教育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明显的阻碍作用。     

产业集聚外部性、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和十大城市群的多地域尺度分析

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在不同地理空间的集聚产生众多城市,城市之间的分工和经济联系形成城市网络。产业在城市的集聚可能带来集聚经济或集聚不经济,且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影响城市生产效率的机制不同,因而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并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城市可以“借用”网络内其他城市经济集聚的外部性,但其生产资源也可能被“集聚”到其他城市,因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具有“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两种反向机制;城市间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的发挥,而产业功能互补性的增强会强化“借用规模效应”和弱化“集聚阴影效应”。以2003—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在全国层面,MAR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而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显著负相关（“集聚阴影效应”强于“借用规模效应”）,交通条件的改善会强化而城市功能互补性的提高会弱化这种负面效应。在城市群城市与非城市群城市层面,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但对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和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均具有正向影响,且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功能互补性的提高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十大城市群层面,产业集聚外部性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因此,应进一步强化城市间的产业分工,提高城市功能互补性;城市群发展要注重改善内部交通条件和产业分工,并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非城市群城市应找准自身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定位,与其他城市形成合理分工和功能互补,并改善交通通达条件。     

交通基础设施跨区域的溢出效应研究——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

现有的文献大多证明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围绕基础设施跨区域溢出效应的问题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利用中国1990～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相邻省份的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本地的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跨区域影响是显著为正的;(2)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增长的影响远大于相邻省份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增长的影响,说明交通基础设施的本地效应远远超过跨区域的溢出效应;(3)铁路基础设施与公路基础设施相比,公路基础设施的本地效应更加明显,而铁路基础设施的跨区域影响更加显著。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强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要素配置视角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以要素配置为切入点探究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并划分样本讨论地区间的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通过优化劳动力与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总量生产率。分样本检验显示,内陆地区对人才与资金的需求缺口较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效应的边际贡献显著;由于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结构未能与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相适应,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劳动力中介路径并不显著。     

“虚实”之间：基础设施建设与金融体系发展的互动协调研究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发展,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与其融资方式转变、投资主体不断丰富以及金融创新工具增多密切相关。基于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和金融发展状况,尝试从交通、通信、能源、卫生等方面构建基础设施体系,从金融规模、结构、效率等方面构建金融体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金融体系发展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基础设施建设与金融体系具有较强的耦合关联度,但协调度仍需进一步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体系中的金融规模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较为突出,高于金融效率与金融结构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     

政府干预、金融集聚与地区技术进步

金融集聚是影响地区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而中国的金融集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政府力量的干预。对政府干预影响金融集聚技术进步效应的作用机制进行阐释,并运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对提出的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金融集聚制约了技术进步,政府干预可以促进金融集聚发挥正向作用,但促进效果随时间推移而减弱;与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劳动力流动管制和金融抑制三种干预方式的积极影响不同,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未能改善金融集聚的技术进步效应,不同渠道的政府干预手段均有滞后性;政府干预并非越多越好,其在中、东部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更具积极意义,不同地区应因地制宜。     

外商直接投资、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与制造业集聚——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角度，分别应用SDM模型和GTWR模型，实证分析FDI、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就全国而言，FDI和交通基础条件对制造业集聚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影响在地区间有明显差异，FDI对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较弱；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存在典型的空间非线性递减效应，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影响略低于东中部地区。因此，进一步改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加强外资配套能力建设，仍然是今后相当长时期促进中国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破解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举措。     

开放经济下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技术创新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而金融集聚对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运用2003—2012年中国25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和30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分别实证检验了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影响作用。研究发现,金融集聚不仅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金融集聚还会通过产业集聚效应、服务创新效应、信息扩散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其他如研发人员、纳税贡献度、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发展效率、城市道路面积和贸易等控制变量都对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控制变量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滞后性,且滞后一期时效果更好。     

城市蔓延、地理集聚与城乡收入差距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深入,城市蔓延的社会福利效应逐渐成为热点研究话题。基于我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等多种回归估计方法,分别从城乡收入比和城乡收入泰尔指数这两个层面考察了城市蔓延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并探讨了城市蔓延与地理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城市蔓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先扬后抑的倒U型特征;制造业地理集聚则能够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此外,城市蔓延与地理集聚的交互效应显示,城市蔓延削弱了地理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作用。最后,城市蔓延及其与地理集聚的交互效应在不同区域以及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存在明显的差异。研究结果最终能够为我们从城市结构视角构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体系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金融资源跨区域的聚散,影响了金融网络中相关节点的信息传输与资金流通,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基于200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全样本和分样本实证分析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异质性,研究发现:金融集聚与周边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适度的金融集聚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金融集聚过度抑制周边经济增长,扩大区域间经济差距,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国家政策影响金融集聚对周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体现在倒"U"型曲线陡峭度的变化.因此,建议加快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建设,促进金融集聚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产生,推动湾区经济高质量增长.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

基于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方法，多维度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进行评估。研究结果显示：“宽带中国”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运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缩减数字鸿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创新创业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大中规模城市以及较高传统基础设施水平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增收效应较为明显；而在西部地区、小规模城市以及较低传统基础设施水平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收效应不明显。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周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及中西部地区引资对策

采用分阶段的数据和系统GMM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存在阶段性差异,表现为:外资集聚效应和市场规模的作用增强,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工资负效应、非市场化的阻碍作用减弱,税收优惠作用由正变负,交通基础设施正效应、非国有内资企业的集聚效应消失.据此,中西部地区应积极调整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措施,重点在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完善上下工夫.     

