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大股东减持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减税降费、大股东减持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减税降费与风险承担之间显著正相关,大股东减持比例加大也提高了风险承担水平,并且作为调节变量,弱化了减税降费与风险承担的正相关关系。通过滞后效应检验发现：在当期效应与逐渐衰减的滞后效应协同影响下,减税降费政策对风险承担存在持续性的影响。企业属性和特征差异下的非对称效果显著,减税降费政策更能推动高科技企业和高市场竞争程度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本文的研究拓展了减税降费和企业风险承担相关理论研究,为发挥减税降费政策效果、抑制大股东减持套利并提高风险承担水平提供了经验证据。     

减税降费与企业创新投入——基于我国2018年以来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研究

目前我国企业创新活动存在重点领域投入不足、创新产出质量不高等问题。要推动企业持续加强创新投入,稳步提升创新产出质量,需要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2018年以来,我国推出一系列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在降低企业税负、引导企业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减税降费政策存在结构性特点,不同行业受益程度存在明显差别。通过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减税降费政策对重点支持行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减税降费政策推行后重点支持行业的创新投入相对于非重点行业有显著提升;减税降费政策降低税负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重点支持行业创新投入;从减税降费政策对重点支持行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来看,其对非国有企业以及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效果更好。     

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创新的门槛效应 ——基于营商环境异质性的视角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关于中国企业调查的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不同营商环境条件下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该抑制效应在小型企业、东部地区及服务业表现更加明显.基于整体的营商环境指标及市场环境、行政效率和政府关系三个细分指标的分析表明,不同营商环境下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在整体营商环境及行政效率、政府关系方面,营商环境较差时增加信贷支持会抑制企业创新,而在营商环境中等或优良的情况下,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活动;在市场环境方面,无论环境优劣,融资约束都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最后,在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改善营商环境、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融资政策对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

地方政府融资政策逆周期性对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欧拉方程"模型,利用2008年至2015年期间债券发行企业的面板数据,定量研究地方融资平台和普通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研究发现,地方融资平台所受融资约束小于普通企业,放松货币政策有利于缓解普通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地方融资平台融资约束主要受政府融资政策影响.由于地方政府融资政策和货币政策均存在逆周期特征,因此经济下行时,普通企业融资能力在货币政策宽松同时受到地方政府融资政策宽松挤压,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果明显减弱.政府应逐步建立地方政府投融资长效机制,减小其对货币政策调控实体经济的影响.     

政府研发支持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的再审视——基于“脱实向虚”背景下的融资激励视角

利用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在实体部门“脱实向虚”态势形成的背景下,从融资激励视角重新审视政府研发支持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经验结果表明,政府研发支持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激励效应,且该效应在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更加凸显。内外部融资激励效应分析表明,政府研发支持释放了审查认证和技术认证的双重信号,前者发挥“引导效应”,弱化了企业“脱实向虚”倾向,从内源融资上正向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后者通过带动外部资金产生“杠杆效应”,从外源融资上激励企业提升创新能力。进一步的联合中介效应检验验证了政府研发支持的信号传递机制。此外,经过PSM+DID估计、多期DID估计以及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核心结论依然成立。文章结论验证了政府研发支持在企业内外部融资渠道拓展中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府创新政策的设计应以市场机制为基准,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引导作用。     

金融资源视阈下资源认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企业可用资源早已不限于内部自有,对外部潜在资源的认知结果也成为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作为为企业创新输送资金的关键要素,金融资源在众多创新资源中显得尤为重要。研究将企业金融资源获取视角拓展至认知层面,分析外部金融资源认知与企业创新之间的作用关系、融资约束在二者中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企业透明度对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分析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果表明对外部可用金融资源的全面认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进而增进企业创新产出,企业透明度正向调节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说明金融资源认知多样化有利于打破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高水平企业透明度可以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结论为企业发掘潜在金融资源、增加创新绩效提供了认知层面的新思路,并阐述了立足企业透明度情境分析创新资金利用效率提升的必要性。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能否激励企业创新?——基于专利数量与质量的分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面对外部技术封锁的全新历史条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能否突破制约企业创新的融资约束障碍?从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视角检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对企业真实创新产出的影响,并重点识别哪种类型企业在政策激励下实现了创新水平的提升。研究发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政策有助于提升企业真实创新产出水平,其不仅表现在创新数量上,而且表现在创新质量上。机制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政策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的方式进而影响企业真实创新产出水平。异质性结果显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方向和程度取决于企业的个体特征与外部环境,相较于其他类型企业,民营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在位企业以及东部、西部与东北部地区企业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政策更加敏感。     

政府补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1—2018年深交所25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样本,应用负二项回归,实证研究了政府补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并分析了在不同生命周期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融资约束起到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而科技型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会减弱政府补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来看,无论处于成长期还是成熟期,政府补贴均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融资约束对政府补贴与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而对政府补贴与成熟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最后,本文从融资约束和生命周期两个角度提出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建议。     

政府研发补贴、关系型融资和企业创新——基于我国沪深A股高新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通过选取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高新科技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政府研发补贴、关系型融资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即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了企业创新,并且这种效用在中小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了企业关系型融资,进而有效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但关系型融资并未在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起到渠道作用。本研究结果丰富了政府研发补贴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为政府制定研发补贴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数字化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机制研究

选取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考察企业数字化对其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以及风险承担与市场竞争对二者之间关系的中介和调节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对其绿色创新质量具有提升作用,风险承担在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创新质量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市场竞争对企业数字化与其绿色创新质量之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对中央企业的促进作用比地方国有企业大;与规模较小企业相比,规模较大企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与处于衰退期的企业相比,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能够为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安排和政府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企业创新绩效

本文利用2013—2017年上市企业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效果、影响机制,并探究了产权性质、规模、市场竞争程度、融资约束、管理层薪酬及控制权激励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第二,研发投入在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第三,政策在国有、规模较大、市场竞争程度较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管理层薪酬激励或者控制权激励较强的企业中实施效果较好.据此,本文针对政府和企业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建议.     

