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条款透视:特征、挑战与中国应对北大核心CSSCI

国际贸易协定中的国企条款源于竞争中立理论,其根本目的是消除在国际市场中国有企业由于政府支持而享有的优势地位,保障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公平竞争。随着世界贸易规则的发展,国企条款逐渐成熟与完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一些区域或多边贸易协定的地位日益突出。国企条款将会使我国国有企业走向世界,面对挑战,同时也会倒逼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我国应该积极面对国企条款并加以研究,加快国企改革步伐,完善国内竞争法律法规,提升我国国有企业适应规则、运用规则的能力,为我国经济发展壮大提供强大保障。     

竞争中立还是竞争礼让——美国对华反补贴中的国有企业歧视性待遇研究

从"政府提供货物"到国有企业补贴,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当中将补贴主体资格扩展至国有企业、对"事实上专向性"的承认与"外部基准"的广泛使用,对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形成了隐性贸易壁垒。此种做法表面上看与其一贯鼓吹的竞争中立理念一脉相承,但与欧盟竞争中立实践相比照可知,美式反补贴调查实际要求国企在竞争中进行礼让,放弃与私营企业的竞争。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竞争中立理念,但在国际贸易新规则谈判当中,仍有必要借"中立"的理念对抗他国的歧视。     

中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立场比较及中国对策

中美两国均为全球数字经济大国,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订中,表现出明显的立场差异和博弈竞争态势。本文首先总结回顾了中美两国各自制订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历程。然后针对免征数字关税、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等八个规则议题,系统比较了中美各自的规则立场。随之从数字产业比较优势、数字贸易国内监管体制、国际经贸治理理念以及国际规则制订路径偏好等层面分析了两国规则立场差异背后的原因。最后,基于中国视角,提出了应对美国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竞争的对策建议。     

论GATS中与竞争政策有关的规则及我国对策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广义上由作为本的框架协议和有关附录及部门服务贸易协议所构成。这些协议中含有大量的与竞争政策有关的规则，本的主要内容在于识别这些规则、探求其基本含义及其与成员方竞争政策的关系，并推论GATS主本及各服务部门与竞争政策有关的多边规则的近期发展趋向和我国对策。     

竞争规则:由个体对抗到合作竞争——对波特“产业结构分析模型“的修订

本文首先分析了波特"产业结构分析模型"所揭示的个体对抗竞争规则的不足与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取代性竞争规则:合作竞争,从而对波特模型进行了修订.文中也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合作"这一竞争方式的效应.     

解密WTO贸易准则——入世三年后的思考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有三年多的时间.入世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考验之一就是中国的各项法律、法规都必须根据世界贸易规则审议机制接受WTO的审查.三年多来,国际市场贸易市场竞争的严肃性、残酷性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入世"对我国来说,挑战远大于机遇.     

欧美“网络中立”研究的经济学视角

经济学领域的文献构成了"网络中立"研究的主体。当前关于网络中立研究的经济学视角主要有公共福利、价格歧视、流量管理、政府规制和传统互联网原则。经济学文献总体上反对网络中立规制.具有极端化倾向,难以勾勒"网络中立"研究的复杂图景。文章在分析了"网络中立"的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欧美"网络中立"研究的经济学框架,最后探讨了经济学视角在欧美网络中立研究中的缺陷。     

试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

世贸组织设有专门的贸易争端解决机构.该机构规定了严格的争端解决程序和时限,明确对贸易争端的强制管辖权,保障争端裁决者的权威与公正,并赋予协议规则解释权,强化争端裁决的执行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WTO争端解决机制具有显著的司法化特征.它对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具有重要作用.     