土地财政、金融发展与城市扩张

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5种空间计量模型，通过设置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着重分析了土地财政、金融发展对城市扩张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土地财政对周围城市扩张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金融发展对周围城市扩张存在"虹吸效应"，上述影响随时间呈波动性上升趋势；土地财政与金融发展在推动本地城市扩张方面存在替代关系，但这种替代关系在不同地区层面、不同城市规模层面则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人口集聚是促使城市扩张的主要因素，绿化程度是抑制城市扩张的主要因素；城市扩张具有明显的"时间惯性"，即滞后一期的城市扩张会对当期的城市扩张产生正向影响。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建设差异化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吗--基于2001-2011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考虑交通基础设空间网络布局特性基础上,利用2001—2011年中国省级数据和空间计量研究方法,从直接效应和空间外部效应两个层面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建设差异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在地理空间上已然形成了三类稳固的差异化集群;虽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受其自身空间建设差异化对经济增长负向效应影响,其对经济增长应有的促进效应未能全部体现。虽然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建设差异化存在显著的空间负外部效应,不过该效应正在逐年减弱。扩大交通基础设施覆盖面与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存量两者对经济增长都有着相近的正向弹性,不过前者的实际操作成本要明显低于后者。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建设差异化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吗——-基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中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考虑交通基础设空间网络布局特性基础上,利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中国省级数据和空间计量研究方法,从直接效应和空间外部效应两个层面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建设差异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在地理空间上已然形成了三类稳固的差异化集群;虽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受其自身空间建设差异化对经济增长负向效应影响,其对经济增长应有的促进效应未能全部体现。虽然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建设差异化存在显著的空间负外部效应,不过该效应正在逐年减弱。扩大交通基础设施覆盖面与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存量两者对经济增长都有着相近的正向弹性,不过前者的实际操作成本要明显低于后者。     

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非线性关系、创新效率路径与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

产业协同集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然而,现有文献对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不够深入,关于两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经验分析尚未达成共识,实证检验中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方法也有待改进。本文认为：产业协同集聚会产生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要素共享、知识溢出等正外部性,进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过度集聚产生的拥塞效应和竞争效应也会有损经济发展质量,因而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倒U型非线性关系,并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要素禀赋的不同而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同时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如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产业协同集聚可以通过提高地区创新效率的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采用2004—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稳定性、福利改善和收入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等5个维度评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而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协同集聚总体上促进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表现出“东部地区显著促进、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具有到U型关系”的区域异质性和“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低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影响不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地区创新效率对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中介效应,但样本期间产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率促进效应不显著;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并在其创新效率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在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区域和行业异质性,并探究了创新效率的中介机制和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深化和拓展了相关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应重视产业协同集聚的合理边界,重点支持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并提升产业协同集聚质量,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及其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匹配性,进而通过因地制宜的适度产业协同集聚有效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服务业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和机制研究——基于佛山市2010-2018年制造业的实证检验

基于2010—2018年佛山市27个制造行业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模型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分类检验佛山市服务要素集聚与技术异质性制造产业的业务关联及其影响效率,以探究服务业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大市向智造强市转型过程中,服务专业化集聚对制造效率显著表现为价值创造效应,而多样化集聚则显著表现为...     

金融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金融产业集聚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并有效推动了当地及其周边的经济发展。本文根据金融产业集聚的产生背景,将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地理位置、经济效应、贸易需求、政府推动和基础设施等五个方面。基于此,笔者利用我国2000—2009年31个省市的样本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方法中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证明了经济效应、贸易需求、政府支持、地理位置等对金融产业集聚程度具有正向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我国金融产业集聚的对策和建议。     

金融业集聚与城镇化——基于湖南省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的视角建立理论和计量模型,运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探讨了湖南省1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998年~2013年金融业的集聚效应对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业集聚的优势效应未对城镇化的进程起到显著的推进作用,反而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这主要是湖南省的金融业发展滞后于全国的金融业发展水平引起的,金融业较制造业的发展表现出了明显的规模不经济,这其中国有经济中金融业的发展滞后表现的更为明显。通过对湖南省的金融结构进行有效的引导和调整,协调金融业与制造业发展的关联机制是较为理想的政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