二代继任者社会资本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基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实施期的分析

以2005—2016年进入代际传承实施期的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二代继任者社会资本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代际传承实施期,二代继任者社会资本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有提升作用,但这种作用在政府质量较高的地区有所削弱。无论地方政府质量高低,二代继任者发展非权力性社会资本都会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但在地方政府质量较低时,二代继任者更加依赖权力性社会资本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会计绩效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二代继任者社会资本会加剧这种关联。     

开放式创新与企业ESG表现——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

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指引下,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表现的ESG理念愈发受到推崇。开放式创新通过整合企业内外部创新资源,有助于驱动企业ESG表现提升,受到理论和实践界广泛关注。基于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并检验了开放式创新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得出结论：开放式创新广度、深度的提高对企业ESG表现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创新效率、分析师关注在开放式创新影响企业ESG表现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生命周期处于成熟期、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中,开放式创新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明显。企业应积极寻求创新合作机会,注重提升创新效率,合理应对外界关注,因地制宜地采取行动;政府需要发挥好监督作用,为企业提供适当的政策保障与金融支持。     

政策性股权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专项建设基金的自然实验

本文以专项建设基金对企业的政策性股权投资作为政策冲击,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这种创新工具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专项建设基金的股权投资在总体层面并没有对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在中等股权投资强度下,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会显著提升。企业贷款能力在股权投资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相较于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股权投资对企业贷款能力的提升更强。总之,本文证实了政策性股权投资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异质性影响和企业贷款的重要作用,为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提供了新的证据。     

信号效应、政府补贴与融资约束

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的融资约束已成为企业不可回避的问题。政府补贴被视为国家经济宏观调控中“一双有形的手”,在对政府补贴与融资约束关系的分析中其信号效应常被忽视。选用2012—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现金—现金流敏感度模型,探讨分析信号效应、政府补贴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可以缓解外部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具备信号效应;政府补贴及其信号效应对于企业的融资约束有调节作用;进一步结合不同背景条件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民营企业、非制造业行业、西部地区企业,政府补贴释放的信号效应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更为显著。     

财税政策效应、政府效率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以28个省份2002—2017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财税政策、政府效率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系。实证结论表明,财税政策能够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且政府效率更高,财税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相对于国有企业和市场化程度更低的地区,财政政策、政府效率在非国有企业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效果更佳。进一步检验财税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发现,资源配置优化效应、研发成本和风险降低效应、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是财税政策的重要传导机制,且资源配置优化效应、研发成本和风险降低效应、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均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地方政府债务、政府补助与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

地方政府在履行经济建设职能的同时也会给市场主体带来较大影响,其行为决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2012—2021年我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行为对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地方债务扩张加剧了企业融资约束,政府补助则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并且当地方债务扩张对企业融资约束存在不利影响时,政府补助能够有效削弱这种负面效应,但结果存在区域和企业性质异质性。因此,地方政府应规范自身举债行为,实行差异化的债务管理策略,政府补助也要关注补助的对象选择和资金效率,提高政策导向性。     

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探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释放的发展红利日益凸显。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然而较少从资金来源角度深入探究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同时发挥作用,进而选择用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分别作为反映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代理变量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的发展会降低企业之间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进而更好地满足企业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相比之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商业信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其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的正向中介效应通常也比商业信用更强;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会因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当宏观经济上行、市场处于扩张状态时更强;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受到政府发展战略的影响,表现为政府越重视和鼓励创新则越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因而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可能相对更强;而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企业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偏好相关,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哪类企业的创新活动,则在该类企业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较强。利用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上述观点。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基于资金配置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探讨,并对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和异质性分析,从资金配置方式角度拓展了数字金融领域的研究视角,也从数字金融角度深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资金配置的改善存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种方式,进而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具有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两条路径。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挖掘和发挥数字金融的共享和普惠优势,使所有经济主体在统一的大市场上平等地享受资金配置优化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增强政府补贴、政策优惠等的针对性、导向性和信号性。     

政府隐性担保预期对城投债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2022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的综合治理提升到了极为重要的高度。厘清政府隐性担保预期对城投债的影响,有利于在防范金融风险和防范地方债务风险之间取得平衡,促进金融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基于外生政策冲击的视角,文章探究了政府隐性担保预期的下降对城投债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在2014年打破刚兑政策出台后,政府隐性担保预期的下降导致城投债流动性显著恶化,而违约风险是政府隐性担保影响城投债流动性的重要渠道。研究还显示,打破刚兑政策带来的城投债流动性下降,显著提升了城投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以及城投债的二级市场信用利差。研究结论对于防控金融市场风险、逐步推进削弱政府隐性担保相关政策以稳定市场预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R&D补贴与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数字经济产业的检验证据

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上市企业数据,根据信号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分析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讨论融资约束与企业风险承担对R&D补贴信号传递的双重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R&D补贴对传媒及互联网服务行业科研投入、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高创新能力企业,R&D补贴对低创新能力企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大规模和国有控股企业,R&D补贴对中小规模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科研投入与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R&D补贴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促进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制定数字企业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重要检验证据.