区域贸易协定中竞争政策规则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研究

以64个国家1995—2017年141个区域贸易协定为样本,在测度竞争政策规则深度的基础上,实证考察其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竞争政策规则的强化有助于提升缔约方出口国内增加值。该结果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缔约方制度质量加强了竞争政策规则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促进作用,但区域贸易协定灵活度会阻碍该促进作用。区分条款发现,横向原则与国有企业条款可以促进出口国内增加值;区分国别发现,竞争政策规则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存在异质性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竞争政策规则的强化对第三方国家存在溢出效应。因此,中国应有意识地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合理设计竞争政策条款并逐步提升执行度,打造更为开放透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国际数字贸易及规则新动向研究

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原有的国际贸易规则已经无法完全适应数字化时代的贸易发展要求.由于各方利益和诉求不同,以及数字贸易概念和议题的复杂性,在世贸组织框架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进程缓慢.虽然主要经济体在跨境数据流动、源代码规则、数字税收等方面仍然存在分歧,但在建立公平开放的数字贸易环境、保护个人隐私、数字知识产权、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出现趋同的倾向.在多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取得了积极进展,为在多边数字贸易规则中达成共识提供了一定的启发和借鉴.     

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近期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等问题。对此，应继续稳定和完善现行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建议恢复婚检，加强婚育、保健和教育工作，提高人口素质；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采取有效措施，严惩用B超鉴定性别后有意堕女胎的行为；加强计划外生育的管理，健全城乡基本保障制度，扭转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     

企业购销活动中的折扣与折让核算

商业折扣通常按净额法核算,且要注意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形式;对于现金折扣则可按总额法核算,购销双方对实际发生的现金折扣分别作为理财收益和理财费用处理;而对于购销后发生的折让,双方应分别冲减采购成本和销售收入,并同时调整增值税账户。     

表见代理及其在我国的现实表现

表见代理是我国现行民法中的一项空白。本文借鉴国外立法体例，探讨了表见代理的概念、立法意义、构成要件及其在我国的现实表现。     

加强期刊利用调研 优化书刊资源结构

期刊呆滞和图书不足是高校图书馆的两大难题。通过期刊利用调研,按期刊的利用频度进行合理分配, 可使呆滞期刊转变为素质教育图书、科研图书、电子期刊和电子检索期刊,促进馆藏书刊资源的优化。     

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的法律划分

当前我国财政体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划分不明确,缺乏一个具有刚性的法律规则,从而造成中央和地方事权、财权权责不明确、职能错位、缺乏稳定性和规范性等问题.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是完善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要前提.应通过修改宪法相关内容,制定和完善<中央和地方关系法>、<财政转移支付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从而构建起我国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划分的法律框架.     

生产力标准的绝对性、相对性与科学发展观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邓小平提出了生产力标准，要正确认识生产力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生产力标准是绝对的，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标准又是相对性的，因为社会的进步除了生产力标准，还有生产关系标准，社会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标准；生产力的发展还存在暂时性与长期性，局部性和整体性的矛盾；生产力发展的受益者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都体现了生产力标准的相对性。只有正确的把握生产力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才能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差异的消除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认为不发达国家走向经济发达的机制就是促使现代工业部门发展,随后将利润投资于农业。同时,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大量转移劳动力,经济实现由传统农业为主转向以现代工业为主。从而实现国家现代化。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首先分析中国目前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状况和农民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然后提出应通过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妥善转移安排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发展乡镇经济、改变农村经济结构等措施来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状况,使城乡走上合理的发展道路。     

市场经济与道德理想的价值

当前，认真研究市场经济与道德理想的价值已成为至关重要的课题。本文探讨了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辩证关系、道德建设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和如何重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体系等问题     

政府协调合作与宏观经济振兴的内在关系分析

为了探寻宏观经济振兴中府际协作的作用，从理论基础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入手，并基于博弈理论验证出政府的协作会为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价值。通过建立一种计量经济学回归模型，判定政府协作关系、社会资本投入等解释变量及其他一系列控制变量与区域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内在相关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协调合作与经济发展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实证研究的统计数据结果也显示出，地方政府间协调度指标值的提高能够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率，也能够带动整个市场范围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财政收入的增长。     

政府协调合作与宏观经济振兴的内在关系分析

为了探寻宏观经济振兴中府际协作的作用,从理论基础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入手,并基于博弈理论验证出政府的协作会为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价值。通过建立一种计量经济学回归模型,判定政府协作关系、社会资本投入等解释变量及其他一系列控制变量与区域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内在相关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协调合作与经济发展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实证研究的统计数据结果也显示出,地方政府间协调度指标值的提高能够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率,也能够带动整个市场范围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财政收入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