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法之治”到“良法之治”——浅谈法律的局限性及其克服

"法律局限性问题"首要点在于如何界定"法律"一词的含义。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在我国,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是进行社会调控的基本手段之一,因此法律一词在一般意义上是指成文法体系。笔者即是在此基础上来谈法律局限性的问题。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关系刍议

文化自觉是内在沉淀,文化自信是外在表现,两者之间互为表里.文化自觉是魂,文化自信是魄,只有增强魂魄,才会有清晰的认知和强健的认同.新时期发展理性的文化产业是实现文化自觉与自信的正确路径.     

百年大党领导中国之治:理论范式与制度全景

我国国家发展与国家治理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理论研究中政党却被遮蔽.百年大党领导中国之治的理论范式可以揭示中国之治的独特逻辑.百年大党领导中国之治是以制度为承载,体现在我国国家制度的结构构成及国家治理体系运行过程中.百年大党领导的制度全景和功能机制主要表现为:一是党的中央组织及其制度化运行对国家治理的整体性领导;二是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体制对重大工作的统筹领导;三是党组(党委)制度对非党组织的嵌入式领导;四是归口协调管理体制对具体治理事项的归类领导;五是纪检监察体制对监督体系的统一领导;六是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对军权的牢牢掌握;七是党委统一领导群团工作的制度对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百年大党自身的主体性塑造是决定国家治理效能的最大自变量和决定性因素,因此,要以治党带动治国、催生国家治理效能.     

"意志自由"与"无知之幕"间的意义关系

作为康德伦理学体系的核心概念“意志自由”和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概念“无知之幕”二者在各自的思想体系中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前提假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二者在构建各自的理论体系中具有较为相同的作用,它们二者之间有着共同的理想人格设定,相同的构建理论体系的任务以及相同的理论构建动机。     

论当代中国大学之道与文化自信的关系

当代中国大学之道与文化自信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当代中国大学之道是实现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文化自信是实现当代中国大学之道的内在根基。当代中国大学只有在文化自信中发展才能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才能找到自己成长和发展的底气和根基;同样,中国的文化自信也只有通过当代中国大学去弘扬、去引领、去开拓,才能真正树立中国的文化自信。     

真实共同体:从异化到自由的路径选择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奋斗目标。与人的自由相对立的是人的异化,马克思认为,消除异化,就应当建立真正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是基于人本身的直接联合,社会交往不受与人的本质无关的偶然性因素的支配。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理论对构建自由和谐社会的启示是:人的价值和尊严不能用那些外在于人的东西来衡量,一个社会的制度建构应当体现去身份化原则。     

时代呼唤良法之治

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文回顾了过去十年中国法治建设的历程,认为有形的法治建设已取得明显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基本保证了社会发展各方面“有法可依”,但无形的法治机制推进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继而提出当前中国社会需要良法之治,既要有良法,又要有忠于法律、熟悉法律的执法队伍,还要有严明的违法惩戒机制。     

作为人学的经济管理

从管理的人本意义上说,管理的功用在于树人、立人与人的发展。管理,能否做久做大,取决因素在用人之道,辅人之道。对人如何管理如何辅成,如何成之、立之、达之,这是组织系统能否长远久大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学也应就是人学。这是东方式的管理智慧,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理念。     

司法实践中的规则之治

法治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规则之治。司法实践证明，规则之治应包括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两方面。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实质正义不会脱离程序正义，但却不是仅仅简单地适用法律，而是会考虑“案件外”的事实，在规则的基础上为实质正义寻找依据。但从另一方面说，如果立法包含了过多的有关道德价值观念等实质正义的内容，则会使法律的可执行性受到限制。     

从"管理"到"管治"--西方国家的城市/区域发展与建设

管治（Governance）一词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成为英语国家社会科学（特别在政治理论、政治学、人文地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词汇。     

从建立政权到治理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协商治理的百年历程与实践进路

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协商治理的运用实践经历了从建立政权到推进治国理政现代化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在协商治理方面形成了政党协商、政治协商、社会协商对话等模式,并最终成熟定型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协商治理的发展定型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对政权建设和国家治理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协商治理中处在核心位置,进而也生发出不同于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在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向基层协商赋权增能来推动协商治理的优势转化,信息技术与协商治理的深度融合也可能成为优势转化的新方向.     

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

城市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的中心,经济活动和人口高度密集,面临巨大的资源与环境压力。据统计,2004年中国共有建制城市661个,城市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6%,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1.7%。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进入快速增长期,城市化率从1993年的28%提高到了2004年的41.7%,11年提高了13.7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5.5%、第二产业增加值的64%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86%都来自城市(1)。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管理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着难以应对的严峻挑战。城市管理与城市政府管理在中国,对城市管…     

经济社会治理的裂变:从跨国治理到全球治理

为解决战后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建立在布雷顿森林协议基础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GATT等多边机构在经济领域实行跨国治理。然而这些跨国治理机制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操控，只关注市场自由化，忽视了其它社会问题，因而在民主和公平方面存在严重缺失。为了解决全球经济社会问题，以联合国为协调中心的全球治理模式正在形成。这种治理模式把国家、国际组织、私人部门和NGO等主体囊括到全球问题的治理之中，把经济、社会、环境问题同时作为治理主题，兼顾效率、公平和民主等治理价值，从而超越跨国治理而发生裂变。     

我国金融业渐进式改革的逻辑:以"次优选择"的集合达到最优

在我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 ,纯粹的市场金融制度将无法提供足够的货币供给 ,理论上更优的制度安排往往会被理论上次优但更实用的制度安排所替代。渐进式改革的核心是其制度的演进过程 ,而不是目标 ,是无数次次优选择的加紧过程 ,这个过程是市场机制的标准部件与制度通过“次优选择”相互磨合的整合过程。中国金融业通过次优选择战略的集合来演绎市场关系 ,提高了改革的效率 ,达到了改革的最优。     

从逃避自由到真正的自由——弗洛姆的性格结构理论初探

弗洛姆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看到,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又使人产生了孤独和焦虑感,人们为了摆脱这种焦虑感最终选择了逃避自由。人要真正获得自由就必须建立完善的性格。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应引导人们积极培养生产性性格,从而促进人与社会协调、和谐发展。     

从"双缺口"到"双溢出"——我国引进外资的现状与对策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缺乏建设资金,我国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以加快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近些年来,在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外资流入与国内储蓄"双溢出"现象日益突出,这似乎与传统的利用外资"双缺口"理论相悖,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本文分析论述了我国引进外资从"双缺口"到"双溢出"的变化过程及原因,并论述了在"双溢出"情况下应该如何引进外资.     

从汲取到服务——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新趋势

从汲取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是乡镇政府发展的历史趋势.当前,乡镇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失衡,以及政府间关系的失衡使得乡镇政府陷入了体制困境.构建服务型乡镇政府,关键在于转变职能,重塑乡村均衡,实现多元治理.     

论新闻自由的限制——以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为视角

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与司法独立之间冲突的本质是公民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冲突。美国、德国和日本在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具体界限上有着较丰富的实践,其包括对新闻自由的行为限制和结果限制两方面。其中,行为限制又分为信息限制、报道限制和评论限制;结果限制不仅是对新闻自由限制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行为限制中有权机关自由裁量的重要基准。     

从关税管理走向关税治理——对海关综合治税的治理视角解读与构想

综合治税是近年海关税收管理实践的重大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本文借用当代公共行政的最新成果之一——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与方法,从理论层面对综合治税实践加以解读,探寻其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并前瞻性地展望了关税管理向关税治理模式变迁路径与创新构想,以期进一步充实关税管理理论,并对海关综合治税实践提供一定的前瞻性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